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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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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的农民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化大趋势下农民面临的困境，探索现代农村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美国当年的经历存在很多差异，但也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和社群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性，研究和总结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有着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其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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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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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美国历史上从早期自耕农性质的小农场经营到19世纪后期农业全面市场化过程中农民命运的变化，重点分析了工业化转型对农民境遇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联合与抗争，让学术界对这个数量庞大却相对沉默的弱势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短板，也为全面认识世界现代化转型做出贡献。 研究19世纪美国工业化时期的农民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工业化大趋势下农民面临的困境、探索现代农村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总结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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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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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祖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文化史，著有《进步与公正：美国早期的共和实验及其在工业化时代遭遇的挑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发表学术文章五十余篇，为国家重大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天府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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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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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美国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综述
二、美国历史上的自耕农农民和资本主义农民
三、美国的农业传统与农业神话
四、城市化转型中的乡村情结
五、内战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
章 从独立到内战时期的美国农业、农村与农民
一、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农业社区
二、建国初期的自耕农农业
三、从建国到内战时期的国家政策
四、西进运动与中西部农业区的开拓
五、南方各州的畸形农业——奴隶制种植园
六、从自耕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过渡
第二章 西进运动凯歌掩盖下的农民困境
一、内战后南方的农业与农民
二、在荒原上立足：来自大自然的挑战
三、商品化农业的风险：市场上的剪刀差、交通运输与资本信贷
四、孤立分散的生活方式
第三章 19世纪晚期美国农妇的困境
一、农妇繁重家务的主要“苦差事”
二、农场的性别分工和被忽视的女性的贡献
三、解决农妇的苦差事问题的努力
第四章 从格兰其到农民联盟：联合的尝试
一、19世纪70年代的格兰其运动
二、19世纪后期的各种农民互助组织
三、19世纪80年代的农民联盟运动
第五章 农民政治与平民党运动
一、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民政党
二、农民运动中的反党派思想
三、联盟政治与平民党的诞生
四、平民党政治：1892—1896
第六章 美国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问题
一、内战后美国农民面临的土地问题
二、亨利·乔治的改革理念及其在农民中的传播
三、农民联盟与亨利·乔治的“蜜月期”
四、平民党人对“乔治主义”的幻灭
五、第三党政治与改革的命运
第七章 工业化时期的农民与政府
一、内战前美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干预
二、农业部的酝酿与诞生
三、农业部入阁及其发展壮大
四、农业部全盛时代的到来
第八章 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变迁
一、农业机械化
二、交通运输的改善
三、农业经营模式的革新
第九章 知识与农业发展
一、民间的农业知识传播
二、农业教育的实施
三、农业科研与试验
四、合作推广体系的构建
结 语
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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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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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美国农妇的困境
到19世纪中期，从城市中产阶级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分离领域”的学说已经在美国文化中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工作与家庭的空间分离，人们相信，“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有着不同的道德准则”。在女性所属的私人领域，“对家庭生活的崇拜”既赞美女性在家中的角色，又把她们限制在家中。它强调上帝赋予女性的角色是妻子和母亲，女性在家中扮演中心的角色，她们应该为家人树立道德榜样，创造一个远离外部世界残酷现实的、舒适而安宁的避风港。
尽管这些关于家庭生活和性别角色的观念起源于城市文化，但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也开始渗透到农村地区。农村没有经历发生在城市的工作与家庭的空间分离，但“农村人也区分了女性和男性的领域”，只是农村没有完全封闭的性别分工，“与城镇相比，农村划分女性和男性领域的界线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更常被跨越”。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为一些富裕农场的女性创造了退出田间劳动的可能，这些女性可能经历了性别分工和家庭经济角色的变化。但即便是在富裕的、进步的农场家庭中，“对家庭生活的崇拜”也被农场生活的现实所削弱和改变，它在农村社会不太富裕和不太开明的阶层中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在很多较小的农场，即便在农业商业化很久之后，女性的劳动仍然很重要。尽管如此，夫权社会的男性往往对女性的贡献视而不见，不承认农村女性的经济活动是农业经济的一部分。
农妇劳动从属地位的一个表现，是农场家庭对女性使用的设备缺乏资本投资，这也被认为是导致农妇过度劳累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妇过度劳累的话题甚至上升为一种主流公共话语。为此，农业专家批评那些让妻子在田间劳作的农场主，建议农妇像城市家庭主妇一样专注于家庭生活。然而，这些男性农业专家可能并不了解农妇。在很多情况下，农妇们把自己的劳动视为苦差事可能与她们缺乏对工作的选择权和支配权有关。
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农业报刊上关于农妇苦差事的抱怨明显增多，不过这在当时还是不寻常的。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农妇针对她们充满苦差事的生活表达不满情绪已经是普遍现象了。通过在1865年到1895年间的报纸、书籍和大量发行的杂志中查找有关农村女性的信息，诺顿·贾斯特发现，“苦差事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词在大众文学中被反复使用”。 19世纪晚期的女性权利演说家克拉拉·比伊克·科尔比在1880年发表的题为《农场主的妻子》的演讲中强调，不仅农妇们自己认为她们的生活是不幸的，类似的看法在其他人中间也很盛行。
19世纪晚期，一些农业报刊和农业学会报告中的文章把农妇描述成“男人的奴隶或苦力”。比如这段描述：“她像奴隶一样，24小时中有18小时做苦工，年复一年，在各种不规律的时间里起床和入睡……仅有的几个小时休息时间里，也是辗转反侧、忧心忡忡地度过，有时是为那个体弱多病的小家伙祈祷……”在所有起早贪黑、精疲力竭的女性中，农妇似乎是辛苦的。农场主的妻子通常不鼓励她们的女儿嫁给农场主。1888年，H. C.亚当斯在《农场主妻女的权利》一文中谈道：“在考察农场主家庭时，我们注意到，作为一个阶级，农场主的妻子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农场主，过她们那样的生活。”一些农场主的女儿很早就下决心将来“不要嫁给一个农场主”，当她们有机会选择职业时，她们通常更倾向于接受那些与农场工作无关的职业。
当然，也有人试图反驳那些认为农妇是不幸的观点。《新英格兰农民》曾发表了一封署名为“一位淑女”的信，这位“淑女”因为无意中听到其他两位城市女性在聊天中贬低她们一个嫁给了农场主的朋友，遂决定向该报刊投稿，希望破除人们对“农场主的妻子”的刻板印象。她在信中写道：
有人真的认为，在这个国家，没有哪个阶层的女性能像农场主的妻子那样辛苦工作。客观环境往往需要这样，否认是没有用的。但是，一个女人总是在工作，没有闲暇，因为她是一个农场主的妻子，这是我要否认的。一个拥有小农场的男人，不需要雇太多的帮手，他的妻子的劳动量不会很大。如果一个人拥有较大的农场，需要在“户外”雇用帮手……他应该也能在“室内”雇用所有需要的帮手。如果一个男人拥有大农场，但仍然不能为妻子雇用她所需要的帮手，我们推断这是例外，不是普遍情况。
正如这位“淑女”在信中所言，人们所描述的农场主的妻子的不幸可能有很多夸张成分，那些诉说者和传播者也存在把个别情况当作普遍现象的倾向，从而忽视了农场主的妻子这个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在1886年的威斯康星州农业学会会议上，朱丽叶·H.塞弗伦斯强调，“也许有些幸运的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帮助摆脱苦差事，但这只是例外，不是常态”。显然，塞弗伦斯的看法和前面那位写信的“淑女”截然相反，那么，19世纪中后期人们所描述的农妇们的苦差事究竟是例外，还是普遍现象？
从这位写信的“淑女”选择向《新英格兰农民》这个地区性农业报刊投稿来看，可以暂且推断她本人可能住在新英格兰地区。如果她是一个“只熟悉东部舒适家园的人”，那她可能无法理解科尔比所描述的那些刚迁到西部边疆的农场主妻子的无助感：“房子又小又不方便，而且只能逐步建成……燃料没法遮盖，水很难抽出来。由于缺乏便利的设施，她的工作很繁重。西部广阔的农场在很多方面对女性不利。”
那位给《新英格兰农民》写信的“淑女”似乎还低估了父权制对农场家庭决策和财务开支的决定性影响，农场主通常决定购置哪些物品或设备，以及是否需要雇用家务帮手的决定权。另外，父权制的劳动分工决定了男性很少从事女性的工作。因为男人的工作更重要，他们不必参与家务劳动，但他们的妻子却经常迫于需要而参与田间劳作。这使得男性往往容易忽视女性负责的家庭生活领域的需求。大部分农场主更倾向于把钱花在农场规模的扩大和农业机械的置办上。他们“会在农场改良的机器上花费两三百美元，但在减轻家务劳动方面却不花一美元”。农场主们似乎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投资新机器或建造更大的谷仓是明智的支出，会带来一些经济回报，而建造新房子、雇用家务帮手或购买家用设备则是非必要的、“奢侈的”。其结果是，农场女性多半继续以类似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的方式完成工作。科尔比也讲述了农场购买机器的需求对家用需求的影响：
为了收获大量的粮食，农场主需要很多机器和帮手，而要获得这些，就必须在家用上节省。由于农场主的粗心大意……一台昂贵的收割机或打谷机（需要一家人在很长时间里保持节约来偿还）终年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然后它很快就会磨损，在需要的时候无法使用，导致延误和损失。
当农场经营陷入经济困难时，农场主的妻子更有可能是被牺牲的对象，她们负责的家务活很少能得到帮手。即便农场主愿意花钱雇用家务帮手，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因为很多年轻未婚女性更倾向于去城镇找活干。此外，农场家庭的女儿传统上是母亲的帮手，但在19世纪末，特别是当农场经营陷入困难时，很多农场主的女儿都要外出打工赚钱以贴补家用，这样母亲的家务负担也就加重了。
19世纪晚期的一些农业协会已经在强调科学对减轻家务劳动起到的作用，有人认为这可能使“成为农场主的妻子不再是世界上不幸的事情”。然而，实际情况没那么简单。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对女性的农场生活的影响，因为农场贫富差异而有很大不同。一些较为富裕的农场女性已经能享受从商店购买的衣服、家具、各种加工食品，改进的学校和医疗服务，可能还有节省劳力的家用设备或受雇的女孩帮工来减轻家务负担。而不那么富裕的农场女性由于没有钱来支付这些“奢侈品”，就会继续从事她们的祖母辈们所从事的大部分繁重劳动。一般而言，富裕的农场女性要比那些相对贫穷的农场女性早一些享受到工业化和新技术带来的福利。
工业化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因为工作要么从家里转移到工厂，要么因使用新的节省劳动力的家用设备而减轻。缝纫机刚出现时曾被《农场》杂志称赞为“宝贵的节省劳动力和维护健康的设备”。然而，莎莉·麦克默里发现缝纫机的出现可能增加了女性的家务，因为它使得对农场家庭的服装进行精细加工成为可能。一位女性在1873年谈到，自从有了缝纫机，她家里的缝纫活也增加了。她喜欢为女儿做“泡芙袖、荷叶边、褶边”，这些比以前简单的缝纫要花更多时间。露丝·施瓦茨·考恩认为，现代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可能减少了男性的工作，却增加了女性的家务。炉灶是19世纪家庭技术显著的进步之一，考恩对炉灶的讨论充分证明了她的观点。炉灶实际上减少了男人收集、分解和搬运燃料的工作量，因为炉灶比开放式壁炉消耗的燃料少。但是由于炉灶允许多种烹饪方式同时进行——例如煮沸、煨炖、烘焙——它可能会鼓励每餐准备不同的菜肴，从而增加女性的工作量。考恩向我们展示了早期工业化的技术是如何有助于将家务定义为女性专属的工作的。女性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以前更少了。
在19世纪晚期关于农妇的苦差事的描述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形容词主要有：辛劳的、乏味的、卑微的、令人不快的。这表明农妇们所抱怨的苦差事不仅包括由于任务繁重造成的身体上的过度劳累，还涉及精神上的空虚和苦闷，特别是她们在农场生活中很难获得满足感和意义感。农场主的妻子的不满与19世纪晚期农村生活的孤立、贫困，西部边疆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男性主导的家庭关系等有关。
……
总体来看，19世纪晚期关于农妇的苦差事的抱怨大多是围绕家庭领域展开的，尽管大部分农妇也需要参加农业生产。或许正如卡罗琳·E.萨克斯所言，比起家务，农妇更喜欢田间工作，田间工作也更可取，因为它可以完成，而家务似乎是永无休止的。另外，比起直接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家务劳动的价值也更难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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