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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作者迪尔克·克斯勒为蜚声国际的韦伯研究者，深耕韦伯生平历史及思想多年。本书采用文学化的语言讲述了韦伯其人其事，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勾勒出韦伯的思想肖像。作者夹叙夹议，将韦伯艰深、晦涩的思想编织进其生命历程当中，使得读者更好地走进韦伯的生活世界。对于这样一位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克斯勒的这部传记将韦伯的智识遗产全面介绍给读者，帮助读者把握时代的理性化进程。
■ 本书视野宽广，在历时性上，作者从韦伯的父辈开始故事的讲述，一直到韦伯去世时的战间期为止，这一段时期几乎与德意志崛起后又衰颓的历史相重合，从中可以读出国家兴亡与个人命运的紧密交织；在共时性上，作者既纳入了韦伯生命中“重要的他者”，如亲友、恩师、学生等人的一手回忆资料，还讨论了韦伯所处的德国学界的学术生态。
■ 书中的46幅珍贵插图，涵盖了马克斯·韦伯幼年时期、大学时期、参军时期直至逝世的影像，以及那些与韦伯一生密不可分的重要亲友的肖像，此外还收录多张韦伯本人收藏的艺术画作。
■ 本书由德语直接译出，译笔流畅、精准，更有国内韦伯专家阎克文教授作审校，此外，作者为中译本特地撰写了万字序言，充分阐释了韦伯思想对于当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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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迄今蕞为详尽的马克斯·韦伯传记；人类思想史上无法逾越的丰碑人物；铁与血的追随者、诚与真的守护神。
1920年6月14日，在彼时革命风起云涌的慕尼黑，一场薄暮时分的雷雨降下，最后一波“西班牙流感”收割了马克斯·韦伯的生命。在临终谵妄之际，他用一副高深莫测的语气说道：“真实就是真理。”
这部传记，是韦伯研究专家克斯勒对传主求真之路的回溯，从19世纪中叶韦伯家族父辈活跃时期开始，直至他本人生命历程告终的战间期，入微的叙述，盘桓于普鲁士崛起复又衰颓的历史当中。马克斯·韦伯，这位社会学巨擘、普鲁士公民和恋母之子，他所经验的世界，他所遭遇的少年得志、丧父悲痛、精神崩溃、战争亢奋等人生跌宕，还有他所周旋的德国文化科学界，一一在书中得以呈现。
克斯勒借用大量往复书信、回忆录、影像等史料，再现了韦伯强烈的生命意志，同时选取了他所作的诸多重要的学术文本，探讨其诞生背景、运思过程以及后世影响，映照出韦伯未以时迁而黯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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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德］迪尔克·克斯勒（Dirk Kaesler），1944年生，1972年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汉堡大学、科隆大学以及马尔堡大学任教。编著有多部马克斯·韦伯研究作品。
译者
高星璐，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文学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黄自勤，德国基尔大学工学硕士，现为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德语讲师。
审校
阎克文，浙江大学兼职教授、马克斯·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讲座教授，译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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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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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为什么今日的中国读者要读这本书？
第一章 舞台筹备中
第二章 爱尔福特—柏林—比勒费尔德—海德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第三章 夏洛滕堡之子（1869—1882）
第四章 大学生先生和一年期志愿兵（1882—1888）
第五章 博士先生和编外讲师（1889—1893）
第六章 弗赖堡的教授先生（1894—1895）
第七章 伤口（1896—1899）
第八章 康复者、新教和学术（1900—1904）
第九章 美国游历者、俄国观察者和学术组织者（1904—1909）
第十章 海德堡的独立学者（1910—1914）
第十一章 大战（1914—1918）
第十二章 维也纳和慕尼黑的教授先生（1918—1920）
第十三章 结局（1919—1920）
附录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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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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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日的中国读者要读这本书？
在今日的中国，人们为什么要读一本讲述一位生于1864年、卒于1920年的德国学者，其生平与事业的书，这并非一个琐细的问题。况且，本书在整体上力求做到的一点，乃是要将他的生平与事业置于一个庞大家族体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相互关联之中去。
本书出版于2014年，适逢他的150周年诞辰，我特意用这样一句话作为开篇：“马克斯·韦伯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然后我概述了是什么将我们今人与普鲁士公民马克斯·韦伯所处的世界分隔开来。他所经历并思考的，是19至20世纪的过渡时期，他也通过某些概念略微参与塑造了这一时期，因为他本人曾力图用这些概念来理解和解释这段历史过渡期的复杂进程。
对于我们21世纪初的当前世界，马克斯·韦伯不可能有任何了解。那么，今天的人们为什么还要读这本书呢？何况，这位普鲁士人、思想家和恋母之子（Muttersohn）创作其学术著作的那个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已离今人的生活十分遥远了。他的著作卷帙浩繁，其全集出版直至2020年方告功成，共计47卷。这些著作是否真的属于连我们今人也必须加以研究并为我所用的人类文化遗产呢？
反对阅读本书的理由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当代，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追问，凭什么我们仍要遵循或理当遵循那些来自“西方”或“欧美”的白人、老人、大多已故之人的思想和理论？
较之于他者，“西方人”具有更高程度的分析性思维、个人主义、可信度、勤奋、诚实、自制、耐心和非个人的“亲社会性”，这些说法究竟是否属实？几个世纪以来臆造了欧洲实现“现代化”之“特殊途径”的“欧洲中心主义”——该词始终同样意指北美洲——不是已然一去不返了吗？
马克斯·韦伯无疑是这些“宏大叙事”其中之一的重要作者，根据他的叙述，只有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才有可能不再以亲属关系的结构来组织其人口，而是引导他们自愿结成新的联盟，从中便产生了修道院、教徒公会、行会、阶级、城市和国家等机构。正是由此产
生的启蒙运动、工业化、官僚制和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结盟，导致此种模式首先塑造了欧洲社会，并从那里出发征服了北美，继而征服了整个世界。
根据这一宏大叙事，正是这种国家与宗教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经济与政治脱钩、规范与经济和政治之子系统脱钩的模式，以及民族国家的发明，才催生出“现代”。正是基督教的“胜利进军”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性道德，它借助一夫一妻制戒律和乱伦禁忌，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了一种十分独特的男女婚姻观念，并以此终结了一切传统的部落主义社会模式。正是这个原因，西方城市才出现了非个人的市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理性的”、主导着民主国家政治竞争的国家建构。“现代化”和“理性化”已然成为意指所有这些多样性进程的两个标题。马克斯·韦伯以其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影响的宗师级叙述，当之无愧地堪称世界上这一叙事最重要的一位作者。
如今，很多人都在批评这种通过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推进“文明开化”的所谓“成就史”。他们的反向叙事论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他们指出，通过奴隶贸易和残酷战争，欧洲对各个完好大陆的征服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种欧洲化和基督教化摧毁了完好的文化和文明。这些反向叙事还谈到，全球肆虐的资本主义和压倒一切的官僚化将日益限制，并终将摧毁人类的自由。
赞成阅读本书的理由
正因如此，人们才有一切理由来细致阅读这本关于马克斯·韦伯生平与事业的书。毫无疑问，正是这位德国学者，试图以种种方式在思想上重构“理性西方”的“优越性”。但也正是马克斯·韦伯，对于官僚制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所造成的长远影响发出了振聋发
聩的警示，因为这些影响让他本人深感不安，而他也在苦寻出路，以逃离这个“顺从的铁壳”。
为避免提前透露书中的内容，在这里，我想对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社会学”加以概述，并以此说明本书为何值得一读。
“音乐社会学”所探讨的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有哪些中国作曲家堪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或莫扎特比肩？进一步的问题是，欧洲的音乐厅为什么不演奏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而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却为什么会在当今中国频频上演？为什么欧洲的钢琴在当今中国的弹奏频率，远高于中国的古筝在欧美的弹奏频率？
马克斯·韦伯在56岁去世时，遗留下许多未竟之作。大量署名马克斯·韦伯的出版物都是在他身后发表的，这主要归功于他的遗孀兼遗产管理人玛丽安妮·韦伯所付出的努力。从世纪之交开始，马克斯·韦伯创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发展一门“社会学”，不过他的“社会学”与投身这一全新科学领域的众多同行的想法相去甚远。
他的“普通社会学”阐述，他使用的直白语言和清晰概念，以及他提出的“价值判断无涉”要求，都标志着马克斯·韦伯致力将社会学建设成一门理解性的，同时也是解释性的独立社会科学，其首要责任，乃是唤起人们对社会经济事务的认识兴趣。
尽管他留给后世的著作颇具复杂性，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确定两个核心的概念性叙事：他对现代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经营）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相生、无所不包的社会“理性化”的分析。“理性”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而将这个概念适用于社会学语境，乃是韦伯的功绩。根据韦伯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有远见地为某种目的而采取手段，在预期的可能性基础上这样而非那样行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目的）理性”的。韦伯在分析新教的文化意义时已有强调，各个行动的目的和动机不一定符合人们对“理性”一词——就“理智”意义而言——的日常理解。根据他的观点，宗教原教旨主义催生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现代“理性”经营资本主义，反而是一种非理性。
马克斯·韦伯自幼就对各种形式的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和详尽了解。有产且有教养的市民阶层的家境出身，必然导致他终其一生都爱好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建筑、音乐、文学，和以戏剧为主的表演艺术。全部学术著作以及连篇累牍的书信都证明，对马克斯·韦伯来说，那些种类与来历莫不迥然有异的艺术作品，是他思考、言说和行动的重要参照点。马克斯·韦伯对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的提及援引无数，说明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一位接受过全面教育的文化市民，并热情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消费。
他的艺术爱好同时也发展成了学术兴趣，单举一个事实便足以证明。在1910年10月的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家大会上，他在针对维尔纳·桑巴特所做专题报告《技术与文化》的讨论发言中，提出了他后来在该领域所研究的问题：“艺术领域的形式审美价值，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非常确定的技术状况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对纯粹的技术方面和经济–社会方面加以区分。”据玛丽安妮·韦伯报道，她的丈夫曾计划“有朝一日”撰写出“一本涵盖所有艺术的社会学”。在这个计划中，马克斯·韦伯仅仅完成了题为《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Die rational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Musik?）的试作，这里将予以简要论述。这篇文章估计写于1910至1911年，直到1921年韦伯去世后才出版，它作为附录发表在《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前四个版本中，目前在马克斯·韦伯全集中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全集内容广博，人们可以从中读到大量关于艺术品及其制作过程的论述，而我这里要谈及的，乃是发表于1921年的遗作《音乐社会学》（?Zur Musiksoziologie?）一文。
马克斯·韦伯一生都和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他走过了一个富裕市民家族子弟的典型发展历程，上过声乐课和钢琴课，也定期欣赏音乐演出。他在音乐培训中的表现虽不十分出色，但总是兴致盎然，由此可见，他是一个“音乐鉴赏家兼爱好者”。
在1910年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家大会的筹备过程中，音乐这个主题第一次与他产生了学术上的联系，当时他正在钻研技术的理性化和管弦乐配器。他与技艺娴熟的瑞士钢琴家米娜·托布勒的恋情大大加深了他对音乐的爱好。他在1912年给妻子玛丽安妮写信，也在1913年致信他的出版商保罗·西贝克，说他正在筹划一门“文化内容（艺术、文学、世界观）的社会学”，而他的音乐研究就是在这个方面的初次尝试。尽管他断断续续地反复研究，但还是未能完成此项工作。
韦伯去世后，玛丽安妮·韦伯和特奥多尔·克罗耶尔从他的遗稿中整合、编辑并出版了该论文。第一版的标题《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已经表明了问题所在：该标题并不特别贴近研究内容，而更严重的问题是，韦伯本人从未提议或使用这个标题。他自己谈到的，是他的“音乐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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