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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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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侯外庐的专题研究。全书分为十章，而这十章又可以分为相对独立的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侯外庐大学时代的思想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和第二章“侯外庐早年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研究”，这是侯外庐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前的思想和学术经历，这两章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学史内容，但却是我们理解侯外庐史学思想的必要内容。第二部分是第三章“侯外庐学术路径的形成——兼与陶希圣、郭沫若相比较”、第四章“侯外庐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与运用”以及第五章“侯外庐眼中郭沫若导师与论敌的双重形象”，这三章的核心内容是侯外庐学术领域的转变，即从经济学向历史学的转变，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地位。第三部分是第六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初版）的学术意义”、第七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初版）和第五卷的修订与学术贡献”、第八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学术意义”。这三章是对侯外庐的经典著作《中国思想通史》的系统研究，也是本书最核心的部分。第四部分是第九章“侯外庐思想史研究中的史学史特色”，这是从思想史与史学史交叉研究的角度对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特色所做的探讨。第五部分是第十章“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对侯外庐的历史理论体系的梳理和总结。此外，本书在结语中总结了侯外庐史学遗产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侯外庐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启示做了说明。附录则是两篇有关侯外庐史学的专题论文，与正文亦可相互印证。本书史论结合地研究侯外庐的史学思想以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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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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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宇，山西定襄人，历史学博士。20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现就职于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要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历史教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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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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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侯外庐大学时代的思想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第一节 侯外庐大学时代的主要思想
第二节 侯外庐大学时代思想的性质及其评价
第三节 侯外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第二章 侯外庐早年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研究
第一节 侯外庐对世界经济及经济史的研究
第二节 侯外庐对中国经济及经济史的研究
第三节 侯外庐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及其经济思想史理论
第三章 侯外庐学术路径的形成——兼与陶希圣、郭沫若相比较
第一节 陶希圣回避唯物史观的整理史料运动
第二节 郭沫若从史料角度夯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
第三节 侯外庐从理论角度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度
第四章 侯外庐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第一节 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侯外庐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与阐发
第三节 侯外庐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对生产方式理论的运用
第五章 侯外庐眼中郭沫若导师与论敌的双重形象
第一节 1930年前后的郭沫若与侯外庐
第二节 侯外庐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
第三节 郭沫若在侯外庐眼中双重形象的解析
第六章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初版）的学术意义
第一节 《中国思想通史》 (初版) 的编写过程
第二节 《中国思想通史》 (初版) 的学术贡献
第三节 一条被修订版遮蔽的学术线索——对冯友兰的批判
第七章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初版）和第五卷的修订与学术贡献
第一节 修订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 先秦道家学派的新研究
第三节 中国封建社会史基本理论的完善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社会特点及思想史的新研究
第五节 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理论的新阐释
第八章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学术意义
第一节 《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的编写过程
第二节 《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的编写团队
第三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理论特色
第四节 中国思想史理论的完善
第九章 侯外庐思想史研究中的史学史特色
第一节 侯外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 与“思想” 关系的探讨
第二节 侯外庐对史学中思想性与技术性辩证关系的分析
第三节 侯外庐以思想史方法解决史学史问题的学术路径
第四节 侯外庐的史学史研究中的史学理论特色
第五节 侯外庐的史学史研究对理解思想史内涵的作用
第十章 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话语体系
第一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刍议
第二节 侯外庐历史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
第三节 侯外庐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结构
结语： 侯外庐史学遗产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启示
附录一：新见侯外庐佚文《黎孤岛〈俄人东侵史〉序》述评
附录二：论侯外庐对傅山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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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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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限，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两个大的阶段，相应的，史学史也可以分为这两个阶段。早在后四十年的前十年结束的时候，白寿彝就敏锐地指出了当时学界的学风与前三十年相比的变化，他在悼念侯外庐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说:“这10年(指1978年—1988年——笔者注)，我们史学界的工作是有进展的，但为史学而史学的风气滋长了，这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作风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后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史，在史学思想的格局方面表现出了“多元发展的格局”， 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格局在史学上的具体表现，而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又是经济形态领域多元化的反映。
中国自80年代以后，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重申了这项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发展，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理念，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成为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反映的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而我国的思想文化格局，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必然会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上，我们可以得出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文化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多种文化形态并存。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只要我们承认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应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必然性。这个原则，在当代中国史学领域也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在当代“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中发挥主体作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在这种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中体现出主流史学的作用，引领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繁荣”，当代史学应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体、多种史学形态并存”的基本格局。
但是，要想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研究，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程及其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特色。这就是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成果的支撑，“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侯外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自1928年翻译《资本论》至1960年完成《中国思想通史》，用了毕生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事业的耕耘，尤其是在历史学上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可以说，侯外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由于其著作的庞大、文字的艰涩以及理论的深奥，加之学术空气的影响，侯外庐的史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对侯外庐史学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研究，是一个迫切的学术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及“三大体系”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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