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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袁靖是知名考古学家，主要研究动物考古、科技考古，有30多年丰富的前线考古经验，是考古学界金鼎奖得主。袁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是袁靖教授的诚意之作，浓缩了他30年考古工作的精华，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尝试用生动、接地气的语言，向读者科普十二种生肖动物在华夏民族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内容不仅有以往十二生肖文化史注重的民间传说与民俗，更新增了独特的考古学家视角，通过从遗址等地发掘出来的动物遗存，结合文献、文物、图像等资料，重述华夏民族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梳理十二生肖动物对华夏文明的重要贡献。本书是一部将考古所得、扎实可信的知识与千百年里流传的浪漫传奇融合的典范作品，彻底讲透“十二生肖”这个中国人独有的文化符号。
图书附有200多幅精美配图，图文并茂地介绍古人如何利用动物，多维度感知他们眼中的动物形象，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十二生肖考古课；读者可以由此了解考古学者是如何解读遗世文物的，学习考古学者的探索世界的方式和方法。
讲述了十二生肖的前世今生，起源演变，到它们如何被纳入人类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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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
本书从动物考古学家的视角，分析各大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绘画，再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还原生肖动物的起源、驯化，以及它们在华夏民族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仔细讲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自新石器时代起，同行至今发生的种种有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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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袁靖，考古学家，考古界金鼎奖获得者，从事考古工作三十余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名誉教授。主持过多项科技考古课题，著有《中国动物考古学》《科技考古文集》《中国科技考古导论》等，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曾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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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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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第一章 动物寻古的科学工具/5
十二生肖的由来/7
动物如何科学分类/9
共同的文物与文献/11
五大破案手段/15
第二章 瘟疫的来源，医学的助手/29
与北京猿人同龄的鼠/32
破坏者与子嗣兴旺的象征/40
鼠何以被尊称“老鼠”/47
从麻烦制造者到医学贡献者/52
第三章 华夏文明的柱石/57
5000年前的西亚来客/60
农耕时代的第一生产力/67
一级祭祀品和随葬品/75
文字和文物中的牛/78
作为肉食和骨器/82
第四章 威严的山君/87
神秘的蚌壳龙虎图/90
趋吉避凶、威武勇猛的表达/95
沿用上千年的调兵信物/110
勇猛的另一面/113
第五章 住在月亮上/117
千年驯兔失败史/120
寓意吉祥的灵兽/125
玉兔何以捣药嫦娥宫/133
第六章 国之图腾/143
鳄鱼与蛇，龙的原型？/145
从文物看龙的形象进化/154
从灵兽到帝王象征/160
第七章 华夏的始祖/167
诞生于白垩纪/171
蛇形文物遍布南北/174
上古神灵和始祖为何是人首蛇身/184
白蛇故事的千年流变/189
第八章 车骑之魂/193
地下马骨透露的信息/196
战场上的绝对主角/202
相马、阉割与马镫/211
文物里的马/218
第九章 美的化身/227
绵羊在中国的传播链/230
羊肉与“鲜”画等号/233
羊骨如何反映古人养羊剪毛/238
献祭的最佳牺牲/241
孝顺、吉祥与仁义的象征/246
第十章 一棒打出南天门/259
发现“阿喀琉斯基猴”/262
从宠物到封侯意象/268
猴的负面形象/281
美猴王的三种来由/285
第十一章 报时神鸟/291
家鸡的起源/294
从文物探索古人何以养鸡/303
知时畜/313
斗鸡亡国/316
以鸡占卜/318
第十二章 陪你走过一万年/321
狼如何被驯化为狗/324
从生到死，始终跟随/331
文物中的犬/336
犬戎，改变历史走向/347
第十三章 肉食江湖的王者/355
人类文明的动力源/357
猪肉如何占据国人餐桌/363
古人的炫富工具/369
从偶像到猪八戒/377
后记/387
主要参考文献/391
部分图片来源/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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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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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1989 年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之前，我还没有想过要做动物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这个专业的选定源于1989 年我与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的第一次见面。那天，加藤教授对我攻读博士的学习方向，给了三个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二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三是学习20 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听了加藤教授的建议，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把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作为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目标。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动物考古学是我用力最多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是通过对各个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探讨古人利用动物的行为以及利用的过程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么，动物考古学就是一门研究古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
20 世纪90 年代初，我从日本留学归来，到现在已有30年。在这30 年里，我对位于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广西、广东、海南等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70 余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报告。同时，我还出版了动物考古学方面的专著，在国内外的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在推动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揭示古人利用动物的具体细节时，我时常会感慨古人创造历史之伟大，也萌生了讲述背后故事的想法。有一位学者说过，历史研究就是讲好故事，并赋予其意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可以讲出不少精彩的故事的。2013 年9 月，我们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与猪同行——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选育技术及其影响研究成果展”，围绕家猪的起源、家猪的饲养技术、家猪是主要肉食来源、祭祀和民俗中的猪等4 个板块，展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与猪相关的骨骼、青铜器、陶器、发掘现场的照片及各种相关的图表，向公众普及从驯化野猪到家猪饲养和选育技术，从简单食用猪肉到烹饪出以猪肉为原料的美味，从用猪随葬到把猪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符号等方面的知识。这是国内首次举办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专题展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称赞这次展览是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过的最精彩的展览之一。我们完整讲述了古人与家猪之间发生的故事，为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走向公众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013 年底，另一件事进一步激发起我介绍动物考古研究成果的想法。那年11 月，时任《中国文物报》的编辑李政约我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题为《马年说马》的专栏文章，以迎接2014 年的到来。我遵嘱完成了这篇专栏文章。文章发表后，读者的反响比较积极，当时我尚未想过会写成系列的生肖年专栏文章，但自2014 年发表《马年说马》以后，这种想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我每年都会写一篇介绍当年生肖的专栏文章，迄今为止，已经写了9 年。
2019 年9 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春荣主编找到我，向我介绍了他们一直在出版以对某一个事物的解读和叙述，来观察人类文化生活中的有趣侧面的作品。他给我拿来了10 多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著，其中涉及各个专题研究。他对我说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出版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类似专著。他读了我关于生肖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因而约我写一本专著，专门讲述生肖背后的动物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出版过大量好书，我读过一些，对它慕名已久，同时，我也被刘主编的想法所打动，正好自己也有意出版这方面的专著，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本书的阐述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考古遗址出土的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各种动物骨骼，探索它们的起源、出现及古人利用这些动物的过程。其次是阐述一系列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典型文物，例如各种青铜器、陶塑、玉雕、画像砖石、绘画，书中附上大量图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古人用多种艺术手法表现那些融入自己生活的动物。其三是阐述与十二生肖相关的文化，主要包括各种文献记载和饮食文化。其四是阐述与十二生肖相关的生物学知识。总而言之，本书旨在寻找生肖动物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身影。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从我写作生肖专栏开始算起，至今尚不足9 年，但若以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开始算起，则已经历了将近30 年的时光，我希望自己这些在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故事，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农耕时代的第一生产力
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变革是伴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犁地出现在公元前3000 年左右的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中国古代牛耕技术的兴起，很可能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从中国的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来看，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铁农具和牛耕，至战国时期，铁农具已经广泛应用，牛耕技术也有所推广。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战国策》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中提到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历数秦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优势，其中经济上很重要的一点是“秦以牛田”，即秦人用牛犁地。把用牛犁地作为秦人取得经济优势的证据，可见牛耕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联系上文提到的春秋时期或春秋时期之前可能就存在用牛犁地的现象，但用牛犁地到战国时期尚不普及，这种耕作方式的推广耗费了数百年，可见古人对先进的生产力的认识是相当保守的，价值观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牛犁地的首要条件是让牛完全听从指挥，这样才能进行牛耕。古人利用牛鼻敏感的特点，在牛的两个鼻孔中间穿孔，然后穿上环，环上连着绳索，或直接用绳索穿在牛鼻孔上，驾驭牛时，就扯动绳索，使牛顺从人的意志，方便人的操控。世界上最早的给牛鼻穿孔的图像是苏美尔人制作的《乌尔王军旗》（图3-2），出土于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王室墓穴，距今4500 年左右。《乌尔王军旗》的底盘是木头，上面用贝壳、石灰岩、天青石组成人像和动物形象等多种图案，镶嵌在沥青上，表现出色彩绚丽的画面，画面上牛和驴的鼻子上都穿环。
苏美尔人给家养大型动物鼻孔穿环的年代相当早，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证实中国的牛鼻穿环技术是否来自西亚地区。但是，家养黄牛来自西亚地区，因而给牛鼻穿环的技术也很可能是从西亚地区引进的。
中国的牛鼻穿环技术最晚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牛形牺尊（图3-3）便是春秋晚期的青铜器。这件青铜器的首、颈、身、腿等部位都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纹饰华丽繁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牛鼻上穿有一枚巨大的铜环。这种穿牛鼻的环在古代被称为“蒱”或“桊”，《说文解字》记载：“桊，牛鼻中环也。”五代时南唐的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进一步解释道：“以柔木为环，以穿牛鼻也。”现在给牛鼻穿孔有专门的金属工具，售价区区数十元，但放在数千年前的古代，给牛鼻穿孔却是古人的一项重大发明，即抓住了控制牛的关键点，残忍而有效，以至于《庄子·秋水》专门记载：“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在这里透露了他认为给牛鼻穿孔是一种毁灭自然的人为举动，他的论述充满了哲学的思考，这里不展开讨论。客观地看待历史，通过发明给牛鼻穿孔的方法控制牛、驾驭牛耕地，是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的一场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古代牛耕的图像自汉代开始出现，现在发现的汉代牛耕图像有十余幅，分别出自山东、江苏、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等地。从地域上看，这些资料集中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华东北部地区和西北地区；从时代上看，从最早的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晚期，这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据《汉书·食货志》载，牛耕的方式为“用耦犁，二牛三人”。关于二牛三人如何搭配，比较可信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二人各牵一牛，二牛拉一犁，一人在其后扶犁。还有一种是二牛抬杠拉一犁，一人在前边牵牛，一人在辕头一侧控制犁辕，一人在后边扶犁（图3-4）。
据学者们考证，到西汉晚期，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以牛犁地时不再需要由人在前面牵牛，同时，由于出现了可供调节犁地深浅的犁箭，中间控制辕的人也不再需要，于是牛耕便发展为二牛一人的方式（图3-5），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后，二牛一人的犁耕法便成为东汉时期牛耕的基本形式。到魏晋时期，在二牛一人式耕作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更简便的一牛一人式耕作（图3-6）。
古人驾驭牛的时候，要在牛脖子上套一副弯曲的木头，称为“轭”。有学者考证，轭的形状和放在牛脖子上的位置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牛耕使用的是直角轭，即把一根长的横木绑在两头牛的角上，横木中间与犁的长辕相连接。在20 世纪50 年代前后，民族学家在四川西部地区做调查时，发现当地还在使用这种方法驾驭牛犁地。但使用直角轭容易损伤牛角，而且主要是牛的颈部受力，耕牛的力量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此后又出现了直肩轭，即将横木由牛角后移至牛肩峰处，横木上按一定距离凿有数个小孔，用于穿绳，以便将横木固定在牛肩部，使之不易滑落，这种方式被称为“二牛抬杠”。与直角轭相比，直肩轭能充分发挥耕牛的力量，对耕牛的损伤也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木杠本身横直，与牛颈肩部位并不贴合，所以增加了役使耕牛的难度。目前发现的两汉牛耕图像中，使用的多半是直肩轭。汉代开始出现曲式肩轭，据元代王桢的《农书》载，曲轭“用控牛项，轭乃稳顺”，比二牛抬杠的直木杠更贴合牛肩部的曲线，牛的肩部受力也更均匀。魏晋时期，已经普遍使用曲式肩轭，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魏晋墓群6 号墓出土的画像砖上便有耙地图，牛脖子上套的就是曲式肩轭（图3-7）。
铁制农具及牛耕的使用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牛耕带来的第一个效果是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有效改良土壤，增加地力，还能进一步扩大人工施肥、水利灌溉的作用，继而明显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牛耕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图3-8），不但直接减少了人的劳动量，还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大量开垦荒地，继而提高粮食总产量做好了铺垫。牛耕和铁犁的使用是相辅相成的。在牛耕、铁农具广泛应用的同时，再辅之以兴修水利设施，改进灌溉方法，推广人工施肥等，就能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食物保证。农业的稳步发展，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
自牛耕应用以来，在此后数千年里，尽管朝代不断更换，社会制度屡有变革，农村的土地政策也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农业生产中牛耕的方式始终维持，直到现代化的拖拉机出现才逐渐被取代。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业的第一生产力。可见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发展，耕牛实在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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