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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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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史的人物列传编纂是考察汉宋史学发展的一个有效切入点。本书选取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限定在汇传之外人物列传部分，将这四部史书的列传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考察列传兴起至成熟的全过程，将此过程置于西汉至刘宋史学演变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加深对中古史学全貌的理解和认识，并能进一步探索这一时间段史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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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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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汉宋间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视域下，考察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范式的形成；藉由人物列传编纂范式的延续与变革，讨论史家意图的流转变化；关照列传编纂范式限定下的史传与其他文献的互动与整合。通过列传编纂这一命题，考察前四史形成的现实基础及其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乃至文学意识，反思汉宋间史学发展的情况及史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进而揭示汉宋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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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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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柄睿，1985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史学史，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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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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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纪传体史书形成前史
第一节 先秦文体与《史记》
第二节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先秦学术基点
第二章 列传范式的出现与确立：《史记》到《汉书》的转折
第一节 列传范式的出现：《史记》的修撰
第二节 列传范式的确立：《汉书》的修撰
第三节 传记写作分类标准的变化：刘向、扬雄与班固的工作
第三章 列传范式的应用（上）：《三国志》的创造
第一节 《三国志》以“志”为名缘由及史学意图
第二节 《魏志》人物列传编纂
第三节 《魏志》史论与禅代之际人物列传编纂
第四节 《蜀志》列传编纂
第五节 江东创业与《吴志》列传编纂
第四章 列传范式的应用（下）：范晔《后汉书》的形成
第一节 范晔《后汉书》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纂
第二节 第五伦形象建构与范晔对东汉、刘宋政治风格的认识
第三节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 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第五章 诸家东汉史的修撰
第一节 《东观汉记》、谢承、华峤《后汉书》的合传情况
第二节 列传范式影响下袁宏《后汉纪》人物传记情况
第六章 列传范式影响下的地方史与个人史
第一节 郡国书的形成及其演变
第二节 别传与家传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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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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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终于到了写后记的时刻。
我一直有种看法，学术著作的后记应该是全书中最耐读的部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作者学术自传的角色。现在需要为自己研究传记的书完成一篇后记，我却有些踌躇。我并非担心读者批评全书内容，相信大家已经批评过了。唯一让我忐忑不安的是，马齿徒增，我的见识似乎没我的酒量长进得快，以至于无法在后记中说出任何真知灼见。
最初进入大学的时候，我接受的训练，或者说我耳濡目染的学术追求是写出材料扎实的论文。这个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这种领悟力稍逊的同学来说，会误解为写出注释和正文都很长，甚至是注释长过正文的论文便是好的研究。我的想法无疑又是错误的。后来经过长期的学习与工作，写论文也读别人的论文，特别是经常评议学生的论文，我发现论文越来越长了。写得长自然是本事，可写得短也未必没有功夫。文章的优劣取决于见解的精当，不在于材料的堆砌。当我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记注之学和撰述之学在我身上的矛盾。
自然我没有放松搜求材料。如若没有充足的材料，高明的见识无从谈起。可若非高明见识的阐发与点拨，再充足的材料也品不出味道。就好像一桌宴席，食材再好，没有盐是万万不成的。所以我更爱读本专业以外的书。
回想起求学的时光，我的学术兴趣一再发生变化。本科阶段在王子今和张荣强两位老师的培养下，我着力于宫省宿卫制度。硕士阶段向刘华祝老师问学，更参加陈苏镇老师的读书会，我又不安分于纯粹的制度史研究了。那时候我的兴趣是医疗史。博士一年级时，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子今老师支持我去台大交流一学期。我私心是为了取医疗史的经。切身接触之后，我感觉医疗史在我研究的这个断代没有太突出的空间。于是我重新计划，争取写出几篇好的文章出来，作为确定博士选题的初步尝试。
在台大读书，和同学交流，向邢义田和刘增贵两位老师请教，我转而思考回到制度史，希冀讨论汉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变化。为此我写了一篇讨论“高皇帝约”的论文。不过在邢老师身边，我自忖应该写一点偏重文献的文章。五月的台北多雨。在台大的图书馆和水源的宿舍，我和着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敲下对比《史记》《汉书》侯表的一篇论文。文章进展很快，写得扎实。我交给邢老师不久，他约我面谈并给出很高的评价。我心里也有了把握。我将上述两篇论文提交系里的博士中期考核。口试委员中有宋超老师和罗新老师。他们俩就跟商量好了似的，每人分别对一篇文章给予肯定。这样一来，我心中相对有底了。
后来“高皇帝约”的文章很顺利发表了。侯表的文章投了出去，得到了一封拒稿信。信中的见解有些我未必认同，有些也无法证实，于是我将文章搁下了。尽管如此，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以及伴随写作而来的充实的状态和亢奋的心情，很让我感受到，以早期史部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是可行的博士论文选题。
本书不是从第一章开始写起的。我最早写的是关于《三国志》的部分，因为我对这部分最没把握。那时候北大研究生院可以出一笔钱资助博士生组织小型讨论会，鼓励我们邀请同道学者交流。我抓住这个机会，并提交了主题为《三国志》史论与人物合传关系的论文。经过大家的批评和鼓励，我更有信心了。那以后我又继续写《后汉书》和《汉书》的相关部分，最后才讨论《史记》。自我评价《三国志》和《后汉书》的部分我思考最深，写得最好。《史记》和《汉书》部分有点匠气，不够飘逸。我意识到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对于学者异常重要，那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也是必须越过的龙门。
长久以来，人文学者给人的印象都是沉思与安静的。他们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坐在扶手椅上，如登神坛，沐浴圣光，降临人间，一支笔便有千钧之重。可我似乎与此格格不入。我属于那种灵感型选手。我会用很多时间阅读、思考、散步、聆听，直到有那么一个时刻，知道可以动笔了。当然，智慧时刻到来的早晚也取决于我的职业道德和拖延症交战的胜负。不过一旦开始写，我就完全属于研究。幸运的是，我一直写得很快。
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我做了很多杂事。既没有用心在这个主题下撰述新文章，也没有认真修订文稿。时至今日，我重新阅读原稿，试图将它从博士时混乱思路以及申请项目时的仓促更改中拯救出来。当我再次审视之前的写作时，会不时地擦拭额前尴尬的汗水。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一本书很艰难，其间的差距不会比从月球到地球更近。我整合了章节，删去了若干表格，重新下了一些论断，却总感觉没有达到完美。或许日后回顾，我做的工作不过是小修小补，书稿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何况写一篇讨论前四史的论文本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史料批判的研究很难形成连贯的叙事。它关注的更多是细节的刻画，而非宏大的进程。更不用讲这四部史书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想要取得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远非易事。
全书仍难以摆脱稚嫩和青涩，像是一个小孩子穿上父母的衣服，模仿大人的言语。不过我依然有信心认为，这份博士阶段写出的成果很有创见。
正如前所说，我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曾经多次改换题目。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我也全力跳出博士论文的框架。不停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是我着力培养的一种习惯。历史上那些大学问家，往往是不听话和不安分的人。太过循规蹈矩的人没有创造力，更不会有洞见。敏锐总与激情相连，深刻多源自打破陈规。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一个很强劲的学术风潮影响下完成的。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历史书写”和“史料批判”已经逐渐成为中古史学界方兴未艾的选题指南。很多学长们带动和引领了这个风潮，他们的学术勇气深深地鼓舞了我。目前“历史书写”的研究经历了长久的争论和实践，俨然跻身中古史研究的核心命题。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这个方向的题目完成各个阶段的论文，在他们身上我依稀看到自己曾经的身影。
此刻我误打误撞地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艰难挣扎，究竟能否成功以及得到学界认同，恐怕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确证的事情。好在我已习惯等待。我愿意将学术视作一种事业而非职业。我虽然很在乎工资和待遇，幸而也能在一方精神天地里获得自足。
我特别担心自己成为那样一种人，就是眼中心里只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对此之外的一切视而不见。我想那不能称之为精专，距离豁达也远甚。我总是试图增厚自己生命的分量，让自己变得更丰富。人们看到我，不光以学者相称。倘若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充实而有趣的人，那便让我高兴。
我很感谢我的两所母校和指导过我的老师们。教导我只是他们人生中很小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却很重要。而且总有一些人，在我们孤寂困惑的时候，会被深深回忆。我也感谢我的朋友们。多年来的求学治学生活，我从他们身上的收获可能要比来自师长的更多。感谢我的家人们，是他们的包容大度支持了我。也感谢帮助我修订全书的同学们，他们更正了很多错误，即便我知道依然还有许多。感谢中华书局和编辑老师们，他们帮我申请到了项目并协助出版。人生第一本书能在我仰慕的出版社见刊，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尤其要感谢各位前辈学者。我在书中参考了你们的研究，或许见解未必一致，但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进入到更广阔的思维世界。
我一直要回避掉自己爱说话的习惯，可还是说了这么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那就不如守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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