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巴基斯坦是电视新闻里最高频的外国国名之一，但作为旅行目的地在周边国家中却可能排在最末。巴基斯坦的政治不稳定并非始于、更非源于“反恐战争”，但21世纪初发生在邻国阿富汗的战争显然加剧了不稳定状况在巴基斯坦许多层面与许多地方的恶化。如今的巴基斯坦，不只在中国大众心目中，很可能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人心目中，都是既混乱又遥远、既危险又神秘的奇妙组合。二十多年来，外国人所写的有关巴基斯坦的畅销英文读物，其作者几乎全都是记者和研究者，比如Owen Bennett Jones（著有Pakistan: Eye of the Storm）和Anatol Lieven（著有Pakistan: A Hard Country），而且都聚焦于政治。当然，这种倾向自1980年代以来愈加明显，引人注目的作者如Emma Duncan（著有Breaking the Curfew: A Political Journey Through Pakistan），以及Christina Lamb（著有Waiting for Allah: Pakista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都擅长政治观察与记录。以前那种在巴基斯坦凝视自然、体验社会文化的旅行作家，如Dervla Murphy（著有Where the Indus Is Young: A Winter in Baltistan），似乎突然绝迹了。也许这种变化是巴基斯坦局势的正常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桑巴德·威尔金森（Isambard Wilkinson）出版于2017年的《巴基斯坦寻根之旅》非常难得，值得推荐。
此书原名Travels in a Dervish Cloak，字面意思是“像dervish那样的旅行”。dervish源于波斯语，相对应的阿拉伯语词是fakir，即威尔金森书中多次提到的“法基尔”，指的是伊斯兰教苏非派苦修者，他们总是破衣烂衫、甘贫乐道，关于他们的故事常常强调他们能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获得神示，他们的故事多与医疗、音乐和舞蹈分不开。这样的苦修苏非主要分布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区，如小亚细亚、中亚和南亚等。威尔金森以此名书，当然不是说自己假扮为苏非到处乱逛（如1860年代的匈牙利人万贝里那样装作土耳其dervish进入中亚），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记者身份才是他的伪装，他在巴基斯坦各地冒险游历的主要目的，并非探究当前的政治纠纷，而是为了寻觅那些正在消失的古老传统，那些圣地、圣徒和顽强的地方主张。身处乱流，却试图在日益衰败的旧传统中窥探往昔的光亮，以及未来的可能，这是威尔金森《巴基斯坦寻根之旅》的价值所在。
不同于绝大多数记者和研究者，威尔金森与巴基斯坦有独特的个人联系。此书题献给两位老年女性，一个是在爱尔兰的外祖母，一个是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贝古姆（Begum）。威尔金森的献词说：“你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你们给生活添加了masala。”masala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共有的一个词，指混合在一起的香料。外祖母的家族19世纪从法国或比利时来次大陆经商，从此定居下来，家族中既有欧洲人，也有印度人；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外祖母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外祖母在18岁时嫁给了一个正前往缅甸抵抗日军的英国骑兵军官。印度独立后，外祖母告别她真正的故乡、正酝酿血腥分治的次大陆，带着两个女儿迁往她从未到过的英国。威尔金森幼年从外祖母那里听到的，都是次大陆的故事。在外祖母家里，他常常见到从拉合尔来访的贝古姆。贝古姆不是名字，而是一个称谓。这个称谓源于突厥语，是从专用于男性的“伯克”（bey/bek/beg）一词转化而来的对高贵女性的称谓，常见于中亚和南亚的伊斯兰社会。威尔金森所讲的这位贝古姆当然有自己的名字，但人们出于尊敬只称她贝古姆，所以书里也如此称呼她。外祖母1950年代在马来亚遇见她，结为至交，姐妹情谊终生不渝。两人的互访使外祖母得以重温旧梦，而巴基斯坦比那时的印度更能让外祖母稍慰乡思。
正是贝古姆和外祖母把万里之外的巴基斯坦变成了少年威尔金森心中的故土，用他自己的话说：“莫名其妙地，我发现自己对一个从未到访过的地方怀抱着乡愁。”所以他说：“我的巴基斯坦之旅早在我踏足其地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他第一次目睹这片梦寐之地，是18岁时和外祖母一起，到拉合尔参加贝古姆小儿子的婚礼。他说：“1990年的巴基斯坦正符合我的想象。”从机场到贝古姆大宅的路上，外祖母指给他看车窗外的法基尔。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类人，但他之前已经读过有关这类人的书，也读过这类人的古代先贤所写的诗。婚礼后，他独自在巴基斯坦旅行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我坐火车从卡拉奇返回拉合尔，在没有窗户的三等车厢里穿越寒冷的沙漠，邻座的穷人给我吃的，还让我躺下与他们的一个孩子共盖一张毯子。所到之处，总有人给我容身之地，不肯收钱，帮我找好返程的交通工具，给我介绍下一站必须依靠的朋友。他们问，你在巴基斯坦要待多久呀？我说，待到我没钱为止。他们说，那么你永远也离不开了。”
这本书所记的，是威尔金森作为《每日电讯报》记者于2006年至2009年在巴基斯坦许多经历中的很少一部分。他在完成记者的时事报道之余，有计划地探访正在衰落中的传统名胜，探触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多色彩和多声部的巴基斯坦。不过在2006年之前，在外祖母和贝古姆的怀旧故事之外，威尔金森已多次深入巴基斯坦，对这个国家文化与人群的复杂性已颇有了解。他说：“大学毕业后，我对巴基斯坦的好奇并未衰减，有那么几年，我每年都去旅行个把月，后来我干脆决定在那里长住，以启动一个全面了解巴基斯坦的深度旅行。”陪同他的是哥哥契夫，契夫在书中还会一再出现，其重要性随着威尔金森的叙述而逐渐显现。可是这个遍游巴基斯坦的计划夭折了，因为威尔金森忽然生病，迅速发展为肾衰竭，只好回爱尔兰就医，做了肾移植手术。如此严重的病患并没有如家人所担忧的那样使他离不开病榻，几年以后，他竟神奇地康复了，开始他的海外记者生涯。2006年初，报社国际部有意把他从马德里调往伊斯兰堡，他满心欢悦地答应下来。接下来的三年多，威尔金森一边报道万花筒般变幻莫测的巴基斯坦当代政治，一边利用一切机会，寻访那个古老的、正在消逝的巴基斯坦。这本书就是这些寻访的一个记录。
除了中国史籍称为大小勃律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Gilgit-Baltistan） 和克什米尔，威尔金森的寻访覆盖了巴基斯坦的所有省份。在伊斯兰激进主义席卷伊斯兰世界的浪潮下，和其他地方一样，巴基斯坦多姿多彩的苏非遗产日渐式微，还在勉强维持的圣地、圣徒及其信众越来越多地遭受极端组织的暴力攻击。多样化的信仰实践风流云散，宗教宽容和文化开放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威尔金森在巴基斯坦的寻根之旅，寻的是什么根呢？就是这种宗教宽容和文化多样之根。在他看来，苏非神秘主义代表着巴基斯坦传统对地方性和多样性的宽容，是这个国家往昔的“内核与本质”，苏非遭受的有组织攻击意味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已渗透进社会和文化的所有角落。这一形势使威尔金森有了紧迫感，他要探访尽可能多的圣地和圣徒，看看时代洪流如何淹没传统，以及传统如何坚持、如何在窒息时刻依旧顽强呼吸。“我对这个国家正在改变其属性的恐惧，以及寻访全部老传统的渴望，因一个事件而急剧强化。伊斯兰武装分子炸了苏非波莱维派（Barelvi）学者的一个聚会，死亡逾六十人。这场攻击并不是逊尼派对什叶派，而是逊尼派对逊尼派。武装分子的直接目标，是这个国家的和平主义与神秘主义内核。”
“真正的巴基斯坦”，这是威尔金森对传统的理解。然而，他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他心目中的“真正的巴基斯坦”面临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一种更加严厉划一的伊斯兰，正威胁着古老的、民间的、神秘主义的信仰。我日益坚信，苏非圣坛才是传统巴基斯坦的心脏与脉搏，可它们正在承受打压。”他这样描述印度河两岸的信德省村镇：“丛聚于印度河两岸的，是多层而古老的文化。这里有‘异端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教徒，还有非洲黑人奴隶的后裔Sheedi，他们的典礼中保存有非洲的古老仪式。信德民谣讲着这样的故事，说人们吃掉圣徒以吸收其美德。在这里，地主们把女儿嫁给《古兰经》，以免自家财富因婚姻而离析，农民们生活得跟奴隶也差不太多。”
威尔金森的时事报道与他的苏非探访通常是交叉重叠的，甚至在采访 巴基斯坦的政治领袖时，他都会从他们的言辞中推寻现实政治与古老传统之间的关系—传统如何服务于现实，现实如何蔑弃传统。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威尔金森对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的采访。“有一阵，她旋拨念珠，默吟咒语，周而复始。‘这个祷告语我不能告诉你，是一个苏非教我的。我经历了这么多（艰难不幸），祈祷和沉思可以帮我静心。我生在苏非神秘主义的土地上，我的家人总是去苏非圣地。我本人很愿意成为一个（苏非）。’她狡黠地一笑，接着说，‘你有当苏非的潜力，我猜你可以成为一个小苏非。我在你这么大时正在监狱里，监狱使我更明白一些事，关于生命隐藏着的那一面。’她生动地谈论巫术和宿命论。她是巴基斯坦旧式混合文化的代表，这种混合文化对异端的宽容，尤为典型地体现在信德省，因为这里弥漫着苏非精神，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界限都不那么清晰。然而，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的个人信仰主要是一个工具，服务于她的政治目标。”
威尔金森探访苏非的旅程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徒劳无功的，有时是让他自己失望而归的，不过总体来说，他比一般人更多地看到了掩映在国际国内政治冲突之下的、深层次的巴基斯坦。他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三年多时间里，他见证了律师团体对穆沙拉夫政权的抗议和斗争，见证了贝娜齐尔·布托的被刺，见证了地方传统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反抗，也见证了阿富汗边境的复杂现状。这一切，与他对苏非的痴迷般追寻并不矛盾，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透过混乱无序的现实看更深的地方，看那些可能为巴基斯坦的未来提供营养的因素。他从苏非看到了宽容，从地方王公看到了自治，从多宗教、多种族、多种姓的共处看到了和平与秩序。他甚至没有忘记写自己在伊斯兰堡的日常生活，写他雇用的司机和厨师之间的斗争，从他们身上看到普通巴基斯坦人的长长短短。
威尔金森在巴基斯坦的探访式旅行当然还是不完整的，主要因为他的肾脏再次衰竭，不得不回都柏林治疗。最后他幸运地再次获救，而这一次给他提供肾脏的是他的哥哥契夫。在那之后，他开始写这本书。由于他的身体条件，正如他在书末致谢词中所说，这是一场折磨人的、旷日持久的写作。威尔金森的文字简洁典雅，信息量大，含义丰富，他的态度与评价往往潜伏在多层次的叙述背后。书出版后，几乎所有书评都提到他的写作风格是“旧式的”，大概是指英国传统旅行写作那种幽默的、嘲谑的、若即若离的和直率的风格。威尔金森与巴基斯坦的个人联系，即他经由外祖母和贝古姆酿造的对巴基斯坦的乡愁，使他的直率和嘲谑更肆无忌惮。比如，他偏爱使用帕坦人（Pathan）这个术语而不是普什图人（Pashtun），多多少少显示了殖民时代老一辈给他的影响（当然，这也可能引来尖锐的批评）。
无论如何，在有关巴基斯坦的旅行写作中，威尔金森此书把现实政治与传统文化区分开来，同时也展示了两者的混融与纠结，对这片土地表达了深深的爱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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