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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有别于同类图书案例分析、追责、批评的叙事框架，本书以校园欺凌受害者家长的锥心亲述，直抵欺凌行为的本质，激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阅读一个个沉重的案例，特别是倾听了孩子们的遗言，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读者都将深切感悟到，痛苦是不可比较的，质问受害者不够坚强是何等虚伪自大。要阻止悲剧发生，只有杜绝欺凌行为本身。
本书虽成书较早，如今读来却毫无隔膜感。校园欺凌一直是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悲剧总是一再上演。然而，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1999年至2005年间，欺凌自杀事件的数量却是“零”。这反映了学校和教育行政当局应对欺凌问题时重私利轻责任，瞻前顾后、束手无策，因而一味粉饰太平。资深自由记者和纪实作家镰田慧，采访12个因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父母，通过他们的证言，揭露教师的冷漠疏忽、校方的推卸责任与教育委员会的明哲保身。严峻的现实令人忧虑，更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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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四处走访自杀孩子的父母，是想了解那些受到欺凌的孩子的感受。因为被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无法直接去倾听他们的心声。但是，通过多次去拜访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聆听他们的悲叹，将孩子逼至自杀境地，或者说是未能尽到挽救他们生命责任的当代学校，以及残酷凉薄的孩子们的世界，逐渐浮现在眼前。
甚至于，这种将人欺凌至死的残酷，在事件之后还蔓延到受害者的父母，转变成区域对被害者家人的孤立问题。这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
——摘自本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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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镰田慧
1938年出生于青森县。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曾是新闻和杂志记者，后成为自由作家。著有大量纪实作品，包括《从死刑台生还》、《前往日本列岛》（全六卷）等。另有作品集《镰田慧的记录》（全六卷）。1990年凭借《反骨：铃木东民的一生》获新田次郎文学奖。1991年凭借《六所村的记录》获每日出版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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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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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Ⅰ 痛失孩子的父母们如是说
1 欺凌者眼中的五分之一，对被欺凌者来说则是五倍
2 在亲戚“绝不会输”的鼓励下，我借钱打了官司
3 因孩子自杀而被舆论指责教育不当的父母
4 没有遗书，欺凌就不被承认的残酷现实
5 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孩子和老师
6 对如此没有诚意的学校只能起诉
7 这是集体私刑，并非所谓的“不过是欺凌而已”
8 老师在学生面前声称“自杀是因为他自己软弱”
9 逐渐升级的语言欺凌
10 一句“对不起”都没说的班主任和校长
11 想对认为“我家孩子是欺负人的那个，所以我很放心”的家长说
12 学校不是搭上性命也要去的地方
Ⅱ 欺凌自杀发生之后……
欺凌自杀发生之后
冷漠杀人
校园欺凌与教师和家长
欺凌与迎合
欺凌自杀尚未消失
老师，请做个人吧！
出处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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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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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欺凌自杀事件一旦发生，马上会引起媒体的大肆报道，但又会很快沉寂下来。这是因为有人“担心”对欺凌自杀的报道会诱发下次自杀。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1999至2005年，欺凌自杀的报道为零。这充分表明上述对报道的担心已然常态化。
“消除校园欺凌”的呼声湮没在“教育界”这一官僚制度中，他们抑制发声，即使存在校园欺凌也绝不承认。因为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学校里，老师们也如缩头乌龟一般避之不及，谁都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他们就像在等待冰雪融化一般，沉默不语地等待着欺凌问题自然消失。
然而，2006年夏季至冬季，自杀的孩子们留下的控诉欺凌的遗书，一封又一封接连被发现，媒体也注意到欺凌自杀的悲剧仍在不断发生。于是，媒体再次热切关注这一问题，并通过系列连载等形式极力发声，呼吁孩子们“不要自杀”“不要认输”。
传达这些呼声的报道虽不能说毫无用处，但确实对阻止造成孩子们自杀的元凶——校园欺凌行为——成效甚微，而且“不要自杀”的呼声，也颇有让孩子们一味忍耐之意，无法令其释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也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类似的文章。
2006年8月中旬，在爱媛县今治市的离岛上发生了一起惨案，一名初中一年级的男生在电线杆上上吊自杀了。被公开的遗书中写着以下内容。
“近开始厌倦活着了。在班里总是不断有人骂我‘穷光蛋’‘小偷’，这些辱骂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每当那时我就会很伤心。这种日子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我已经受不了了。那些家伙们每天都以嘲笑我为乐。因为以上这些事情，我决定死掉……”
从遗书中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的性格有着超越一般初一学生的冷静沉稳。尽管如此，他终却以一种孩子气的解决方式，冲动选择“因为以上这些事情”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人们根本来不及阻止他。实在是遗憾至极。“穷光蛋”“小偷”，愈演愈烈的辱骂持续了三年，男孩通过自杀对这种凌辱作出了无言的反抗，这令我心痛不已。这也是对男孩周围歧视贫穷的价值观发出的拷问。
同年10月，在福冈县筑前町，一名初中二年级的男生长期被同学辱骂“去死吧”“真让人火大”“讨人嫌”“让人恶心”“真碍眼滚一边儿去”等等。听到这些否定他存在价值的骂声，这名男生难以忍受，说出“真想死啊”一类的话语，然而据说同学听到他的话后更加过分，嚷着“你真想死的话就脱下裤子让我们看看”，并试图扒下他的裤子。
欺凌并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暴力，集体进行语言暴力的情况也很多见。2005年4月，在山口县下关市，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女生便因不堪忍受其他女生们的辱骂而自杀。
筑前町的那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留下遗书，自杀身亡。遗书中写道：“都是因为受到欺凌，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这句话饱含着对周围同学的抗议，同学们听到他痛苦到想要自杀的悲鸣却表现冷漠，甚至嘲笑起哄道“撒谎”“如果是真的就死给我们看啊”。
在他死后，调查发现，这个自杀的孩子初一时的班主任一直说他是“伪君子”“骗子”。据说，当孩子的父母去追究责任时，班主任却回答说这个孩子“脾气好，容易开玩笑”。12天后，在岐阜县瑞浪市，又有一名初二的女生也因不堪忍受篮球社团里同一级同学的欺凌而自杀身亡。
同样因在社团遭遇欺凌而自杀的案件，还发生在2005年12月。长野县立丸子实业高中的高一学生高山裕太，因在排球社团受到欺凌而自杀身亡。然而，长野县教育委员会的代理会长，却在县议会答辩时，毫无根据地声称“这不是因欺凌导致的事件”。我现在正在追踪采访这一事件，孩子母亲向当地教育委员会以及警察寻求帮助，却被当作“精神异常”处理。可以说在这些事件中，相关行政部门与学校都参与了欺凌。
这所以排球等体育项目闻名的体育名校，校方的处理方式颇为异常，他们以排球社团中参与欺凌的施暴方（高中生）的名义，与球队教练一起，对受害者的母亲提起诉讼，控告她侵害名誉。而这次事件发生前不久，在长野县还发生了一起初中生因在乒乓球社团遭到欺凌而自杀的事件，至今仍被掩盖。
尽管发生了如此多的欺凌事件，但实际上欺凌问题依旧毫无改观，教育委员会也好学校也罢，都不想承认悲剧是由欺凌引起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业绩。而且，近出现了通过手机以及电子邮件等实施欺凌的事件，更加不易被察觉。
1986年2月，在东京都，因为以“葬礼游戏”为名的欺凌行为，初中二年级学生鹿川裕史被逼自杀（详见本书章）。由于包括班主任在内的几名老师也参与其中，这次的欺凌事件令社会震惊。然而，这场惨剧刚被人们淡忘，在8年后的1994年11月，再次发生了类似事件。爱知县西尾市，初中二年级学生大河内清辉因欺凌自杀身亡。欺凌问题顽固存在于集体中，这一事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时至今日，校方依旧不改旧态，逃避推脱责任，甚至否认发生过自杀事件。
已经有了如此多的牺牲与教训，本应至少能够摸索出解决欺凌问题的方向。然而，学校与相关行政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应对毫无进步，冥顽不化。
文部科学省以前对“校园欺凌”的定义是：
“对比自己弱小者单方面持续施加身体上、心理上的攻击，使对方感到强烈的痛苦。”
这一定义中的用语，反而被用作反击对欺凌进行控诉的工具，如抓住被害者的抵抗行为说事，用非“单方面”行为或非“持续”而是短期行为等做文章，甚至“强烈的”这一用语也容易被利用。旧定义受到诸多批判，进入2007年之后，文科省对“校园欺凌”作了重新定义，变更为：
“受到人际关系中的某人的心理上、物理上的攻击，致使精神感到痛苦。”
新的定义不再是用来否认校园欺凌的工具，扩大了定义的范围，使校园欺凌更容易被认定。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改变滋生校园欺凌的环境。
在今治市初中一年级男生自杀的案例中，该男生就是因为被同学嘲笑“穷光蛋”“小偷”而选择了自杀身亡。这是一个贫困被歧视的时代，我们身处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社会阶层分化与歧视越来越严重，这或许促进了暴力化时代的形成。有人无法获得稳定工作，即使工作也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多。
提到欺凌，我联想到饲养着数万只鸡的巨大的鸡舍。养在里面的鸡终其一生都不曾下地，生活在狭小的笼中，拥挤不堪的鸡舍散发出臭味。与此相比，用于平地上放养方式的小型鸡舍则不会发臭，甚至有种淡淡的香味。这种环境中的鸡脾性温和，不容易神经质。同理，我们不仅应该给孩子们留下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环境，也要思考如何给他们创造尊重人的社会环境，这才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根本。
正如本书中所言，我四处走访自杀孩子的父母，是想了解那些受到欺凌的孩子的感受。因为被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无法直接去倾听他们的心声。但是，通过多次去拜访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聆听他们的悲叹，将孩子逼至自杀境地，或者说是未能尽到挽救他们生命责任的当代学校，以及残酷凉薄的孩子们的世界，逐渐浮现在眼前。
甚至于，这种将人欺凌至死的残酷，在事件之后还蔓延到受害者的父母，转变成区域对被害者家人的孤立问题。这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次，被欺凌的是我们。”
“这次，我们被视为加害者。”
这是被害者的父母所承受的双重悲剧。
为什么孩子会受到欺凌？受到怎样的欺凌？他或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为什么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父母们真的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子女遭遇着欺凌、没有察觉他们决定自杀吗？这些是有孩子的父母们共同的疑问。
自1994年年末，欺凌自杀事件开始增加。如前文所提及的，我受《朝日新闻》的委托，发表了一篇题为《孩子们啊，不要轻生》的短文。然而，文章发表后欺凌自杀事件依旧不减，在感到无力的同时，我也深感肩负的责任。我想，“不要轻生”这句话没有传达出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就在此时，《周刊现代》策划了在全国走访因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家庭的活动。
我写了很多封信，终于得到一些家庭的许可，前去采访。其中有的采访对象我访问了两次甚至三次。
于父母而言，不幸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不必说孩子因为受到欺凌而自杀离世。孩子们自己肯定很痛苦，他们的父母亦是如此。这些父母们陷入日夜痛苦的深渊，再向他们询问孩子自杀的详情，这是件极为残酷的事。但同时，失去孩子之后又被当地孤立的父母们，所诉说的悲痛也是尤为深刻的。这些父母们身处悲哀的深渊中，他们所看到的学校、教育委员会以及同一地区的其他父母们的自私面貌，也是现代日本的普遍样态，而这些正是将孩子们逼至死亡的社会现实。
教员与学校是否感觉孩子自杀给自己添了麻烦？
父母们是否曾想过与其让自己的孩子被欺凌，倒不如让他们成为欺凌者？
学校是否考虑过校园欺凌问题被关注会损害学校的声誉？教员是否担心过自己的晋升会受到影响？欺凌自杀发生的地区是否也曾担心自己会被牵连？
这便是校园欺凌的社会结构。
“了解被欺凌的孩子们的感受，这应该是基本的事情吧。”大河内清辉的父亲大河内祥晴如此感叹。这是解决欺凌问题的前提条件。然而，应该承负责任的教员，却试图将责任转嫁到孩子的性格与家庭问题上。因为这样做自己的责任就会变轻。
现在，精神医学家与心理学家们讲着“自杀连锁反应”，得意洋洋地大谈不能将原因简单化、不能美化事件等。然而，自杀的孩子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留下遗书，来控诉他们遭遇欺凌的恐惧，这些专家们却无视孩子们自己的控诉，自顾自地高谈阔论。这实在是奇怪至极。
错的不是自杀的孩子，错的是欺凌者以及纵容欺凌的教员。而媒体在谈论着父亲和家庭应该如何如何，社会学者们在论说着家庭中父亲缺失的问题，似乎是在说问题出在受到欺凌的孩子们的父母身上，但他们却对欺凌者父母的教育问题以及欺凌行为置之不理。而且，该讨伐的难道不应该是激化双方矛盾的学校吗？
我所采访的14位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深入思考他们当时应该怎么做，这自不必言。在进行采访的1995年至1996年，很多受访遗属，经历骨肉分离的痛苦尚不过数月，因此有些人可能在情绪上比较激动。但是，应该也没有失去了孩子尚能保持冷静的父母吧。
采访的内容汇编成《那时哪怕说一句话也好》原书名见本书“出处一览”。一书，于1996年由草思社出版。如今，该书得以重版为文库本，借此时机，我祈望通过本书，能够让那些听到孩子们悲鸣的教员们，不要再躲避在学校这一组织中，而是作为一个人，积极直面漠视人性的欺凌问题。
并且，我希望借此能够加深各个地区的家长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祈愿可以将这些父母们的悲叹传达给打算自杀的孩子，尽可能将哪怕多一个孩子从欺凌自杀的悬崖边拉回来。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正文中细线内的文章为我本人所写，粗线框起来的内容为遗书介绍，所注年龄等皆为事件当时的信息。
2007年1月
镰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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