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解人类状况的方式，过去和现在的文学研究是通过阅读文学文本和学习批评技巧来进行的。尽管文学经典这个概念在近年受到了质疑，但文学专业的学生仍然阅读、讨论，并在帮助下去理解一系列文字作品，其中每部作品都构成其所代表的某个流派的一部分，并在一个影响和用典的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学生应当熟悉他们的文化所界定的伟大作品，就如常言所说的“从贝奥武甫到伍尔夫”。但是抽象的作品（或文本）无法脱离使它们得以呈现、被利用和延续的物质形式。
多年来文学研究的各种趋势或多或少都重视文学文本的文化背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批评主义时代下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无意考察任何外部影响，而当代学者对文本的物质性和文化特性的兴趣营造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氛围。后一种方法的表现之一被令人困惑地称为“新历史主义”，尽管它与大多数历史学家以研究为导向的活动几乎没有关系。类此种种思考文学文本复杂性的方式在格里瑟姆（D. C. Greetham）的《文本理论》（Theories of theText）一书中得到了讨论。
历史学
在历史学研究和历史学课程中，同样广泛的人文维度是依据不同的问题意识来达到的，如同妙语“从柏拉图到北约”所说，其演变轨迹在一个特定位置上依据时间顺序移动。卢德米拉·乔丹诺瓦（Ludmilla Jordanova）在《历史实践》（History in Practice）中指出，历史学根本不是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具有多种含义的抽象概念”，它可以按年代、地域、意识形态或主题表现出来。历史学的学生学习去思考在一个特定地区发生了什么，或者一个特定群体遭遇了什么；他们思考这些事件为何重要，以及事物怎样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近年来，那些因时而变，进入专业史学家考察视野的“事物”有所增多，不再局限于政治
问题——制度和法律、战争和革命。伟人的领导也不再被暗中推崇为历史变革的推动力量或动因。研究者已经扩大了该学科对过去的关注范围，以囊括社会阶层和性别的问题，以及种族、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因此，学生可以修习德国或欧洲的历史、哥斯达黎加或美洲的历史、非裔美国人史、妇女运动史或中世纪性史等课程。文化历史学家朱迪思·瓦尔科维茨（Judith Walkowitz）界定了“历史学家通常感兴趣的分析类别：权力、动因和经验”。在对维多利亚晚期伦敦的性和暴力的研究中，她展示了如何利用这些类别来处理社区中的人际关系。作者史、出版史和阅读史也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相同的分析类别来处理其他
类似的文化竞争场景。
卢德米拉·乔丹诺瓦将文化史界定为当代史学家目前试图书写“整体历史”或“总体史”（histoire totale）的两种形式之一，即设立一个框架，来撰写对过去一个或短或长时期的粗线条但准确的叙述。另一种是传记，乔丹诺瓦
在《历史实践》中建议：“用一个人作为分析单位，是在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方法，它强调个人的动因，而将主体视为各种历史力量的交汇点，把人一生的时间跨度作为一个自然时段。”当被分析的人是作家或读者时，检查他所处的书籍文化将成为传记的重要元素。乔丹诺瓦继续说，文化史“显示了对历史形式的渴望，这种历史形式重建了制约所有人的经验和要务的范围”。书籍史中一些抱负远大的研究实验同样在物质文本中发现了一个各种历史力量的交汇点。例如，詹姆斯·雷文的《伦敦书商和美国顾客》（London Booksellers and American Customers）“将文化史的概念视为过去思想和活动的总和，而不是社会史的剩余范畴”。詹姆斯·西科德的《轰动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Sensation）“将一种对自然的进化论描述引入公共辩论，来了解从阅读的角度探索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会发生什么”。
目录学
学生可能必须等到进入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的项目，或者在做文学的毕业论文时，才能接触到书籍–历史三角形的第三个点，该学科关注的是作为物质对象的书籍。即便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少数幸运儿会进入目录学研究，其重点是书写文本的保存和传递。这里的演变轨迹是从卷轴到手抄本（可能还有电子文本），以及从写本到印本。几乎每种早期印刷书籍的每一份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同一
版本彼此也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目录编纂者，无论是古书商贩、图书管理员还是学者，都知道如何解读书籍所包含的证据及与之相伴的文本。当文本要紧时，这些不同的版本和对其成因的学术推断就可以用来解决文本权威性的问题。当读者要紧时，重点就转移到重建他对页面设计和书籍材质的体验，以及在流经多人之手的书中，那些留在页边或者扉页上的奇特标记。当印刷商或出版商要紧时，证据就要从生产模式里寻找了，小到造纸厂的水印和油墨的化学成分。有时候，要弄清这些难以理解的面向的其中之一，唯一的方法是靠调查另一个面向留存下来的证据来接近它。在极少数情况下，书籍之外也存在一些文献证据。但即使没有信件或账簿，过去的文化仍可仅依赖书籍得以重建。
随着19世纪初期向机器印刷的过渡和其他新技术的采用，生产模式变得更加有规律了。而且无论何时重印书籍，在保持书籍封面和其他材料不变的前提下，对书籍做出甚至有时是大幅度的更改，不仅可能而且已司空见惯了。与手工印刷时期一样，这些差异是可以揭示当时思想的重要证据。同样的目录学技巧还有：仔细审视多个复本，留意其变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73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这本书先后由亨利·S. 金（Henry S. King）和凯根·保罗-特伦奇出版公司
（Kegan Paul， Trench）在国际科学丛书中出版，总销量达到了惊人的26330册，分期连续印刷，每期1250册。尽管文本上了铅版并保持不变，但出版商允许斯宾塞修改注释：他伺机“和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开展了一场尾注之战，后者曾在公开演讲中反对该书结尾一章诽谤基督教，并将演讲付梓”。
为了强调将书籍概念化为（物质）对象，与将书籍概念化为（文学）文本或（文化）交易之间的区别，引用托马斯·亚当斯和尼古拉斯·巴克研究书籍时所用的术语很有助益。书籍是“一种目录文献——某种被印刷或书写为多个复本的东西，其行动者为公众消费而生产，不管是作者、文具商、印刷商或出版商，还是上述的任意组合”。这是历史学家关于动因的类别（尽管明显缺失相关的权力和经验类别）。“文本”也很少出现在这个定义中，阅读公众或更广泛的文化被冠以一种被动的措辞（“为公众消费”）。亚当斯和巴克的行动者是使用钢笔或活字的人，他们利用墨水，在纸张或羊皮纸上写下文字，这些东西留存下来被人研究。因此，对于目录学家来说，首要的关注点是文献，或者是作为物质对象的书籍，书籍赖以出现的社会语境则退居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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