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学形成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书写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那怎么样描述自己国家之外的历史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全球史为什么和世界史不同,为什么全球史才是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的历史?
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很晚。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就是从《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创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传统。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主要写的就是传统华夏帝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他也写匈奴、大宛、朝鲜、越南、西南夷,但这个周边世界都很小,着墨也不多。在中国的历史书里,尤其是正史里,这是一个传统,对中央王朝以外的历史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陈陈相因的。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那么,给中国带来世界史传统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传教士,比如说早期的郭实腊(又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1829年就写了《东西史记和合》(1833年汇编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出版了《古今万国纲鉴》。后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写了《外国史略》。特别是1897年广学会出版了日本冈本监辅编著的《万国史记》,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带到中国来了。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传统是什么?大家知道,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以欧洲近代国家为中心,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合成万国史。这个传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世界史也都是这么写的、这么教的。比如说,世界通史,就是在一个时代里把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叙述过来。晚清以来,对世界的新认识,经由林则徐、徐继畬、魏源传到中国来了,像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徐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和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到了晚清学制改革,中国的大学、中学里教世界史,大概就接受了欧洲(也包括后来的日本)这样一个形式,慢慢形成了我们后来的世界史传统。这样的历史写法,在一些学者的描述里,叫作满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个辽阔的天空,天空里有一颗一颗的星,合起来就是一个宇宙。但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来越兴盛,有人把历史比成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则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进入全球史研究的时代,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第一,它不再是以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是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因此,包括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移民的互相影响,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互相的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不仅是讲往来,也讲往来之后的结果。这是我们跟过去中外交通史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看,历史上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儿,看上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际上你仔细追溯,有可能会发现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常常用苜蓿这个例子。上海人爱吃的草头,过去就是马草,这个草头是什么?最早就是喂马的苜蓿嘛。大家知道古代打仗,马是最重要的,陈寅恪讲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汉武帝和匈奴打仗,为了追求好马,派使者和军队去西域,其中像李广利得到了天马。这西域的天马是好,可是它也要吃草,苜蓿就跟着天马传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的牧草。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知青,就种过这种开红花的苜蓿,到了春天,就把它翻在泥土下拿水泡烂了来当肥料。可上海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马草,而且把它变成了上海的名菜之一,就是拿酒来炒一炒这个草头。你如果回头想,会发现原来就连这个草头里,也有全球的流动和交换的历史。所以,我一直建议人们去看两本书:一本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写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这本书讲了古代中国和伊朗,尤其是在植物上有什么交流,哪些植物是从伊朗传到中国来的,比如说黄瓜,当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葡萄,这都是从西域传来的。还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作者的汉文名字叫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旧译爱德华·谢弗),他就写在唐代有多少的人员、药物、商品等在波斯、中亚、西域到中国之间流通。中亚的粟特人,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非常厉害,他们沟通了亚洲大陆的两端,甚至一直把欧洲跟亚洲连起来,这是他们做的事情。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写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在我们复旦文史论坛讲演的时候就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各国之间的联系,也要讲他们之间的不联系,不联系也是一种联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型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因此,国家也是全球史里的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叙述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第一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取代“国家本位”的形式,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首先,以文明为历史叙述的主轴,是从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我们要承认,这是西方人自我反省的结果。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同文明当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来描写,重点是反思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反思过去单线发展的历史观。我记得前些年我到美国去访问,跟很多美国学者谈过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全球史观,其实他们强调全球史观,主要是说全球是连成一体的,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为什么要打破“国家本位”的叙述形式?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现在倒过去追溯出来的,事实上,国家真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吗?它真的是一个历史书写的必然单位吗?其实不一定。比如说法国,我有一年在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法国学者讲到一个事情,就说法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有20%的人不会说法语。那么,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成为天经地义的国家存在,而且居然还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呢?又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是由讲德语、讲法语和讲弗拉芒语的三个族群合成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历史单位吗?你写比利时史,就等于是拿现在的比利时,倒推过去的不同族群,还得把他们写成统一的历史,对不对?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观,实际上写起来是有麻烦的。一旦讲到国家,就觉得国家好像是本质的,从来没有去想过,国家也是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提倡全球史观,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的问题。
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联系”“互动”“建构”,打破“自古以来”的、“单线”的、“进化”的“文明/族群/国家”的“文明纯粹论”,我们不能把文明、族群和国家本质化,即区隔为互不通融的历史上互相没关系的若干块。台湾学者王明珂,就强调现代中国的很多民族都不是本质的,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他们互相由于认同而不断建构起来的。他讲到四川西部的羌族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很多认同来自“一截骂一截”,什么叫“一截骂一截”呢?山底下住的是汉人,山坡上的人是谁呢?按照汉人的看法,他们就是羌人,但这些羌人不承认,说更上面的那些才是羌人,可是上面那些人又不承认自己是羌人,说更上面的那些人才是羌人。所以,很多族群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原来可能有个核心小雪球,但越滚越大就变成大雪球,实际上它是在不断的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所以,全球史观的好处就是强调联系、交融和变化,它不把这些当作本质性的东西。
再次,接下来我们要以“交融/互渗”逐渐形成新“共识”、新“认同”、新“世界”的历史观,代替过去仅仅以某个区域“物质、技术、思想和文化”进步为主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不再以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来划分,也不用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来划分。大家都知道,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化身万千,变成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但这些历史观都有一个背后意思,就是谁更进步、谁更文明、谁更强大,那么谁就是历史的主线,就以谁为标准来裁判历史。这样就把历史切割掉了,就不再是一个互相联系、彼此交融的历史。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的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呢,往往把历史切割开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的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有战争呀。可是到了后来,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的教皇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进行角逐。可是,说到蒙古大军,同时又回头涉及中国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再比如说,我特别强调的是1405年。如果我们只讲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会注意1405年,帖木儿在这一年去世,对于明代中国的意义是,如果他不死,他就要东征了。可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郑和下西洋了,明朝面向东边了。你把这些事儿连起来看的话,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分隔开来,是不是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球史确实有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