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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聚焦唐宋八大家,深刻理解他们之所以列为唐宋八大家的原因,理清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说明唐朝宋代文坛上存在的“西昆”、“太学体”的奢靡、浮艳、务虚的不良风气,以及创作上的偏颇,分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大力倡导的新风、新原则,展现他们在各自的创作中所进行尝试和实践,所形成的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共同缔造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巅峰。而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他更开创了一个思想的新时代,之后由柳宗元、欧阳修等接力,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光耀千古,是任何人都绕不开、必须要了解的存在。本书汇聚八大家,回到历史的当下,为了解唐宋八大家提供了绝佳载体。
阐明了名篇佳作的精髓,方便积淀古文知识,提升文学素养。
书中呈现呈现了众多唐宋八大家诗文原篇,在阅读过程中可以积累文言知识,增强文言的语感。不仅如此,行文之中,刀劈斧凿,把握这些文章的谋篇布局,并且引经据典,分析思想内容,更容易了解经典文学作品的样式和要求,更深入地理解作品,提高文学修养。
挖掘了唐宋八大家的精神品格,垂范后世。
本书共八章,分别讲述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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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由《国家人文历史》精心编写,围绕着唐宋之际八位文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而展开。全书既从大处着眼,勾勒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又深入具体地叙写文人的读书、为官、交友、游历、遭贬黜等人生经历,呈现了生动可感的唐宋八大家的形象。而且,文中对诗文进行分析与解读时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更切近当时的实际,更符合他们的心境,因此更具有说服力。
全书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语言平易晓畅,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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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国家人文历史》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荣获国家记忆“年度历史文化品牌”、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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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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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第二章 柳宗元:众从之风,我从之火
第三章 欧阳修: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第四章 苏洵:老泉先生的史学与文学
第五章 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第六章 王安石: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第七章 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第八章 苏辙:早岁文章供世用,中年禅味疑天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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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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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好书的标志是什么?在更具体的内容上,这完全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就基本面而言,好书首先是内容好。所谓内容好,是指言之有物,能够力透纸背,把应 有的问题讲明白。其次,需要文风好,文字清新,绝不追求晦涩难懂、故弄玄虚。如果还有形式美,插图、装帧令人赏心悦目, 那就不能不交口称赞了。《唐宋八大家文学课》,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唐宋八大家”,是文学概念,但在我的心目中,唐宋八大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唐宋文学史向来是作为一个文学阶段来论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八位文学大家的存在,因为他们存在内在的文学联系,所以唐宋文学成为有机的整体。但是,仅仅从如今的文学概念看待八大家,就把八大家看小了,把他们的历史地位看低了。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从古文运动视角评论的,其实更重要的是,韩愈开启了中国的新思想时代。陈寅恪评价宋代文化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中,不仅包括文学,更包括思想。而这一切的开端,都自韩愈始。从魏晋隋唐的佛教一统江湖,到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带头扛起中国文化的大旗的就是韩愈。所以,八大家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和文化的。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依然从读者熟悉的文学入手,但文字叙述、思维触角都不限于文学,思想与文化,是本书很重要的一个视角,从而打开了读者的思想视野,让一个时代的更大风景,映入眼帘。看看从前以八大家为名的书籍,多展现八大家文选,介绍研读,常有不足,如今再看《唐宋八大家文学课》,就能感触到文学是文化的核心力量,绝不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这样的语文概念可以容纳的。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文字清新就不必叙述了。令人惊喜的是装帧和插图。感谢画家们,他们把一代风流绘于纸上,八大家的时代,立刻有了可视的风景。如同我们可以触摸到八大家的创作与思考。十分感谢推出这部好书,这是我最想说的话。
读者的阅读,并不会读完即止,好书引发的拓展思维,会很 自然地发生。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个延伸阅读的需要,为了便于读者更进一步地理解唐宋八大家,我为本书提供了一份推荐阅读书单。我相信,给读者一个更广阔的阅读空间,让他们的思维扩展开来,这应该是所有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史教授
孟宪实
2022年10月21日
前?言
文以载道,是千古不易之理。对于现代的日常工作和学习,写作说理,也是不可或缺的“技能”。而学习写作的范本,历朝历代公认首推“唐宋八大家”。
所谓唐宋八大家,乃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排名以生年为序)。经过了宋元两朝对各家 的经典化塑造,至明初,朱右编《六先生文集》,采六姓,但实际上辑录八家之文。到明万历年间,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标举八家作为学习古文的范例,遂使“唐宋八大家”之名固定流传下来。八家自有风度,又合力令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后世“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即便在今天,要体会古代散文的艺术魅力,八家作品也多为必读经典,有启迪现代创作之功。
唐宋八大家之名在后世虽然如雷贯耳,也屡屡入选各类文选或教科书,但他们的文章到底好在何处,为何能从历代文人骚客中脱颖而出,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不见经传,即便偶有提到,往往也是只言片语,难成系统。为此,我们萌生出《唐宋八大家文学课》的最初创意,以八大家为师,以其作品为课本,精读揣摩,寻找蕴藏在这八位大家崇论闳议、景语情语中的精妙奥义,进而领略其作为“文学导师”的卓越风采,并以此回答读者最初的疑问: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好在何处?
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广大读者不禁会追问,为何此八大家之地位在文学史上如此举足轻重?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事件便来到了我们面前:古文运动。此次肇始于韩愈,大成于三苏、王安石的文学运动,不仅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它实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底蕴。西哲有云,遣词造句的文字表达方式,会深刻地影响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此言不虚。自古文运动之后,中国人在写文表达上对“言简意赅”“言之有物”的风格更为推崇,以语言精练为美,以虚言浮夸为丑。此种文化思维定式的延续,不可不归功于唐宋八大家,而将其肇始、历程、意义揭示给读者,也是本书的重要宗旨之一。
常言道,言为心声。那么到底是何等环境产生何等心境,才会让这八位大家写出名垂千古的雄文?事实上,八位大家大多命途多舛: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柳宗元遭
逢二王八司马之变;王安石乃中国历史上罕见大变革之推手,但终遭败绩;苏轼更是一生凡九迁……苦难的暴风雨不值得歌颂,然而历经暴风雨所诞生的精神却值得人们再三玩味。追溯八大家的人生轨迹,探寻他们磨炼心境的历程,便是贯穿本书的重要线索。可以说,只有将其人生和文章结合起来认识,后世的我们才能更真实、更立体地感知八位大文学家的文字,体会甚至学到他们留在文字之外更重要的东西,也即中华文学中最重要的——意境。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堂文学课,以八大家之生平为经,以其著述为纬,走进这星光灿烂的文学宇宙。
登第狂的灰白往事
由韩愈振兴家族、复兴国家的朴素愿望出发,他极度渴望能通过读书登第为官,但从贞元初年他参加科考的经历可以看出,实现理想是充满困难的。
史载,唐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自宣城到长安投奔其族兄韩弇,韩弇向自己的上司河中节度使浑瑊推荐他,一无所获。次年,因吐蕃入寇,战事十分不利,德宗派浑瑊在平凉川和吐蕃会盟。但不料这场会盟竟是吐蕃人的阴谋,当浑瑊身着礼服、仅带着60骑前来之时,埋伏在会场附近的数万吐蕃军一拥而上。最终除了浑瑊“仅得免”外,其余人等或死或降,韩弇也因为这场劫盟事件英勇殉国。这一年韩愈在长安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落第,加之韩弇意外死去没有了依靠,一时间窘迫非常。机缘巧合之下,韩弇的前上司北平郡王马燧对韩愈心生怜悯,故而韩愈“获幸于北平王”(韩愈《猫相乳说》),得以勉强维持在长安的生活。但一直到贞元五年(789),韩愈连续两次科考还是无法中第,只能回到宣城,直到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应举,才因兵部侍郎陆贽的青眼,最终擢进士第。因唐代科举,取得进士功名后并不能立即授官,需要再经吏部选考才能真正接到任命。故而接下来的三年间,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却都以失败告终。贞元十二年(796),落魄已极的韩愈最终只能接受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推荐,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这十年的蹉跎岁月,在韩愈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尤其是他自幼得寡嫂郑氏抚养,“微嫂之力,化为夷蛮”,其进取功名实则也为了在郑氏膝前尽孝。但贞元九年(793),韩愈第一次在吏部试中失败之后,郑氏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韩愈仓皇之间回到河阳奔丧,之后作《祭郑夫人文》寄托哀思。从此祭文的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内心的愤怒与不甘,他自陈为了获得功名奔走权门,是“苟容躁进,不顾其躬”,做了很多自己所不齿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为了“禄仕而还,以为家荣”。但不料再次返乡却“乃睹灵车”,他恨自己“有志弗及,长负殷勤”,这种遗憾与痛苦,成了韩愈性格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
这种“苟容躁进,不顾其躬”的证据,自然也以文章的形式保留下来。如其拜谒文《上京兆尹李实书》,就说了很多违心话:
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馀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好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李实是道王李元庆四世孙,依靠宗室身份才得以为官,人格颇为卑劣,《新唐书》本传云其在山南东道为官时“刻薄军费,士怨怒,欲杀之”,只能“夜缒亡归京师”,之后累进司农卿,擢拜京兆尹,更是“怙宠而愎,不循法度”。贞元十九年(803)关中旱灾,他依然欺上
瞒下,聚敛财富,向唐德宗说“岁虽旱,不害有秋”,这足以与玄宗天宝后期关中雨灾时杨国忠说的“雨虽多,不害稼”相提并论了。而韩愈此文却吹捧他“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可以让“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可以说是极为肉麻。但之后韩愈功成名就,在
修《顺宗实录》时,对李实的评价就客观了起来:
(李)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闻之,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这种自相矛盾让宋以后的士大夫很难理解,如罗大经《鹤林玉露》谈到《顺宗实录》,诧异道:“与前书一何反也。岂书乃过情之誉,而史乃纪实之辞耶?然退之古君子,单辞片语,必欲传信,宁可妄发!而誉之过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晓也。”魏了翁在《经外杂抄》中也
说:“韩公每是有求于人,其词辄卑谄,不可据。”相应地,韩愈为求官三上丞相书,也让宋代文人无法接受,司马光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南宋张子韶也说:“退之平生木强人,而为饥寒所迫,累数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书,乃自比为盗贼管库,且云‘大其声而疾呼矣’,略不知耻。”
但实际上,结合《祭郑夫人文》中韩愈的话,就不难理解这种矛盾了。童年时期的创伤使得韩愈确实展现出某种“登第狂”的倾向,对李实的阿谀也好,对宦官俱文珍的吹捧也罢,他心里实际是知道对错的,但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复兴家族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不得不在窘迫的岁月里有所“从权”了。这种压倒一切的愿望,使得韩愈之后在教育儿子的时候,依然是以功名利禄言之。
如其《示儿》一诗,言“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言辞当中对自己显贵后的生活扬扬自得;《符读书城南》一诗则更为过分,在诗中他说“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但由于“学与不学”的关系,“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艳羡富贵之意更是溢于言表,这大异于传统儒家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的道德旨趣。以韩愈为偶像的苏轼,在读到这些诗作后,也不得不说:“退之《示儿》,所言皆利禄事。至老杜则不然,皆事圣贤事也。”前文提到的韦绚《刘公嘉话录》中,讽刺韩愈之子韩昶颇为暗劣,将史传中的“金根车”臆断为“金银车”并改之,可见韩愈之教子是较为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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