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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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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俄罗斯人有清醒的良知，如此深情和深刻，却无法逃避集体的悲剧命运？应该如何理解我每时每刻所进入的撒马尔罕的时空？在纷繁的地理线索中，哪条脉络，能带领我走进它的历史隧道，哪怕是浅浅地触碰这座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要道城市的过往？从远处看，德国近现代历史被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柏林墙倒塌这一条国家主义的叙述线索。走进它内部，则有一条不太为人所知的线索，如一条暗河流淌在它历史的深处。新德国人如何在废墟上重新开始？他们如何处理记忆，理解存在，寻找故乡，盛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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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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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从2010年至2020年穿越亚欧大陆的旅行随笔。在俄罗斯，作者浅触堪察加，坐火车穿越辽阔的西伯利亚，体验了俄罗斯式的荒野意趣；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追寻历史之痕。以此为起点，作者探访了封闭、传统文化发达的中亚城市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撒马尔罕、布哈拉、德黑兰、库姆，也与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柏林人展开了深度对话，在神秘浮华之城卡萨布兰卡、拉巴特听一段人生故事，获得另一种人生启示。新与旧、历史与现实、记者的观察与当地人的讲述，复调叙述贯穿始终，有别于寻常的旅行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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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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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实：写作者，《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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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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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1
第一章 远东风景 1
浅触堪察加 2
穿越辽阔的西伯利亚 24
第二章 俄罗斯：记忆与日常的复调 45
莫斯科苍穹下 46
圣彼得堡：双重人格城市的文学记忆 105
第三章 中亚之地 133
从哈萨克斯坦启程 134
从撒马尔罕到布哈拉 155
费尔干纳：交汇处 187
第四章 伊朗之国 201
不可预测的古国 202
传统社会的灵魂：巴扎与清真寺 226
伊朗人眼中的石油史 244
第五章 德国：时间与存在 263
柏林未完成时 264
生长与消失的空间 286
第六章 旅人，在摩洛哥 301
卡萨布兰卡，一座城市的名字 302
看不见的花园与迷宫 320
撒哈拉二重奏 335
马拉喀什的幻梦 347
直至大陆尽头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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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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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苍穹下
（节选）
在莫斯科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伊万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故事。
“我仍选择成为俄罗斯人”
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人造物”。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是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我叫伊万，今年25岁。苏联解体的时候我才1岁，还没有记忆。我母亲一家是乌克兰人，父亲出生在摩尔多瓦，我也出生在摩尔多瓦。奶奶是摩尔多瓦人，但爷爷是俄罗斯人，所以我有1/4的摩尔多瓦血统。苏联时代，我们一家可以自由地在苏联各国旅行。苏联解体后，我们就留在了摩尔多瓦，不能再回到俄罗斯了。我在摩尔多瓦读完初中、高中，大学时来到莫斯科大学。现在我已加入俄罗斯国籍， 定居在莫斯科，在这里结婚、买房、定居。我的父母也一起来到俄罗斯，与我的哥哥定居在罗斯托夫。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我从小接受的是俄罗斯文化的教育， 学的是俄语，读的也是俄罗斯文学作品。苏联解体后，和其他非俄罗斯的前苏维埃国家一样，摩尔多瓦也开始培养憎恨俄罗斯人的意识。
摩尔多瓦的官方语言现在是罗马尼亚语，虽然仍有50%的人在使用俄语。1991年后，去摩尔多瓦的政府机构工作必须要说罗马尼亚语。大部分的年轻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学习罗马尼亚语，以便成长为摩尔多瓦人。过去，摩尔多瓦有两类学校，一类是俄语学校，也要学习摩尔多瓦语；另一类则是罗马尼亚语学校。现在，俄语学校的数量在大幅下降。有时我坐公交车，用俄语对公交车司机说我要去哪一站，虽然司机听得懂我说的是什么，但也会很不屑地瞟我一眼说：“这是在摩尔多瓦，难道你不会用罗马尼亚语说吗？”为什么是罗马尼亚语？说起来这是段纠缠不清又有点讽刺意味的历史。摩尔多瓦人现在认为，300年前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是一个国家，引用这段历史可以与俄罗斯撇清关系。但如果引用另外一段历史，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其实早在1917年前，摩尔多瓦就在俄罗斯的帝国版图里了。
我的爷爷也叫伊万，他有12个兄弟姊妹。他们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被逮捕和枪决，他们的母亲看着13个孩子，觉得无力独自抚养，自杀了。这13个孩子就成了孤儿，被送到俄罗斯各地的孤儿院里，从此分散了。爷爷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孤儿院，那年他7岁。等到他16岁成年该离开孤儿院的时候，“二战”爆发了。于是他就直接参战，去乌克兰打仗。
爷爷很少回忆他在孤儿院的经历，只是说那段经历并不愉快，他们从未被当成孩子对待过，所以他没有童年。他跟着朱可夫元帅的部队解放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他的记忆里，士兵们非常喜欢朱可夫，他是一个异常严厉，但又极其公正的人。打到摩尔多瓦的一个村子里时，他遇到了我奶奶，当时她15岁，他们相爱了。“二战”结束后，爷爷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分配，先在黑海边乌克兰的敖德萨待过一段时间。几年后，他被派到摩尔多瓦，成为摩尔多瓦一个省的驻军军长，直至在摩尔多瓦退休。
爷爷会给我讲一些关于战争的回忆，但他会挑有趣的故事讲。还记得爷爷说，有一次，他们的部队正靠近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边境森林，离敌方阵营很近，被要求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这个时候，爷爷听到厨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去那里一看，发现一些从森林里来的可疑军人正在找东西吃。他们张口就用德语说话，原来他们把这个营地当成德国军队的营地了。爷爷捉住了他们，从这些德国人那里，苏军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爷爷也因此得到了提拔。
那时，爷爷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的。人们夹道欢迎苏军，用鲜花迎接队伍进城，感谢他们赶走了纳粹分子。他们可以住在任何人家里，受到最好的招待。而如今，在这些国家，“苏维埃人”等同于俄罗斯人，已被视为占领者，而不是解放者了。爷爷有非常多的军功章和制服，他曾很以此为豪。苏联解体后，他再也不敢穿这些制服上街了，害怕被打。但每年的5 月9 日“二战”胜利日，仍然是我家最隆重的节日。这是俄罗斯每个家庭都过的节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人参加过战争，都有亲人在战争中死去。现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了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将这一天改在5 月8 日庆祝，因为8日那一天是欧洲的胜利日。
1989年，爷爷收到了一封苏维埃政府的“恢复名誉信”，是关于他被枪决的父亲的。这封信的扫描件就在我的电脑里，它是这样写的：“你的父亲布洛霍夫·莫伊谢，出生于1892年，被证明是清白的。很抱歉，他因被错误地指控宣传反革命思想而被杀害。他于1937 年9 月20日被非法执行极刑。1958年苏维埃法院将此案视为非法，因为没有犯罪的证据。兹决定恢复你父亲的名誉。”
我的曾祖父是一名普通矿工。听爷爷说，他被捕是因为邻居检举，认为他有一些不应该赚的钱。那个时候，任何人都处于全面监控之下，任何人都可以被任意逮捕和杀害。爷爷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很欣慰，觉得事情最终水落石出，父亲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也算是一个交代。这件事没有太影响爷爷对苏联的态度。
我们家里还有一位下落不明的亲戚。父亲的哥哥曾经去俄罗斯当过空军，回到摩尔多瓦一段时间后，他决定继续去为俄罗斯空军效力，却一去不返，从此渺无音信。父亲寻找过他很长的时间，给各个政府部门、电视台写信，至今却没有任何回音。我们猜测，他可能已经牺牲了。
人们对苏联的态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发生大转变，这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很大关系。他的“改革”开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政治精英就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对他们获得权力是有利的。
在摩尔多瓦、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当地政治精英都将对现状的不满归罪于苏维埃的统治。其实，在苏维埃之前，摩尔多瓦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苏维埃时代，工厂、铁路和基础设施都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因此，地方政治精英对苏维埃全面的指责性宣传，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在20世纪80年代，苏维埃经济的确下滑得很厉害，没有工作机会，食品极度短缺，这种政治宣传非常容易获得民心。即便整个20世纪80年代局势在不断变得糟糕，也没有人相信会变得这么糟糕。在白俄罗斯签署协议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不相信这个协议真的能够得到执行，不相信它会变成现实。
苏联解体前，我的母亲在摩尔多瓦的一家糖果工厂工作，父亲是共产党党员，曾希望从政。他当时是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的共青团主席，如果苏维埃没有垮掉，他或许能有不错的政治生涯。1991 年， 他的政治生涯还没真正开始就结束了。他成了商人，经营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公司，与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做大米、小麦等粮食买卖。对于他来讲，做生意是完全新鲜的，他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冒险。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到处都是犯罪，法律完全不管用，黑帮团伙遍地都是。私有化的过程也很有戏剧性：一些工厂把股份合同分配给工人们，一些掌握了信息的聪明人就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工人手中的合同，有时用一瓶伏特加就能换来他们的股份。那是一个或者一夜暴富或者被干掉的动荡年代。
父亲的生意刚开始很顺利，我们的家庭也一度很富裕。在我6 岁的时候，家里就有了4 辆车，我去上学都由私人司机接送。但90 年代末，幸运离开了父亲。有一个土耳其商人的钱一直没有到账，而那个时候所有的商业交易都是没有官方正式文件的，得不到法律保护，就算有，土耳其的法院也不承认，不予受理。父亲欠下了很多债。从那以后，他一直只维持着小规模的生意，勉强生存。现在他在俄罗斯依旧做粮食贸易，但只是很小的生意。
我的母亲出生在乌克兰，她的整个家庭也在乌克兰。现在，我的外婆、舅妈和两个表兄妹都在乌克兰，但我的母亲视自己为俄罗斯人。小时候，我们每年都会去乌克兰待一周，看望外婆。外婆住在乌克兰一个叫切尔诺维茨的村庄里，我的外公曾经是村里的兽医，在我1岁的时候，他遭遇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和外婆在一辆汽车上，但外婆幸存了下来。
苏联时代，外婆一直在一家书店工作；苏联解体后，她就经营自己的小农场，种一些蔬菜，养了几头猪。外婆从未离开过乌克兰，她说乌克兰语，视自己为乌克兰人。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与母亲在网络电话上通话，会为俄乌关系而争吵。两个国家各自的宣传，引起了很多像这样的家庭内部的争吵。
我的外婆是1996年去世的。我小时候去乌克兰的村庄看望她时，那里还没有通水电气，处于一种自然的原始状态。她出生在一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的家庭，每年都过复活节，她特别嘱咐我在学校里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时信教还不太受到容许。她给我讲过很多关于饥饿的故事。乌克兰曾经有过两次大饥荒，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乌克兰人将这两次大饥荒叫作“Golodomer”。她曾有过很长时间每天只吃半个土豆的经历，也亲眼看到过很多她认识的人被饿死。外婆的母亲有食物的时候，总是先让给孩子们吃，她是个高大的女人，体重却从60公斤降到了35公斤。外婆一直觉得自己能活着就很幸运了，因为身边有太多的人死去。
今天的乌克兰历史书里，将这两次饥荒归罪于苏维埃政权。普遍的看法认为，乌克兰本来是农业大国，但粮食都被中央政府征收了，没有给乌克兰人留下粮食。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在这两个时期，很多俄罗斯人也在挨饿，因为工业化对农业的剥削太厉害。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视角也并不准确，毕竟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俄罗斯人。
很多乌克兰人将苏联等同于俄罗斯，认为苏联就是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占领和征服，但也有一些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就是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很多地方，列宁的塑像被移走了，但实际上，正是列宁缔造了今天的乌克兰——正是他将俄罗斯与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划入了今天的乌克兰疆域。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满自相矛盾的东西。
我的父母喜欢苏联。当然，当人的年龄开始变大时，有时也难免美化自己的记忆。父亲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对未来都很确定：大学毕业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分配到工作；只要努力工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退休后会有养老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他说，那是一个“未来由政府保证”的时代，你确信自己至少不会被遗弃在大街上。
“自由”是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大规模流行的舶来的概念， 过去只是在一些受西方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经历过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阵痛后，很多人的实际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为这样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贫穷，政府腐败，各种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寡头和黑帮普遍存在，贫富差距巨大……那是一个夜晚根本不敢在街上行走的无序年代。
20世纪90年代，苏联到处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俄罗斯，“你这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骂人话。曾经一度，俄罗斯大学里所有的经济学教材内容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2000年后，大学里开始重新采用俄罗斯经济学家编写的教材了。俄罗斯大概有30%的人感谢戈尔巴乔夫，70%则对他持负面评价。他摧毁了一个国家，换来的是并不值得为之那么做的“自由”。
现在，我们又比什么都失去了的20世纪90年代好一些，但人们依旧抱怨政府提供的聊胜于无的支持、微薄得难以维持生存的养老金和昂贵得难以支付的医疗费用。普京政府逐步改善了苏联老兵的生活待遇，爷爷现在每月可以拿到3万～4万卢布退休金，基本上是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俄罗斯人亲历的生活，也证明了民主与幸福和富裕并没有必然关系；相反，它也可以意味着寡头和犯罪。
我们对很多表面美好的概念曾经存有幻想，现在都破灭了，“自由”“民主”都是这样，成了虚伪的代名词。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大概是消费主义。10年前，用奢侈品名牌装点自己是俄罗斯人的时尚，现在又慢慢被视为庸俗了。
对我来说，我还是很高兴没有生活在苏维埃时代。那个时代对外部世界是几乎封闭的，而我们现在有了看世界的自由，也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科技。我也并不喜欢父母那一辈人推崇的集体主义：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负有责任，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邻里关系亲密无间，政府也有很多的控制。我还是更喜欢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太喜欢必须对周围的人那么负责和什么事情都得大家一起考虑的思维方式。我相信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会让社会总体上变得更好。
我仍然选择做一个俄罗斯人。前年我曾去美国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交换学习过一年。初到的时候，我被那里很高的生活质量和人性化的基础设施深深吸引，一度想过移民美国。但我渐渐发现，那里的人们也有很多生活中的困惑与问题。那儿的人知识水平比俄罗斯人低很多，对美国之外的世界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基本的历史和地理素养， 一听说我从俄罗斯来，立马就认为我生活在苏联。很多美国人都负有巨债，生活方式建立在偿还各种不同的贷款之上。不少人的债务要用几十年去偿清，一旦失业，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也并不比俄罗斯好到哪里去，过于昂贵，而且不付钱就不治疗——在俄罗斯，像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你好歹还可以得到低质量的基本免费医疗。当然，在我父母定居的罗斯托夫这样的小城市，如果你想要让医生护士做点事，就必须给他们每个人塞点儿钱。
寻找伊斯兰
（节选）
初到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朗人哈桑姆已经等候了1个多小时。我伸出手，想和他握手，他立即把手背到了身后。上了他的车，他对我说：“对不起，在街上握手不太好。这里是库姆。”库姆就像一座封闭的城堡，如果没有当地人的邀请，完全无法接近。很幸运，德黑兰大学政治系的教授阿里雷扎·萨德拉正好要来库姆，他与毛拉（伊斯兰学者）拉克扎伊博士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会面。这才有了我们的库姆之行。
清晨7点半，库姆的街道上行走着许多戴着黑色或白色头巾、身着长袍的毛拉。他们的身影映衬着小街旁年代久远、颜色灰暗的泥巴墙旧房子，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巴列维时代，库姆荒凉地偏居于卡维尔沙漠边，庇护着被边缘化的宗教阶层。那时，它仅仅是什叶派的精神圣地，毛拉们待在清真寺里，只关心与真主有关的事。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让库姆成为德黑兰之外的另一政治中心，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宗教领袖基本都出身于库姆的神学院。大量的捐赠和天课，以及雄厚的宗教慈善基金，让库姆变得富有起来，催生了上百个宗教研究机构，宗教学者的人数也翻了倍。而库姆与德黑兰地理上的临近，更方便了宗教阶层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不少大阿亚图拉（教阶的最高级别）在德黑兰和库姆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很多人像萨德拉一样，在德黑兰与库姆之间来回跑。萨德拉告诉我：“德黑兰的国家政治问题， 凡与伊斯兰有关，都需要来库姆请教。”
此时，拉克扎伊博士主持的讨论会已经进行了半小时。我们进入伊斯兰科学与文化学院三楼的会议室，十几位戴着白头巾的毛拉围坐一圈，手里都拿着一份文件。拉克扎伊博士停下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他说：“这几位是中国来的什叶派穆斯林。”我们的波斯语翻译更正，我们不是穆斯林。我看到萨德拉有点尴尬地向拉克扎伊解释些什么，不用翻译，我也明白。如果不是虔诚的什叶穆斯林，一般不会来库姆，在这里，外来者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而库姆也早已习惯了把自己作为中心，以“伊斯兰无疆界”的心态，接纳世界各地前来朝觐和求学的穆斯林。
这天，他们的话题，是即将在全国大学里开设伊朗政治研究专业，录取、学制和课程都先在宗教学者中讨论。正是早餐时间。侍者给每人端上一份大饼和一块干奶酪，沏上一杯热茶，大家边吃边讨论。我慢慢发现，私下里，宗教人士非常直率。在座的所有人都说得兴致勃勃。有人说，首先要找出现在的伊朗社会存在什么问题，再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有人说，法律专业不应作为主要课程；还有人说，原本读理工科的人，比如工程、数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应来读这个专业。发言人说完，其他人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常见的、非正式的“圆桌会议”，与什叶主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有关：什叶主义鼓励和强调辩论，鼓励宗教人士挑战已有的《古兰经》释义，甚至是挑战最博学的大阿亚图拉。在什叶派看来，真理越争论越明了，只是绝大多数时候，这种争论是私下的、不公开的。
我第一次领教伊朗人的善辩，是内贾德与前任总统哈塔米之间的一次较量。那是2005年4月，内贾德当时还是德黑兰市长，他在参加德黑兰大学的学位授予仪式时迟到了。当时的总统哈塔米趁机讽刺德黑兰的交通，说：“那些管理这个城市的人，没能尽到义务……我代表这些人向你们道歉。”内贾德反击道，如果哈塔米待在德黑兰市中心（中下阶层的聚居区），而不是搬到富裕北部的独门独院里，并遭遇一次堵车，可能会更体谅民情。只有理解了什叶主义的这种方式，才不会误解伊朗国内各派（常被媒体称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言辞激烈的争论；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直言批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虽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在库姆的宗教圈，仍拥有崇高的地位。
会议进行到9点，教育 部部长助理玛赫穆迪博士带着一行人走进来。玛赫穆迪也是一位毛拉，他刚出了一本书《穆斯林的崛起》， 待会儿，他将在学院的大讲堂介绍自己的新书。我们去旁听的那会儿，他正在分析国际国内局势。他说：“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正以每分钟几百万次转载的极快速度传播信息（在德黑兰，摄影师穆斯塔法告诉我，很多年轻人都翻墙上脸书），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这种现代科技手段，传播伊斯兰教。”在玛赫穆迪看来，穆巴拉克政府的倒台和卡扎菲的悲惨结局都说明，向美国、西方投怀送抱，抛弃伊斯兰的价值观，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最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崛起了。他还认为，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 几百万人正失业、挨饿，社会动荡。在我旁边的听众席上，黑色长袍里的女人们正认真地记笔记。
萨拉德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办公室，房间里还有几位穿牛仔裤或西装的人，竟然都是毛拉。穿不穿长袍、裹不裹头巾，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一坐下，又是一人一杯茶，闲聊开始了。库姆的毛拉们以博学为荣，以著书立传、传道授业为职。他们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身份， 比如工程师、科学家和政治家。一位毛拉告诉我，他们不仅要学习《古兰经》和先贤们的思想，还要学习《圣经》和西方政治哲学，并遵循先知向东方学习的教诲，学习中国的道教、佛教、儒家学说，乃至毛泽东思想。萨拉德给我们一份学院的出版物名单。所有的著述都是在论述伊斯兰政治，从司法、政党到权利、民主和人权，所有西方政治中的概念，库姆的毛拉们都有自己的解释。一位蓄着漂亮胡子、头裹白头巾的毛拉告诉我：“伊斯兰并非西方所说的那样在伊朗被政治化。伊斯兰教本来就有它的政治诉求，这也是‘政治伊斯兰’一词的来历。”
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哲学和宗教，它涉世极强，对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萨拉德给我拿来沙发上坐着的那位穿牛仔裤、打扮得很精神的年轻毛拉刚出版的书《伊斯兰女权主义》。在座的人看到了我脸上掠过的惊讶。年轻的毛拉解释道：“在伊朗，女性享有优先权利，地位很高，实际上，女性更加认可伊斯兰革命的成果。”我沉默。萨拉德接过来说：“在伊朗，女人可以参加选举和从政。伊朗议会实际的180多个席位中，有44位女性。我同年级的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在德黑兰大学的同事，马尔齐亚·瓦希德-达斯特杰尔迪博士，她是一位科学家和教授，现正担任卫生部部长。”我承认，伊朗女人是铿锵玫瑰。伊朗并没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女性禁忌，比如开车、选举、独自去餐馆等，我甚至在德黑兰的地铁里看见过张贴的女高考状元头像，邂逅过从事各行各业的伊朗女人，但我仍然无法摆脱头巾所投下的先见和偏见。我问：“为什么女人必须戴头巾？”一位毛拉告诉我：“其实这是对女性的保护。”我追问：“为什么不可以让她们自己来选择呢？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保护是多余的。”毛拉们在课堂里所受的最多的训练，就是说服人们接受伊斯兰的教义。果然，他一点都不生气，从容地回答：“选择信还是不信，是她的自由。如果她自己选择了信奉伊斯兰教，那么她为什么不应该接受伊斯兰教的规定呢？”
“那她也得接受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吗？”我想到了反击的问题。在座的所有毛拉都叽里呱啦说开了。归结起来，他们的意思是， 《古兰经》里这么写，实际上是想限制男人不要娶太多的老婆，四个是上限；婚姻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保护，所以也是让男人帮助更多的女人。在现代伊朗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娶四个老婆，“一个就够你受啦，”毛拉们开起了玩笑，“何况，《古兰经》规定，娶第二个老婆要经过第一个老婆的同意。现在还有哪个老婆会同意男人娶第二个的？这条规定没什么可操作性。”听一位接触过许多上层毛拉的记者说过，其实，在库姆，开玩笑是毛拉们本真的一面。后来，我从好几个普通伊朗人那里得知，在伊朗，男女之间婚前一定要签署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由双方的父母来商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男方需要赠送多少金币给女方。这种伊朗金币，现在500美元一枚，通常情况下，200 枚是最低限额。这笔钱无须支付，而是在今后的婚姻生活中， 如果女方认为有必要，即可要求男方兑现这笔钱，并且受到法律保护。这个婚前协议，还包括对女方离婚权和工作权的规定。
说话间，拉克扎伊博士带着两位虔诚的女信徒走进来。她们都在库姆的宗教学院里教《古兰经》，刚刚来学院，与拉克扎伊讨论社会公平的问题。她们接过了未完的话题。其中一位叫萨法兹扎迪，她给我讲了个故事：“在库姆，有两个女孩，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其中一个人的丈夫在两伊战争中牺牲了，另一个女孩就向自己的丈夫提出，把她娶过来，这样，她的朋友生活就有了保障。”我怀疑，担心这个故事是个宣教模板。但在里海边的村庄里，一个伊朗女孩告诉我，她的叔叔丧了妻，就去妻子的家里提亲，要娶她的妹妹，他认为这样是帮助和告慰亡妻。也是在后来，当我听到伊朗人讲述的秘密的性、爱情和婚姻故事，我才明白，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它的合理之处，我们自以为是的尺度，不可度量世间的一切。
另一位年长一些的女人，安索妮，给我放了一段她手机里的视频。那是去年哈梅内伊访问库姆时，她在巴斯基（伊斯兰武装民兵）集会上的演讲。她对我说：“看，那天，我穿着查朵（长袍），在我们的最高领袖面前，我没有任何拘束和紧张，不担心任何人会对我看这看那。”录像里，她激情澎湃地歌颂哈梅内伊是黑暗中的一盏灯，欢迎人们加入巴斯基。她说，民兵支持现政府，是政府的强大后盾和支柱；决心坚持伊斯兰的信仰，不做坏事。那一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库姆停留了十多天，他希望在2009年的大选风波后，求得高层宗教人士的支持。当时，在遵循什叶主义传统的库姆，阿亚图拉与大阿亚图拉们发出了批评和异见的声音。当我问在座的几位毛拉，那次大选他们的选票投给了谁，我感到了他们瞬间的犹豫，但立刻，他们又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选择—大部分人选了温和改革派领袖穆萨维。但他们告诉我，我只有到伊朗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和成百上千个村庄去看看，才能够了解，伊朗社会在本质上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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