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长日将尽》译后记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12月8日— ）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而荣获二〇一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并进而明确指出石黑一雄的文学创作的三个关键词是“时间、记忆与自我欺骗”。想来，石黑本人对此应该也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他在访谈中谈到自己创作的要点时，就说过：“我基本上就是依赖回忆。”《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荣获一九八九年度的布克奖，真正奠定了他国际一流作家的地位，这部小说与之前的两部长篇《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和《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的的确确全篇都是以主人公的回忆展开和构成的。以人称回忆过去、讲述奇遇、敷演故事甚至说三道四可以说是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传统也常用的一种叙事策略，与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也称为“上帝视角”）叙事分庭抗礼，共为长篇小说叙事方式的两大宗派。相较于第三人称叙事，采用人称的好处在于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读者很容易就会与叙述者的价值观产生认同，直至在情感上都会与主人公同悲同喜。但这仅限于可靠的叙述者，在叙述者是“可靠的”情况下，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与作者或者说体现在作品中的整体倾向是一致的，读者可以大体上将叙述者的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现代主义兴起之前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典型的如维多利亚时代长篇小说繁荣期的众多作品，像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现代主义兴起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就集中在对叙事角度的强调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叙述者的声音首次变得不那么可靠起来。詹姆斯故意选择感知视角、理解能力受到限制的叙述者，典型的比如说孩子，用这种受限的视角去观察，用这种尚不能完全理解叙述对象的声音去讲述，由此就会造成叙述者讲述的内容与成熟的读者实际感受到的内涵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巨大的偏差，这种有意味的偏差对于读者所造成的审美和情感的冲击是极大的。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叙事学名著《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种首次对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进行了命名和论述：“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长日将尽》的人称叙述就是典型的“不可靠叙述”。如果说亨利?詹姆斯的不可靠叙述源于叙述者观察和理解能力方面的受限，石黑一雄的不可靠叙述则是由于叙述者自身的有意回避和遮遮掩掩。《长日将尽》的情节是由英国豪门巨族达林顿府的管家史蒂文斯独自驾车前往西南部六天行程中的回忆所构成的。史蒂文斯为达林顿勋爵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亲眼见证了达林顿府一战和二战期间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这个显赫的贵族府第实际上成为对于整个大英帝国的大政方针尤其外交政策起到巨大影响的权力中枢，“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通过达林顿勋爵，纳粹德国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先生几乎可以完全绕过我们的外交部门，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层”。但在二战以后，由于达林顿勋爵在战前一直奉行不光彩的亲纳粹政策，达林顿府盛极而衰，已经由世界的“轴心”沦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在爵爷也身败名裂、郁郁而终（小说暗示爵爷是自杀身亡）之后，连达林顿府都已转手卖给了美国商人法拉戴先生，达林顿府作为世袭贵族达林顿家族的祖产，在世代相传以后终于为外姓——而且是外国人所有了。在达林顿府的全盛时期，身为管家史蒂文斯手下有三十几个全职员工供他差遣，而在此时，府里的员工加上他这个大管家也就只剩下了四个人，宅第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关闭起来，不再使用。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好意地主动提出让史蒂文斯驾车外出去休个假，汽油费由他来负担；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府里现在的人手实在是捉襟见肘，史蒂文斯就想力促三十年前共事过的女管家肯顿小姐重返达林顿府任职，由此即可一举解决府里人手不够的难题，所以想借此休假机会顺道前往肯顿小姐的住处亲自劝她重新出山，结果却无功而返。《长日将尽》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史蒂文斯这六天驾车出游的沿途见闻，更主要的是对于过去他这大半辈子管家生涯的断续回忆与思考。 那么他都回忆和思考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又说他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他为什么要有意无意地躲闪和回避？他躲闪和回避的又是什么呢？干了大半辈子职业管家的史蒂文斯，他回忆和思考的一个为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个“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与一个极有能力的管家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史蒂文斯认为就在于他是否拥有一种“尊严”。那么这种“尊严”到底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具体的内涵应该如何表述？史蒂文斯在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并以自己的父亲管家生涯中的实际言行作为实例，得出结论说：“‘尊严’云云，其至关紧要的一点即在于一位管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坚守其职业生命的能力”；“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们能够化入他们的职业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身为“管二代”，史蒂文斯还进而还将他们这代管家与以他父亲为代表的上一代管家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老一辈更关心的是雇主是否是有封号的世家贵族，而他们这一代更关心的则是雇主的道德地位，他们更加理想主义，更希望效力于那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士绅：这个世界是个轮子，以那些豪门巨族为轴心转动，而他们这些有理想的管家莫不以尽可能地靠近这个轴心为志向，他们这个职业的终极价值就体现在为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大任的伟大士绅们服务，如果，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可以被称为一位“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种人：他在指点自己多年的服务生涯时能够自豪地说，他已经将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了——而通过这样的一位绅士，他也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
那么史蒂文斯为之而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达林顿勋爵，他是否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位置，他是否是位伟大的士绅，他的作为是否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呢？达林顿勋爵当然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话说：“是我们这代人先认识到了前几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是在公共议事厅里，或者在会期只有寥寥数日又完全置于公众和新闻界关注之下的某个国际会议上做出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关键性的决定反倒是在国内那些隐秘而又幽静的豪宅里经过讨论、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小说中集中描写过在达林顿府召开的两次会议（外加无数“不宜公开”的密谈）：一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的国际会议，达林顿勋爵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共二十几位正式代表参加；还有一次规模虽没有这么盛大，却直接邀请到包括纳粹德国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在内的别的官员到达林顿府进行密谈。正如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之间的那段对话所显示的那样：史蒂文斯向肯顿小姐抱歉说他实在太忙，没时间详细探问她跟他的求婚者会面的结果，因为“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事件此时就正在府内进行当中呢”，而肯顿小姐则回答：“府里又何曾发生过不重要的事呢，史蒂文斯先生？”那么达林顿勋爵是否是位伟大的士绅呢？他的作为是否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呢？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话说：“无论近年来对达林顿勋爵的功过如何评说……我都该为爵爷说句公道话：他本质上是个真正的好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绅士，时至今日，我都为自己能将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这样一个人服务上而深感自豪。”达林顿勋爵参加过一战，对阵的敌人是德国，但他出于绅士的原则和本能，对于已经败北的敌人就自然会表现出慷慨和友善。加之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确对于德国有诸多不公开的条款，这就激起了达林顿勋爵的同情和义愤，尤其是在他的一位德国挚友自杀之后，他开始致力于为德国争取平等的国际权益，一九二三年的那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就是专门为此而召开的。可以说到此为止，达林顿勋爵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当的。但在纳粹政权上台以后，德国已经从之前的牺牲者一变而成咄咄逼人的侵略者，达林顿勋爵却仍旧秉持之前的亲德、挺德立场，执迷不悟，终至于成为纳粹德国的帮凶。如果说一九二三的那次会议还是完全正当的，那么到一九三六年他一手安排纳粹德国的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到达林顿府密谈，甚至想促成英王在那个时候亲访德国，与希特勒会谈，用勋爵的教子的话说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爵爷可能是希特勒先生在本国为他摇旗呐喊，助他实施其宣传诡计为得力的一枚棋子了”。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居然正是因为勋爵是位真正的绅士，因为他为人真诚，品德高尚。所以答案是：达林顿勋爵确实是位品德高尚的绅士，但他却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绅士，他非但未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反而沦落为纳粹的棋子和帮凶。这也就可以解释史蒂文斯的回忆为什么会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甚至自我欺骗了。表面看来，史蒂文斯的遣词造句非常正式、规范，面面俱到而又谨小慎微，恰合他大半辈子的管家身份，但表面上滴水不漏的叙述当中，暗底里却有潜流涌动，甚至暗潮汹涌。他一方面说他们这代管家有着理想主义的追求，良禽择木而栖，要选择真正伟大的绅士为其服务，在助其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中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成为“伟大的”管家；另一方面在勋爵的教子小卡迪纳尔明确向他指出勋爵已成为纳粹的棋子和帮凶以后，他又采取鸵鸟政策，故意视而不见，并且为自己找借口，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理解当今的国际大事的，好的办法就是完全信赖他们已经认定是既明智又可敬的那位雇主，将全副精力奉献于为他提供好的服务上。他一方面坚称达林顿勋爵是位伟大的绅士，他为自己将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这样一个人服务上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却又在两次截然不同地场合有意地回避他是否曾为达林顿勋爵服务的话题，甚至不惜矢口否认。他一方面义愤填膺地为爵爷声辩，说人们攻击爵爷是个排犹主义者是卑鄙龌龊的无耻谰言，一方面又因为奉爵爷之命开除了两个犹太女仆而难以释怀，几成心病……这种前后不一，甚至完全矛盾的表述实在是太多了，而其根源则在于达林顿勋爵并非如他所愿意相信的那般完美，但正视这一点就等于抹杀了他三十年来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意义，乃至于把他整个人生的意义也都一笔抹杀了，而这是他无法面对的残酷真相。达林顿勋爵具有真正的绅士精神，秉持Noblesse oblige（位高则任重）的道义责任，在一战后为明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战败国德国鸣不平，并且不限于道义上的支持，勇于行动，以殚精竭虑的实际作为运筹帷幄，奔走呼号，其精神何等高尚，其行为何等高贵。在为德国争取平等待遇的那次国际会议上，勋爵曾跟美国的政客刘易斯先生有过一次正面的交锋，刘易斯先生说他们凭借自己高贵的精神治国理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国际事务需要专业人士来掌管，他们都是外行，他们根本就搞不清状况，仅凭着美好的愿望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勋爵则反驳说他所谓的专业精神无非是通过欺骗和操纵来为所欲为，是依照自己的贪欲和利益来排定轻重缓急，而他所谓的外行，他更愿意称之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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