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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基于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对乡村呈现的反空心化动向做出深刻分析、对2012年之前的主要政策进行反思,阐明如何给小农赋能,提出一条依靠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令人耳目一新,是一部积淀深厚的大家之作。
內容簡介: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本书名为《超越空心化》,既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迹象的揭示,也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未来的期待。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研究小农户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赋能”,关注内发型发展及县域城乡流动;二是聚焦“同乡同业”现象,剖析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如何互嵌以及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三是阐述乡村空心化、阶层分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乡村社会的生机。作者通过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探寻基于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
關於作者: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民政部第三届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儒道互补: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华南古村落:搁浅于时光长河的乡土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The Path to Sun Village(Brill,2017)等。
目錄 :
第一章 小农与扶贫
重提小农
小农经济能否继续作为谋生方式
小农与贫困人群的交集
作为扶贫手段的普惠小农政策
第二章 内发型发展与开发扶贫
作为反思视角的内发型发展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重脆弱下的开发扶贫
贫困人群是如何被“去能”的
贫困人群的主体性及其再组织化
第三章 小农户发展:“去能”与“赋能”
问题的提出
有关经济学说回顾和“去能—赋能”研究视角的提出
小农户是如何被“去能”的
该如何对小农户赋能
结语
第四章 常态化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理解仍将长期存在的“小农户”
立基于小农户的常态化扶贫
帮扶小农户中的弱势者
帮扶弱势小农户的长效机制
第五章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来自“界外”的案例
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第六章 “同乡同业”:“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
“同乡同业”概念的提出
作为“社会经济”的“同乡同业”
“经济”是如何嵌入“社会”的
是“社会经济”还是“低端全国化”
余论
第七章 超越空心化——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
县域内的城乡流动现象引人关注
农民工返县就业
县域内非农就业与在家农业就业的结合
县域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发展
内发型发展及适当的区域范围
结论
第八章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无中心场域”
不在村“乡贤”治村
农村空心化、阶层分化及“项目制”背景下的
公共产品供给
乡村自治及其对本土社会资源的利用
后记
內容試閱 :
无主体熟人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
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我试图以“无主体熟人社会”(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这一自创概念,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在经历历次冲击之后,老人的传统权威式微,青壮年日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
“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第一,舆论失灵。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则当事人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我们可以指责“媳妇”虚伪之至,但事实上,“媳妇”的行为变化又是有章可循的?D?D其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贬值。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在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的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这在家庭操办喜宴的受邀来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比如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权威的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黑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D?D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黑恶势力来“摆平”。
第四,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之所以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因为时至今日留在村里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里,还因为“无主体”的农村社会,也周期性地呈现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
目前农民外出打工,基本上以增加家庭收入为目的。伴随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家庭生命的周期性以及乡村节庆的周期性,打工者总是周期性地离乡与返乡,如一群候鸟,穿梭于城乡之间。村里平时冷清,但逢年过节却热闹异常。这种景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大的返乡周期(如家庭生命的周期)套着小的返乡周期(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