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年）（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 秦亚青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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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年）（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書城自編碼： 380588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秦亚青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79394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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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的突出贡献有三点：一是首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以统计学为主的定量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填补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方法单一的空白。二是本书挑战了在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霸权稳定理论，在霸权秩序的国际体系下探究权力消长问题。三是本书找出了霸权战略护持的规律，这对于认知国际行为体影响国际系统权力分配以及探究行为体外交行为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內容簡介：

在这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中，秦亚青教授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精神，在国际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探究了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立场的选择规律。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分配，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登上了世界权力的巅峰。而战后的世界和平状态也因此与美国息息相关，美国的对外政策、对武装冲突的态度是影响国际秩序和平与否的关键。本书希望通过定量分析，找出美国支持武装冲突的规律，这对于认知国际行为体影响国际系统权力分配以及探究霸权外交行为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關於作者：

秦亚青，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教授，比利时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全球研究员。重点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治理，主要著作包括：《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Globalizing IR Theory (Routledge)。

目录
丛书总序1
新版序言1
再版序言1
致谢1
引言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敌友选择1
第一章霸权国利益与对外干预行为12
一、理想主义模式13
二、帝国主义模式24
三、现实主义模式34
第二章国家利益的判定49
一、理想类型的分析建构50
二、国家利益的判定环境54
三、国际系统与系统结构60
四、理性选择与国家行为70
第三章霸权系统与霸权护持77
一、霸权与霸权理论77
二、霸权护持(Ⅰ)：理论假定96
三、霸权护持(Ⅱ)：理论假设103
第四章全球层次的霸权护持：霸权国与主要挑战国115
一、国际武装冲突115
二、挑战国及其盟友119
三、霸权国支持行为124
四、霸权护持模式的假设与验证128
五、美国支持行为的选择特点134
第五章区域层次上的霸权护持：霸权国与潜在挑战国141
一、国际武装冲突141
二、世界区域：次系统的界定142
三、区域主导国家147
四、霸权国支持行为156
五、霸权护持模式的假设与验证157
六、全球霸权与区域霸权162
第六章霸权系统与国际冲突167
一、霸权护持模式与霸权稳定理论168
二、霸权与国际冲突：理论和研究设计171
三、霸权护持模式的假设与验证177
四、霸权之下的不稳定状态187
第七章国际系统的变化与霸权护持194
一、霸权护持模式的意义与发现195
二、国际系统结构的变化与霸权护持199
三、国际系统进程的变化与霸权护持207
附录220
附录1区域强国国力比较(1946—1988年)220
附录2.1区域力量比较(1946—1988年)225
附录2.2区域军事力量比较(1946—1988年)228
附录2.3区域经济力量比较(1946—1988年)229
附录2.4区域综合力量比较(1946—1988年)230
附录3模式选择与优化(Ⅰ)231
附录4模式选择与优化(Ⅱ)237
附录5时间序列分析模式242
参考文献244
索引255

內容試閱：

新版序言
一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以下简称《霸权》)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翻译修改后成书的。其中两章先是分别于1995年和1996年以《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和《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为题目发表于《美国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整个书稿完成，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光阴荏苒，不知不觉，23年过去了。
回过头来看，《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是依照经典科学观、使用比较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一本书。所谓规范，是指研究设计是遵循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包括提出研究问题、梳理相关文献、提出研究假设、进行经验验证、得出研究结论等环节。这是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研究的基本理路，也依然是当下国际关系学主流期刊所刊登的大部分论文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背后的逻辑是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现代主流科学观，亦即社会世界是存在客观规律的，客观规律是可以通过人的理性和中立观察而发现的，客观规律的核心是因果律——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机制是发现客观规律的根本要义。
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的理论依据是结构主义，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书的题目也反映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即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行为是有着因果关联的。同时，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指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分布，而国家行为则是指国家的冲突或战争行为。研究的聚焦点是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研究时段之内，亦即整个冷战时期，霸权国家是美国。研究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考察美国对于国际冲突的支持行为。在这里的基本假设是，作为霸权国、亦作为理性行为体，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霸权护持，因此，在国际冲突中，美国比较可能支持相对弱小的一方。比如，如果冲突一方是区域大国，美国则比较可能支持冲突的另外一方；如果冲突的一方是世界性大国，美国则比较可能支持非大国的一方。对于美国作为霸权国的支持行为，当时还没有人从体系结构方面进行研究，这是希望填补的一点空白。二是根据这样一种逻辑，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就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完全稳定的国际情景并不一定有利于霸权护持。在一种局部冲突和非冲突交替发生的动态情景中，霸权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维护。因此，霸权体系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虽然世界核心地带的主要国家之间战争几率可能减少，但被划为边缘地带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则可能频发。因为霸权稳定论是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很有市场，所以，对霸权稳定论的质疑是希望在理论上做出一点突破，也是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只关注体系顶层而无视众多国家和所谓边缘地带的一种批判。
整个研究主要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使用密歇根大学COW(Correlates of War)数据做了回归分析。虽然使用定量的方法主要是研究设计的需要，希望发现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也有一些自己的好奇心掺杂其中，根本的一点是自己过去从来没有使用过定量的方法，并且当时使用计算机软件就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故而感到其中的挑战和因之产生的有趣。所以，部分地是由于自己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好奇，才决定了研究方法的使用和设计。当然，一方面定量的研究方法需要对所有概念和变量做出明晰的定义和可操作化的处理，这要求研究者对待任何一个研究步骤都要十分精细，如培根所说，数学使人周密，因为演算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一分差池，都会导致整个计算过程的错误。但是，定量的方法也有许多问题，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使用了大数据的定量分析，就是“科学”的、客观的。无论什么样的设计和什么样的数据，设计者和使用者总是人。
二
如前文所说，《霸权》一书研究设计的基本依据是经典科学观。经典科学观所表现的现代科学理念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假定，即世界是确定的，其中又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一是本体确定性，即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是确定的，比如原子，其属性和特征都是确定的；二是认知确定性，即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确定的，可以独立客观地观测世界并发现其规律；三是因果确定性，因果律是世界万物的根本规律，发现事物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是科学发现和知识生产的重要目的。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学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都是在这些前提假定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霸权》一书中的研究设计和基本假设也是如此，发现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客观因果律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霸权护持要求霸权国在国际冲突中支持较弱的一方，这从国际体系结构和权力利益方面考虑，合乎理性行为体的行为逻辑，也合乎工具理性的基本原理。
但是，如果我们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呢？如果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客观规律呢？这可能需要我们超越经典科学观，超越业已形成并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重新考虑甚至重新塑造社会科学理论。
由于不确定事件频发，作为研究人员自然会对其予以重视和探讨。对于世界本原不确定性问题，有着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经典科学观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经典不确定性是确定性条件下的不确定性，亦即世界是确定的，但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和客观条件的局限，比如信息不充分等，就会出现不确定性事件，比如经济危机、金融风险、地震灾害、病毒瘟疫，等等。经典科学观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是确定性范畴内的不确定性，是由于某些局限条件而产生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的认知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不确定性就会转化为确定性。肺痨、天花等许多疾病都已经有了特效药物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另外一种则是世界的本原就是不确定的，这是量子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假定。首先，构成世界的最小单位，比如原子和亚原子，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波粒二象性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任何物质都具有双重和多重身份属性，都不是恒定不变的。既然构成世界的单位具有多象性和多重属性，从本原上看，世界就是不确定的。扩展到社会世界，作为基本行为体的“人”就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经济人”或“社会人”，而是“量子人”，国家也就是“量子国家”，其多重属性以量子概率、亦即完全随机的形式存在，只有在受到干扰时才表现为某种定态。其次，认知不确定性。人对客观世界的观测和认识都是不确定的，观测甚至观测仪器本身就会对被观测物形成干扰，而使其成为某种定态。观测者与被观测者的相互干扰使得观测不再是一种客观的、确定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相互干扰、相互影响的过程。最后是因果不确定性。量子纠缠和非定域性原则颠覆了经典科学观中的因果律认知，在量子纠缠中，很难确定何为因、何为果，因为两者是同步变化的。非定域性原则本身就告诉我们，原因先于结果的经典因果律原则并非具有普适性。
中华文化的实践智慧似乎也告诉我们，世界是不确定的。虽然有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但《易经》总体上告诉我们，世间万物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万般变化错综叠加应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的世界观。阴阳两极是一体两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相即、叠加共体，总是在互动中变化、在变化中互动，总是在互补中生发。阴阳的身份也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可以彼此转化。即便是所谓命中注定的事情，也都是有转变的可能，转机永远存在。无怪乎量子力学大师玻尔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会提出了波粒互补的原理，并将“对立即互补”和太极图刻在自己的纹章上面。
三
现在，经典科学观依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话语和科学文化，遵循经典科学观所作的研究在宏观世界里也依然是主流研究内容。就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理论。并且，在各自的研究重点方面，也确实具有实际的意义。比如，世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自由主义时期，现在似乎又回归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大国博弈、地缘战略、实力竞争等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词。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及其概念再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高频率关键词，米尔斯海默、艾利森等现实主义学者基于决定论思想的著作甚至成为畅销书。
同时，我们又面临如此之多的不确定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个案：突如其来、汹涌澎湃，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并且以出乎人们预料的方式不断生发传播。同样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在这样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全球性公共安全威胁来临之际，最需要的国际合作竟然没有出现。虽然人类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与病毒斗争的历史，但似乎每一次病毒的攻击都是那样不确定，都是那样不可预测。不仅如此，诸多的经济学理论都难以预测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突现、诸多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预料到世界性战争的爆发或是冷战的结束。理论模型公式和验证方法越来越精致，但却总是面对造化弄人的尴尬。这似乎告诉我们，如果世界具有本原不确定性，那么，决定性理论的前提假定就会失去合理性。而经典科学观视野下产生的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大都是决定性理论，主流社会理论尤其如此。
量子科学起于微观世界，在宏观世界的应用依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一些量子科学家的雄心大志是用量子力学统一自然科学，发现整合微观和宏观世界的大理论。但是，到现在为止，量子世界的一些基本原理还没有得以清晰的表述，一些基本问题也依然困扰着人们，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许多原则也没有整合一致。也许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确定性的经典世界，另外一个是不确定性的后经典世界。经典世界是我们(包括使用工具)能够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世界，因此表现为一个比较确定的世界，通过我们的认知进步而不断发现新的规律；而后经典世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一相悖于经典科学观的世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前者表现出诸多经典理论所表象的特征，比如违背了牛顿力学原理，现代科学和技术就会寸步难行。拒绝承认万有引力，飞机导弹都无法上天。但是，我们像一个量子态一样，同时也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比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瘟疫、世界大战，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事情。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努力发现确定世界的规律，也需要勇敢探索不确定世界的规律；需要建设坚实宏伟的大桥，使我们能够放心地过河；也需要小心翼翼地摸着每一块脚下的石头，使我们能够安全地渡河。
四
回顾《霸权》的经典科学观背景，思考后经典科学观的发展，希望表明的一个观点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世界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简单而言，世界观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视角。经典科学观是一种观察、理解和解释世界的视角，并在400年时间里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知识，成为主流理论赖以为基的主导科学话语。并且，基于这种视角，人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经典科学观不是唯一的视角，后经典科学观所表现的就是另外一种视角，表现了另外一种世界观。从后科学观的视角出发，原本以为是科学的东西突然变得不那么科学了、甚至不科学和反科学了；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科学文化受到质疑、甚至遭遇被颠覆的危机，新的猜想、新的假定、新的成果不断出现，并可能引向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我们的世界和整个宇宙、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观察和解释、对于我们周围一切的认知，可能永远要怀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包容的胸怀，永远以一种敬畏天地、敬畏学问的意识去探索新的未知。即便是所谓的科学世界观或科学观，也不是只有一种，也不是一统天下的唯一，一种新的科学观就可能创造新的知识。在《霸权》一书历经23年再版之时，这可能是我自己最深切的一点体会。
在这本书再版之时，希望感谢诸多学界同仁和出版界朋友。当年这本书能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是北京大学张小明教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荐的，并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范蔚文先生的大力支持。此书出版之后，多次收到读者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有对书的评论，也有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证进行商榷，更有细心读者指出了数据上的细小错误，这些都使我颇为感动，有的问题在第一版重印时已经更正。今年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再版此书，感受良多，虽然《霸权》一书出版之后的这些年里，自己在学术上也有一些新的思考，但还是希望保留此书原来的样子，保留一个研究过程中真实的学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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