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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一部全面深入追溯机器人观念演变史的佳作。
2. 广泛借鉴了思想史、文学、电影、电视等资源,解析读者耳熟能详的形象的背后故事。
3. 众多专家推荐,密歇根大学詹姆士·库克教授称“这是一部重要而及时的书!”
4. 独具匠心,视角独特,叙述生动,译文流畅,好读又长知识。
5. 发人深省。对机器人与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带来了新的理解。
6.装帧精美,用纸考究,人文气质与科技感深度融合。
內容簡介:
机器人虽然是以纯粹科幻小说的形式走进我们的世界,但如今它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既存事实。无论是太空时代的半机械人、棋手自动机,还是我们口袋里的智能手机,机器人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创造物之间令人担忧甚至令人恐惧的关系的象征。
本书追溯了美国文化中机器人观念的历史,引人入胜地探论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美国人对半机械人、自动机和机器人的观念的演变。作者从跨学科的视野出发,广泛而深入地借鉴了思想史、文学、电影和电视等资源,独具匠心地探讨了机器人及其衍生的装置,如何不仅在概念上相互联系,而且体现了现代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如关于男女差异、种族差异、奴隶制、共和主义、机械化、后工业主义等问题。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达斯汀·A·阿伯内特(Dustin A. Abnet),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美国研究系副教授。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美国研究学者,专业领域为文化史和知识发展史,科学与技术史。
译者简介
李尉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机器人科幻文学,科技文化等课题,曾发表论文《“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出版译著《你以为你是谁? 像哲学家一样思考》《斯蒂格勒与技术哲学的未来》。
目錄 :
目 录
引 言:机器中的亲与疏 / 001
部分 上帝与恶魔,1790—1910 / 019
章 共和国的自动机 / 025
第二章 工业机器的人化 / 056
第三章 人的机器化 / 096
第二部分 主人与奴仆,1910—1945 / 131
第四章 机器时代的象征 / 137
第五章 打造明日的奴隶 / 175
第六章 训练机器人的大脑 / 217
第七章 对抗机器时代的战争 / 248
第三部分 玩伴与卫士,1945—2019 / 277
第八章 让美国保持道德无辜 / 283
第九章 后工业时代的礼物 / 320
第十章 快乐的机器人 / 363
结 语:机器人简史 / 399
致 谢 / 407
索 引 / 413
內容試閱 :
引言:机器中的亲与疏
1999年3月,马特·格罗宁(Matt Groening)的动画《飞出个未来》(Futurama)向观众讲述了菲利普·J.弗莱(Philip J. Fry)的故事。弗莱这个傻瓜在1999年12月31日掉到了一个低温贮藏管里,并恰好在一千年之后醒来。在这一千年里,人类已能穿越太空,并见到了数以百计的外星物种。他们还发明了许多神奇而骇人的新技术。地球被入侵、被摧毁、被重建了许多次。然而,剧集中描述的未来仍然保留着一种对20世纪文化元素的奇特的怀旧之情,包括哈林篮球队(Harlem Globetrotters)、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及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卫生电影(hygiene film)。在第三季的一集中,弗莱爱上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复制了女演员刘玉玲(Lucy Liu)的外形和声音,但却糟糕地表现出一种根据她的电影“以数理方式推导出的性格”。他的朋友们对此十分反感,并给他播放了一部卫生电
影:《我爱上了机器人!》(I Dated a Robot!)。
在这部卫生电影的开始,有一对年轻男女坐在餐厅里,而后一名中年白人男性作为旁白走到他们的桌子旁并说道:“正常的人类恋爱非常愉快且具有重要意义。”他把桌子翻过来,出现了一个哭闹的婴儿。“但人类与人工伴侣谈恋爱就没什么意义,只剩下愉快而已。而这会导致悲剧发生。”片中的“年轻人比利”(Billy Everyteen)没能扛住“机器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bot)的诱惑,他变得懒惰无比,不愿遛狗、送报,也懒得和住在一街之隔的女孩约会了。“在一个年轻人能和机器人谈恋爱的世界里,”旁白者问道,“他还干嘛费这个事呢?还有哪个人想费这个事呢?”镜头切换到八十年后的未来,观众们看到比利在他的机器人旁孤独地死去,身后地球正遭受他肆意追求欢愉的苦果——毁灭。
除开它的讽刺意味之外,这一集还提出了许多在这个先进自动化、人工智能、数字身份的年代显得愈发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了一项可以模拟人类情感、并根据命令满足个人欲望的技术,那么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或努力建立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不是因为专注于技术而非更困难的工作带来的简单快乐,因而失去了目标?我们是就像剧中的机器人一样,只是向公众呈现的数据的算法呢?还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定义了我们,而这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复制的?21世纪的技术会让我们体会自我实现的幸福吗?或者我们对欲望的追求后将摧毁整个社会连同我们自身?这一集没有回答以上任何一个问题;它把它们当作笑话,因为虽然这些问题对现代生活至关重要,但它们是无法回答的。总的来说,在21世纪,技术提出的这些问题令人无所适从。但就像《飞出个未来》的这一集一样,我们的文化可以从一个形象中探讨这些问题,这个形象既是文学的也是技术的,既是有趣的也是骇人的,既是亲切的也是疏远的:它就是机器人。在上述问题所形成的漩涡中,机器人是一个具体而又符号化的锚,将我们关于科学、技术、身份、意义和权力的对话拴在一起,而且至少在它的某些形式上,它已经如此作用几百年了;而能够起到同样作用的形象或设定却凤毛麟角。
《机器人简史》是一部美国文化中关于机器人的思想的历史。本书研究了机器人及其类似物——自动装置(automaton)、男女机械人(mechanical men and women)、仿生人(android)、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赛博格(cyborg) ——是如何体现并从概念上连结现代文化中一些关键的问题的:什么是人,什么是机器?自由意志存在吗?还是说人只是被内部或外部的作用力编好了程序?机器是对人的身份认同与行为的模仿吗?还是相反?在现代生活中,是什么让某些人看起来像机器?又是什么让他们能够保持其人性?家庭、工作与军事中的哪些任务应该由机器完成,哪些应该留给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追求需要被控制吗?如果需要,谁应该拥有控制的权力?人们对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的回答很少是的或普遍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能做到前后一致。但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想象、描绘、观察,有时还制造了机器人。机器人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引发了问题,还因为它们催生了众多幻想,并且人们试图使这些幻想成为现实。机器人既是虚构的也是现实的,它在美国文化史上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然,机器人(robot)不是美国独有的,也不是现代才出现的。这个词原本出自捷克。发条装置、蒸汽机、水力驱动的自动装置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那些讲述机器人的类似物的故事也是如此,比如魔像(golem)以及《卖花女》(Pygmalion)中被赋予生命的雕像。在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的欧洲,宗教生活与君主政治生活中都有着自动装置的身影。而且纵观19世纪,此类装置仍然主要出现在欧洲。机器人叛乱的经典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复述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美国著名的机器人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俄罗斯移民。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机器人玩具的流行使其形象一直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古老的全球性形象,机器人显然超越了地理的和时间的界限,提出了一个似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成为人意味着什么?
但机器人的普遍性具有欺骗性,会掩盖其意义被语境所塑造的方式,掩盖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激发不同的设想与解释的方式,终结果也迥然而异。本书中讨论的出现在美国的机器人设定,早的是18世纪晚期的一个机械式印第安人,晚的是21世纪的HBO电视剧《西部世界》(Westworld)中的一位原住民“接待员”阿克切塔(Akecheta)。虽然两者都是以原住民战士的形象出现,但它们不同的语境赋予了它们截然不同的含义。机械式印第安人出现在费城,当时人们正在努力扩张新国家,并建立新的种族等级制度。它将原住民还原为无意识的躯壳,等着观众来驯服,给人以一种幻想中的控制感。阿克切塔出现的时代则对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以及伴随着帝国主义扩张而来的暴力持有更为批判的态度。它促使观众对自己报以同情,让他们对那些曾塑造了它的产生的刻板印象产生质疑,并支持它逃脱到数字空间的努力——这是一个除了它的创造者以外真正无人触碰的空间,不像白人殖民者编造的故事中看似自由的西部那样。机器人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但它的含义会变化,以适应特定的信念、理想、希望、恐惧和渴望。
在对机器人的想象中,美国人调整了这些来自国外的概念与形象,以适应他们特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张力。自18世纪以来,他们对机器人的想象是在与以下内容的对话中发展的:奴隶制与西部扩张中的暴力;清教与福音派新教的神学体系;共和、自由与民主传统下的个人主义;工业化、商品化经济的扩张;以及边缘化群体为获得自由和平等所作的不懈奋斗。虽然这些方面并不都是美国历史所独有的,但它们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并影响了人们理解机器人之含义的方式。若将机器人视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现象,则这种倾向忽略了上述特殊性,并让人难以意识到其原初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机电的,而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深植于社会权力关系机器人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力量来自于这个术语的模糊性。人们从未就它的含义达成一致意见。机器人(Robot)是捷克语“robota”的派生词,原意是“苦力”或“奴役”,它来自于卡雷尔·恰佩克(Karel .apek)在1921年创作的剧本《罗素姆的机器人》(R. U. 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剧中的这一设定是人造生物人,而不是金属制品。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人们初认为恰佩克笔下叛逆的机器人是一种隐喻,暗指异化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流水线上辛勤劳作的工人。不过,也有人很快就把这个词与同样是在汽车工业中出现的自动化机器联系起来。几乎从这个词抵达美国海岸的那一刻起,机器人就同时指代了工人和可能取而代之的机器。即使时移世易,但这种二元性却一直存在。二战时,人们既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似乎缺乏自由意志的法西斯士兵,也把它应用到像V1和V2火箭这样的远程制导技术上。冷战期间,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批评白领工人是“快乐的机器人”,因为他们看上去没有什么独立性。而另一些人则用这个词来形容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而这些技术使机器的运行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甚至在《飞出个未来》中,机器人明星也同时是对技术以及对女演员身份的商品化的讽刺。机器人既被看作人化的机器(humanized machine),也被看作机器化的人(mechanized human)。它连结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核心主题:在现实中机器对人的取代,在比喻中人向机器的转变。它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源于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这两种趋势之间建立的关系——它如何把科学、技术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与个体灵魂的转变象征性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