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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知名媒体人伊险峰、杨樱首度出书，以两位工人子弟的阶层跃升，照见中国社会三十年沧桑巨变
“我们的大城市充满了废弃物，其中大多数是人。”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残酷真相。
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是什么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一个家庭要如何维持尊严，如何避免成为“废弃物”？
★ 一个昨日世界，但你并不陌生：两个家庭、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从闯关东到日本殖民，从苏联援建到社会主义建设，从国企改制到单位解体……百年间，东北经历了兴盛与阵痛；
高耸的坦克碑、风雨飘摇的单位、逼仄的工人小屋、终日奔波的母亲……计划经济重镇沈阳，承载着两位少年蕞初的人生。
两位作者将镜头对准学校、工厂与街巷；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重现过往；透过个人的命运流转，我们也得以窥见“共和国长子”遭遇的时代之困。
★ 近距离观察普通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与变迁，探寻当代人精神困境的社会根源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为什么精神却荒芜了？”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过山车般光怪陆离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作者携前述疑问，通过大量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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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只是不要成为时代废弃物。
两个原生家庭，跨越三十年的奋斗，调动的能量，堪比战争。
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家庭。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摆脱了掉队的命运，实现了阶层跃升。可是，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的人生，仍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并审视二人知识、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本书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阅读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我们将会厘清，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而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我们也将窥见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这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真实经历为线索，呈现了过去三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上述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
——作家、媒体人李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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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2008年创办《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创办“好奇心日报”，也写东西。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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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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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社会”与沈阳人的精神世界李海鹏
部分20世纪
章我们的主角
第二章走进奉天
第三章张家
第四章王家
第二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一
第五章王医生的高光时刻
第六章张医生的门诊
第三部分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
第七章“我们”和“他们”
第八章“社会”与奖学金男孩
第九章男性气概和它的消逝
第四部分家庭
第十章父亲的角色
第十一章母亲的社会
第五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二
第十二章王医生抓住了机会
第十三章“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座坟墓”
第六部分社会人
第十四章“熟人社会”
第十五章社会里的成功男人
第七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三
第十六章王医生的房子
第十七章张医生的爱情
第八部分知识，尊严和自我
第十八章缺失的人文
第十九章王医生重入社会
第二十章不能独自进晚餐
说明及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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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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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我们的主角
在万豪后面。
这家万豪在世纪交替那十几年里，一直是沈阳豪华的酒店。从桃仙机场进入沈阳，过了广阔的开发中的浑南区，还没到浑河大桥的时候，闪闪亮的金顶就已经招摇地在对岸路口翘首以待了。万豪对面是沈阳早的高级住宅区，河畔花园。1991年3月这家楼盘就在《沈阳日报》上打出广告：
中外合资 金牌工程
沈阳首座外商住宅区
时价三千多块钱一平方米，差不多是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举凡有头有脸的人都应该在河畔置一套房产，大佬都住在那里，传说赵本山也是那里的住户。快三十年了，小区看起来老旧了很多，大佬们起起落落换了几茬，现在看起来衰落了不少，与对面金光灿灿的万豪不可同日而语。
往北一点点，有几个卖奢侈品的大商场。同样是千禧年前后，中国奢侈品的半壁江山号称都由东北人掌握的时候，它们都是中国零售业绩数得上的大店。现在店已不景气，但富人区的架子还在，餐馆高档而且洋气，豪华酒店还是依着惯性在这里扎堆开业。尽管与万豪的合作早就终止了，但它还是固执地叫自己万豪，大家也已经习惯于用万豪来指称它，并以它为地标。
王平医生在这里开了半天会，把我们约在万豪后面的一家日式海鲜火锅店里。我和他有五个月没有见面，在五个月之前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五个月前，我们都参加了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
这一天很紧凑。
上午，我们到了沈阳。天冷。离约定时间还早，就决定试试直接到陆军总院的机场大巴。在车上等了有一个小时，司机中间来过一次，拎了一桶热水放在驾驶位边上，又下去了。只剩下袅袅的热气和零星几个裹紧羽绒服的乘客。那趟大巴本来要开到龙之梦客运站，但走到陆军总院站人就全下去了。司机也意外，“你们都走了啊。”
下了车，发现陆军总院的名字改过了，现在叫“北部战区总医院”，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它“陆总”，或者“总院”，过去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在楼下等了一会儿，通了电话，张医生穿始祖鸟羽绒服，从病房楼里出来。我们穿过整个总院，到另一个大门外的商场里找了家餐馆吃饭。
张医生和王医生都是我们的主角。
我们跟张医生解释了我们想做的事。大意是，我们想写一本书，事关一代人的阶层跃迁，想找几个专业人士为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你挺合适。
张医生，张晓刚，工人子弟，有一兄一妹。他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后在三〇一医院（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他认真地听，讲他关注的一些大事，比如中年人的翻盘机会。前半生不顺还好办，你看王平——就是王医生——刚工作时不顺，现在顺了；后半生不顺就比较麻烦，没有翻盘机会了。
他这不是拿自己当对照组。在之后一年多的数次谈话里，他从来没有不顺的任何暗示。
不过，那天他说，他应该做一些更烧脑的工作。
这不属于不顺的范畴。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上的问题。
就像是深思熟虑过，他说，你这事我全力配合。说得很诚恳。
王医生在火锅店里表情严肃。
王平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主任秦浩比他大一岁，成立科室的时候挑中了王平来一起做事。王医生表示对名利很淡泊，但很在意一家名叫“好大夫”的网站上的评价。“全国二十万医生，请三百人到北京去开年会，有我一个”，“机票酒店都不用掏钱，怎么也得四星级，照顾得都很好”，“果断把双人间升级为单人间”。
王医生说现在爱忘事，眼睛花。吃饭时他突然到处找起了手机，想起这会儿应该有人给自己拿一台机器，但手机放在口袋里，振动听不见。
“你看，就是容易忘事。”
联系上了，但是他很不满意，一直埋怨送机器的人为什么不配个手提箱，七十来万的东西，就这么端着。
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外围采访，没准会有一些说他不好的话。他想了想，很严肃地说，应该不会有他找来的人说他的坏话。他说他在原来的诊室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做我自己的事”。
王医生看上去很板正。有问必答，答得尽心尽力，但是说到他觉得可以结束的时候，便戛然而止。讲家里的情况时是个例外。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大家庭的运转核心。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正准备考东北育才学校的高中。太太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与他同届，现在在一家有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工作。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妹妹还在二〇四那边住。妹夫在沈海热电厂。妹妹被他参谋着提前退休了，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妈妈。
母亲这年肾上长了个肿瘤，全家人吓得不轻。“做了一夜陪护，想起小时候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日子，找到了感觉，这是家。”
王医生说，他由此意识到自己生活的重心在哪里、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
又说到了他的女儿，青春期，经常指责他思想落后。
思想落后的前情提要是这样的。他爱他的女儿，觉得必须要安顿好她的前程，因此出国留学是考虑之一。没想到女儿激烈抗拒，认为这是不爱国的表现，这出乎王医生的预料，他本来只是考虑钱的事。“留学钱？那才几个钱。这么说吧，如果她觉得上海好，那至少得给买一套房子吧，一千万够不？”
房价是他主动发起的话题，在日后我们的聊天里，这个话题也仅仅有过一次变体：“在上海做啥工作赚钱算多？”
“房子得有。不能在这家工作不开心了，连职都不敢辞，成天担心自己交不起房租，委屈着自个儿迫不得已撅着屁股还得干下去。不能。”
“撅着屁股干”，是王医生经常说的词。他用来反问自己，质疑别人，包括我们。“你们撅着屁股干，累死累活的，说不是为了赚钱，那图啥？”
***
王平掏出一个硕大的钱包抢着付账。“请得起，到沈阳了你们得听我的。”
随后他抱着机器坐上出租车。他没有车，也不会开，在数九寒天也骑共享单车上班。“挺大一个公司，就不能给它弄个包。”他又重复了一遍。尽管我们早就想好了要写两个专业人士——医生的成长史，但我们还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好长时间才适应，原来这机器就是手术刀。
一周以后，2018年年底，我们给张医生和王医生分头发了邮件。
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值得记录的，也到了应该记录的时候。
总的来说，这是流动性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
知识、专业性是决定因素，它超过了阶层和出身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相信进步带来的改变，也让这一代人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这一代人还经历了旧企业衰落、社会剧烈转型、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在这一点上，沈阳和大东区都具有特别意义。
大东区除了经历大工业遗产和计划经济传统工人社区的起落之外，还有传统市民社会的转型（这是与铁西区不大一样的地方）。它包括了市民社会的瓦解和社会结构的解组。
从那天的采访开始，就不断地有人——特别是我的同学们狐疑地看着我们：写晓刚？啥？写王平？为什么写他们？这能行吗？他们不是名人。得写名人啊。马云。罗振宇。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
一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之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如何把握时机。
教育、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支持。
希望为这一代人，在个人意义上和代际意义上获得更全面的评价以及赢得更多尊严。
通过个人的成长和变化，也能折射出家、家族、社区、城市的变化。
我猜想这些东西还是迷人的。作为他们的同学，我在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亲戚一次又一次的聊天过程中，发现了更多一开始我们所忽略的东西。
在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事儿与我们的关联度并不大，但它是一个以前未曾出现的现象，而且显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如果在音乐、小说、电影、电视中都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它对我们当然是一种启发。
有的时候，感觉我们正做的工作就像一部精神流浪汉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两个人莽撞地闯进这个庞大的题材，试图顺着理清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人公在这四十余年中也在不断地寻找。
在那封邮件中，我们详细地列出了我们要进行对话的次数、要点和想要见到的人。
半年以后，我们终于接近了现在的想法——呈现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知识、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这令我们变得有野心，而且愈发显得我们莽撞。我们的社会学训练，不论是对社会学的掌握，还是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了解，都过于欠缺了。
但是这承平日久的一代，从贫穷中走出，从工人阶级转身为专业人士，在他们经历的这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复杂而且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名词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完全变为另外的意义，“专业”“知识”“成功”“财富”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重新定义，“国企”“单位”“福利”“社区”等每一个词仿佛都换了内涵和外延……如果可以有一些机会审视并探讨个中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极为诱人的。
在几十年间，张医生和王医生完成了知识获得，赢得了社会尊重，看起来功成名就。
在他们上升的同时，整个锈带地区在下降：东北经济的衰落、东北文化的妖魔化、东北人和“东北人”这个词的内涵的转变……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变化。
过去这些年，沈阳在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敏感一点的沈阳人都活在各种失落当中。这种失落有悲天悯人愁煞人之感，看到“024”这样一个电话区号都会触景生情，感慨起命运无常来——三位区号表示在电信业曾经发达的时段里沈阳作为“中心局”的地位，现在一些新贵城市当年可未必有这样的殊荣。因为三位区号或者“东北局大军区总部”之类的荣耀，沈阳原来还幻想过成为直辖市，直到现在心里还为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暗暗较劲。但是，一些跟增长有关的硬数字不留情面，沈阳还担了“数据打假”“挤水分”的名分，这个以往看上去手到擒来的中心地位现在也没有任何把握。这时候，连人口都成了个大问题：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前者对张晓刚这样的医生来说倒不是什么坏事——以及前些年执行计划生育的坚定和听话，让沈阳的育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多年的城市化，也有人认为是东欧化，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虽然沈阳很早就想凑齐一千万人口，成为超大城市，但过了这么多年，人口只能勉强维持着增长，每年只有七八万，离大目标越来越远。
沈阳四十年的发展，前十年似乎是计划经济回光返照，那时感觉硬硬的底子都在，沈阳努力努力还可以争一争中国第四城、第五城的位置。接下来十年，完全被下岗这事打击懵了，一群掌握不了自身命运的省市领导，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大政方针转向——让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城市失守而放弃，兵溃如山倒——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就这样任其发生：“你总得给我点解决政策吧？”结果等着等着，就等成了一直被各种人声称要挽救的对象。后二十年，靠着过紧日子挺过了贫穷，借着一些区位和贸易的优势，再加上全中国如出一辙的房地产拉动了消费，城市里还算得上富裕，但眼看着再也追不上别人，以前讲些“共和国长子”之类的陈年荣耀，现在泯然众人，发自内心地说起了自己的“宜居”——房价不贵，物价便宜，就连夜市小烧烤和鸡架都成了“网红”选题。
这几十年间，始终有两个社会交错进行：一个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景气不再，先是失落，而后负重前行的沈阳城。
过了好久，我们终于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一个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对话、探讨、宣传和自我反省里的词有关：社会。这个词是如此变化多端，你可以说“这个人很社会”，也可以说“社会现在流行什么”，至于小孩，一旦做了什么事需要被说教，就会听到“等你进了社会”这样语重心长的预警。
而我们希望探讨的，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组动态的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是“自我”和“社会”。对于张医生和王医生而言，他们所追逐的、他们背景中各个时间段里鲜明的标签、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社会的变体。
在此过程中，我们本来希望探讨“两位医生如何构建了自我”，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被修改成“他们这一代的自我真的完成了建构吗？成为父辈，成为中坚，成为了不起的权威教授，成为有担当的人，但他们在人生的刻度上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专业人士张晓刚和王平都曾经是一流好学生。一个只会学习的好学生是不懂得社会的——让我们换个直接的说法：一个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在粗粝的工人阶级文化中，他们与社会之间隔着一条又是怀疑又是嘲弄又是羡慕的鸿沟。“社会险恶”，几乎成为他们从小到大的梦魇。他们要摆脱那些不信任，害怕地、担心地一步一步走过，或者躲过，后成为一个社会人。
他们到现在也为这事焦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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