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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霞曾参与拍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穿着吊带裙走过第 18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也登上过央视、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鲁豫有约》等节目，被《三联生活周刊》《看电影》等媒体报道。
邬霞是工人诗人的典型代表之一，代表作诗歌《吊带裙》。她在流水线的轰鸣和蒸汽里写小说，在“农民房”出租屋的油烟和嘈杂中写诗，打动无数读者。
她来自一个庞大却又沉默的群体，用原生态的书写，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各个工厂的生活和和看到的新产业工人的命运。
她写自己的渴望——拥有房子的渴望，成为城市人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望，以及证明自己价值的渴望。她写这个群体的渴望——渴望成为歌星的妹妹，渴望买房子的工友，渴望成为文员的其他打工者。
她写自己和群体的局限，流水线、出租屋、偶然成名后的聚光灯以及舞台落幕后的归于平静，都是她闯入的命运。她朴实的个体经验原生态的表达，是许多人不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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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邬霞曾参与拍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穿着吊带裙走过第 18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也登上过央视、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鲁豫有约》等节目，被《三联生活周刊》《看电影》等媒体报道。本书是她的第一本非虚构随笔作品。她用原生态的书写，详细的记录，全景式展现了打工人的生存状态。
她在一个又一个工厂辗转，青春渐渐消逝。城市在发展，制造业外迁，倒闭，这个城市的工厂被高档写字楼替换，再也见不到过去的踪影。她和家人失业后，不想再进工厂，却又经历了无数的艰辛，那是有别于工厂的另一番生命记录。
身为外乡人，她们一家人租住在别人的出租屋里，为以前没抓住好时机在深圳购房而懊悔，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再也不用被房东赶来赶去，可以在里面安心写作。
“吊带裙”是一种隐喻，虽经历种种磨难，仍然心生美好，想要像城里女子一样，穿着吊带裙，走进都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仍然相信爱情、渴望婚姻，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始终向着阳光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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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邬霞，女，小说散文诗歌见于《天涯》、《作品》、《诗刊》、《广州文艺》等杂志。2014年参与拍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2015年登上央视五一特别节目《工人诗篇》、凤凰卫视《与梦想同行》、《冷暖人生》、《鲁豫有约》，走上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曾获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优秀奖，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散文类提名奖，深圳睦邻文学奖2019年年度十佳，2019年“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榜”，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深圳纪事》、诗集《吊带裙》。
2014年11月15-20日参与拍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
2015年1月18日在北京皮村参加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
2015年3月16日登上凤凰卫视的《与梦想同行》
2015年3月26日与余秀华、陈年喜、老井、吉克阿优、田力共同录制《鲁豫有约》
2015年4月29日登上央视五一特别节目《工人诗篇》
2015年和池沫树、秦啟芳登上《人物》杂志4月号
2015年5月23日在天津大剧院参加《我的诗篇》草根诗会
2015年6月17日和吴晓波、秦晓宇、吴飞跃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互联网电影之夜”
2015年7月21日登上凤凰卫视《冷暖人生》
2016年3月31日《南方周末》以《邬霞：打工诗人与留守儿童的轮回》为题报道
2017年2月26日梨视频推出《中国女孩：两姐妹的深圳故事》
2019年8月10日参加东莞小诗人沙龙诗歌进工厂专场
2020年8月22日参加东莞小诗人沙龙诗歌进工厂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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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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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梦想 吊带裙
向往的城市
吊带裙
再见，松高厂
好想做文员
做仓管的日子
理想与现实
狼窝逃生记
婚姻 家庭 小生意
妹妹
远嫁
婚姻
团聚
小生意
归处 房子 出租屋
我想有个窝
出租屋
翠景花园6栋302
深圳搬家记
深圳 工厂 打工妹
离不开的深圳
深圳的工厂
工厂里的人
打工妹
消失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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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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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吊带裙
最后一个下午，我是数着时间过的，一秒，两秒……一分，两分……一点，两点……我看见自己幻化成了一只小鸟，等待着扑喇喇向高空中飞去。四点钟在我紧张的期待与热望中准时到来了，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腔，我放下剪刀和衣服，离开自己的工位，走到负责人张好华面前——他坐在台面上，双腿摇晃着，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跳下台面，往办公桌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这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四年来，我天天盼望着能逃离这里，当我真正要与它告别时，双腿却止不住地发抖，一股冷意爬满我的脊背，蔓延至四肢百骸，我甚至希望张好华像前面两次一样对我进行挽留。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开口挽留，而且说，你帮我把这份加班申请表带到写字楼去。这意味着以后我将彻底与这个厂失去关系，原来所期冀的兴奋感突然消失得无彩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失落。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解脱，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要知道，平时我无数次想象过离开时的情景，仰天大笑或一蹦三尺高，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这种局面。这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这四年给我的印象加此深刻，在多年之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里发生的一切，它是我打工生涯中最痛、回想起来最有味道的一段光阴。它们时常像呼啸的台风一样，挟裹着一幕幕场景掀开我的记忆之门，使我泪眼朦胧。
读完初二，我就辍学了。在这之前，看到同学在公社学做衣服时缝出来的衣服，我怦然心动，也有意要学缝纫，想学会了我便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裙子，我觉得看到一条条漂亮的裙子从自己手里流淌出来是件非常美好的事。然而，这美好的想象还不及受孕，就被扼杀在了肚里。
爸爸妈妈以书信成为一场密谋的参与者与决策者，我置身事外，浑然不觉。某天妹妹从大娘家一边跑回来一边高兴地嚷着，哦，姐姐要去打工喽！我感到愕然，呆呆地没说一个字，像突然成了一个哑巴。我心中一阵震颤，有隐隐的恐惧，对于打工，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爸爸回来后跟我说，大娘的三女儿要去深圳，顺便带我去。我又突然恢复了语言功能，脱口而出反驳道，我不去打工。爸爸说，你不读书，不打工干什么？
我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另有隐情。自从看了《外来妹》这部反映打工生活的电视剧后，我就对打工生活产生了排斥，它使我变得敏感而脆弱。我曾无意中看到爸爸写给妈妈的信，说妈妈打工的时间不会太长，让她跟林音把关系搞好，到时可以让她关照我和妹妹进厂的事。当时我想，我是不会去打工的。当我向班主任刘霞老师表示不上学时，她说，你这么小，不读书要去打工吗？我也想，我才不会去打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不属于打工一族。
几天后，黄昏时分，我和妹妹及另外一个小朋友在二叔的坝子里玩得正起劲，三姐叫我收拾东西，准备明早出发。我的笑脸顿时僵住，明知逃不过，却不曾料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迅捷而突然，就像琴弦“嘎”的一声断了，我陡然间失去了玩耍的兴趣，陷入惶惑之中。我的少年时光戛然而止。
爸爸和刘霞老师的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打工。他们在传递一条信息：要么读书，要么打工，只能二选其一。不读书，便只能打工，这似乎是大多数农村少女唯一的出路。
爸爸和妹妹把我和三姐及她的男朋友一起送到了县汽车站，从头至尾，我恍如飘在梦中。当天没有买到车票，便到三姐男朋友的亲戚家暂住一个晚上，我无法表达出当时的愉悦心情。吃过午饭，到卧室午休时，爸爸和妹妹起身告别，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真希望他们能把我带回去，这时我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很尖锐地疼。下午，三姐的男朋友决定回他家住几天再走。有一天在一个梯形山坡处，我拿片树叶逗蚂蚁玩，一级一级地移上去。事后未来的亲家母笑着对三姐和她男朋友说，刚才我看见她在玩蚂蚁，还真是个孩子。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就要踏上打工路，奔赴茫茫未知的前程。
1996年的秋天，我沐浴着阳光，踏上了深圳这块热土。14岁的少女，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眉眼还没长开，脸上还带着孩子气的茫然与天真，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懵懂无知。我皮肤黑、身形瘦、个子矮，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妈妈说我上楼梯像要扑倒下去。林音表姐的宿舍在妈妈厂对面，我暂时住她那儿。中午，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妈妈厂门口鱼贯而出的人群，写字楼文员张琼在厂门口看见了我，对妈妈说没想到我是如此之小的一个小娃儿。一个星期后，妈妈厂里招工，张琼没敢让我去写字楼填表，怕日本人发现我是童工不让我进去。我的所有证件都是从表姐处借来，张琼帮我办好入厂手续，帮我把厂牌、饭卡放在妈妈床上，我直接去上班就行了，感谢她的周到，安排我跟妈妈住同一个宿舍并在同一个包装部上班。
工衣没有任何款式可言，直筒式的，遮住了我娇小玲珑的身材，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臃肿，但它难以掩盖我稚气未脱的脸。我要牢记，从这一刻起，我的名字叫余真联，是这家日资企业的假名童工，在年满18岁，拿到身份证之前，要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当城市女孩还在妈妈怀里撒娇，我已开始自食其力。
包装部一条拉七个人，拉头两个清线头的，中间一个人查后幅，一个人查帽子、袖子，一个人查前幅，一个人查里布，拉尾是一个总查。我被安排在妈妈那条拉上清线头，妈妈是总查，我们一个在拉头，一个在拉尾。指导工李水青可能是怕我和妈妈上班说话，一个星期后把我调到另外一条拉。
上班不能说话，个个面无表情，只顾埋头重复着手里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想什么，但我猜想他们也会想家想未来，人不可能没有思想。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安于现状，一种是希望改变现状。
上班也不能坐，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进厂一个星期后晚上加通宵，仍然一分钟没休息，也没坐，有个女孩想打瞌睡，直叫“妈妈”。我虽然一抬头就能看见妈妈，但想到母女俩都在受苦，心里像吃了一枚酸涩的果子一样难受。
宿舍一层楼住一百多个人，只有宿舍两头才有洗手间，十几个水龙头，每天洗澡、洗衣、刷牙像打仗一样，我们刷牙只能预先用桶准备好水，在走廊上刷。进厂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在桶里盛了一杯水，拿起牙刷挤好牙膏到走廊上刷牙。我喝了一口水，一个河南门卫从我身边经过，我退后一步，待他过去，我把嘴里的水吐出去，谁知他转过身，恶狠狠地说，把厂牌拿出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手伸向我的工衣口袋，搜寻未果，他二话不说，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我拽进了宿舍，这时舍友们的头从床帘钻出来，她们的目光全部聚集在我身上，个个面不改色，只有妈妈气得脸红耳涨。我真希望自己是只驼鸟，把身子埋进沙里去。委屈与愤怒袭击了我，骄傲与自尊使得我的心里充满了抗拒，不愿使门卫称心如意。门卫似乎等不及了，又怒吼了一声。妈妈自知敌不过他，让我把厂牌给他，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拿了出来。门卫拿着厂牌扬长而去，我却躲到洗手间去哭，不仅为要被罚200元款，更为人格受到侮辱。妈妈来劝我，说她刚才气得要命，如果是在家里谁敢这样对我，她非跟他拼命不可，但出门在外是为了挣钱，有时必须得学会忍耐。妈妈帮我把眼泪擦掉，拉着我的手回到宿舍，我们一起爬上上床，拉上床帘，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妈妈也忍不住哭了，我们的泪水泛滥成河，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母女俩抱头痛哭。妈妈说，她进厂时不知厂规，也是遇到这类情况，被罚款15元。有一次吴经理到宿舍检查，在走廊上，有青苔，也有人倒的水，他滑了一跤，连腰间挂的钥匙都摔掉了，他爬起来，恼羞成怒，用白话说，罚款200元。以后，这个厂规就兴了起来。门卫抓一个厂牌罚款200元，和厂里各分一半，他们每到晚上员工下班时，就像猎人来寻找猎物，有时早上也来，行踪不定，弄得人心惶惶。吴经理原是罗定人，十几年前来深圳，如今是地头蛇，对员工极为苛刻，日本人开厂时给员工的底薪是600元，他说给400元大把人做。可见，在这种人的领导下，没有人会有好日子过。
厂里80%都是湖北仙桃人，其余就是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人。他们大多数都有车衣服的技术，但文化程度不高，仙桃也有厂，有的女孩十几岁便不读书了，她们去学电车，学会了就出来打工。有的管理人员自恃有技术，在厂里是当官的，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示人，每天都凶神恶煞的样子，骂员工不顾别人的自尊，有时甚至非要把人家骂哭才甘心。有的管理人员还专门整员工，曾有一个管理人员提出如果当天员工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完成规定的产量，就拖班（意即本来只算十个小时的工资，干活却是十一个小时或十二个小时），其他管理人员也积极响应这个做法，如此一来，员工经常一天要白干一两小时，而任务繁重，都是管理人员自作主张规定的数量。有很多事情，日本人并不知情，被管理人员把一个好厂弄得乱七八糟。
工厂大门中午不开门，有人来找老乡，隔着厂门谈话，活像探监。员工多，到饭堂排队像一条长龙，打来的饭菜像猪食，难以下咽，我通常只吃两口就跑，上班饿着肚子坚持。车间灰尘很大，加上加班加点，永远欠着瞌睡债，早上起来头脑昏昏沉沉，眼睛像被什么东西蒙住，看人看物都是一片模糊。我刚来时每晚跟妈妈摆龙门阵，直摆到她完全睡着，早上都是我叫她起床，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不行了，晚上下班我冲完凉就往床上一倒，妈妈洗好衣服，用电饭煲做好夜宵叫我，我睡得正香，从床上爬起来真像受了酷刑。这些尚能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是管理人员的辱骂。
一个月后，我被调到三工厂五楼车位上去剪线，每个组分四个人，一层楼三个组。三个负责人走过来，何会玲是一组的，住我下床，见到她时，我心跳了一下，希望她能选我，可从头至尾她都无视我的存在，我到了她老乡鲁玲那个组。我和老乡别大姐挨骂次数最多，其他几个都是湖北人，配送也是湖北人，每天查货时我和别大姐的有一根线头也不行，配送非要我们重剪，她的几个老乡她就偷偷多记数。那几个湖北人上班时说说笑笑，而我一天到晚话不说一句，厕所不上一次，开水不喝一口，埋头苦干，到了晚上离规定的数量也总差那么几件。每天晚上下班前，鲁玲都双手叉腰，冷着一张脸来骂我，我实在受不了如此压抑的生活，每天晚上都守着妈妈哭。有一晚我哭着问道，妈妈，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小就出来打工？妈妈也感到无可奈何，她说不管怎么说，打工都好过在家种田。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对现实的不满，要是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我情愿不活。
我每天都害怕去上班，一走进车间，就双腿发软，心咚咚直跳，身上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快要窒息了一般。每次看见鲁玲从拉上往我这边走，我就脊背发凉，有时即使我不回头去看，也能感觉她向我走来，心里直打鼓。在这里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坐，除此之外，只有数也数不尽的痛苦。心情的好坏跟工作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身处这样的环境，我的性格没法发生改变，每天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像个小老太婆。在宿舍，我从不主动跟人说话，那些人都认为我很奇怪。我的想法与他们不同，我的目的不是挣钱，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了。在我的想象中，生活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我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小的时候，我曾在一张纸上写了27个梦想，其中有学做美容、坐飞机、出国，妹妹认为我是异想天开，我却心比天高。而现实充满了无奈，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觉得我是一只被关进樊笼里的鸟，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时，我也用一张纸写了两句话贴在墙上，是：我打工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梦想。
厂里有个翻译黄小姐，重庆人，其貌不扬，但工作能力很强。她和老公会日语，刚出来打工时在另一个厂，和普通打工仔打工妹一样住集体宿舍，进了我们厂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小姐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她的十指挂满了金戒指，家里有五台彩电，均是日本人所送。她工作清闲，薪水优厚，厂里上上下下都很尊重她，每个人见了她无不是喜眉笑眼，点头哈腰，俨然一个皇后。照理说她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上班，但每次来车间都和我们穿着一样的工衣。她走过去了，我爱偷偷望着她的背影出神。想想自己，和她恰恰相反，每天穿着蓝色工衣在车间挥汗如雨，累死累活挣不到钱，还要看尽脸色，受尽屈辱。我看见她，恨不得我就是她，可我知道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渴望我也能找寻到一种方式来证实自己。
一日，我和妈妈同时调到二工厂三楼一组帮忙，坐在一个坐桶上。突然，我们的坐桶被人狠狠踢了一脚，我们吓得弹跳起来，以为是日本人来了不让坐。过了一会儿，见是广西翻译“老农民”，我气得要死，又不能发作。到了晚上，余怒未消的我突然灵光一闪，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进厂之后，我看过台湾女作家的言情小说。我对妈妈说，她们能写，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一个闪念，让16岁的我开始编织爱情故事。用一个月，我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篇小说，篇幅相当于一个中篇，后来又扩写成长篇，写了三遍。这时候，我有了当作家的梦想，我一直觉得作家是一份神圣而崇高的职业。梦想让我在黯淡的生活中看到了一星光亮，它现在只是一棵小树苗，只要去努力，往后它将会茁壮成长，变成参天大树，开花结果。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手中的笔来改变命运，过上理想中的生活。我感到我与众不同，油然而生自豪感。那时，我像井底之蛙，以为打工一族中只有我才有写作的念头，想象着我将成为第一个打工族中出现的作家，总是一个人偷偷地笑。
上班时压力仍然是巨大的，我一边干活一边构思着一个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下了班就飞快地写。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休息四十分钟，去饭堂要穿过院坝，然后上厂里的一座天桥，再穿过院坝去三工厂那边的宿舍楼下的饭堂排队打饭。吃饭完毕，为了赶时间，我的碗给妈妈洗，再走来时的路，爬上五楼宿舍。无论是在天桥上还是在宿舍楼，上下楼梯都是一步跨两级。如果走慢了，至少都要五分钟。属于我的写作时间少得可怜，通常我气喘吁吁地跑进宿舍，连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抓起笔，坐在泡沫制成的凳子上，把本子摊开在一块纸板上，放在腿上，拼命地写，上班的时间还剩下五分钟，我恋恋不舍地放下纸和笔，匆匆赶往车间。上班时上午和下午、晚上中途各休息十分钟，是给员工打开水、上厕所用的，多数人趴在台面上睡一会儿觉，我则利用这宝贵而又短暂的时间来看书，看的书都是从工友那里借来的言情小说。晚上通常要加班到十一、二点，排队冲凉要花不少时间，我急了，也不管厕所有多脏，就到里面将就一下。洗衣也拥挤，水龙头要靠抢，衣服我也只得给妈妈一起洗。有人看见了问妈妈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洗，妈妈一笑置之，不多做解释。
在松高厂唯一的好处是晚上宿舍的灯点通宵，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方便。当整栋宿舍楼的人都已进入了梦乡，四周静悄悄的，只可闻见树下草丛里蟋蟀的叫声，我还在奋笔疾书。有时，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就靠在床上闭目养神，头脑一片混沌，在想着生活中的某个人，等睁开眼时，不知不觉就把那个人的名字写了上去。我每天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写八页，必定写到凌晨两点。这时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头重脚轻，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去洗手间洗漱。我每次去文具店都是买十支圆珠笔芯，我的被子、蚊帐上留下了不少墨水印。
我写作的事，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怕别人说我没什么文化还写小说，怕别人嘲笑我，它是属于我的隐秘的快乐，也是唯一的快乐，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生怕被人摧毁，打工生活如此单调乏味，能找到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来渲泄心中的苦闷，如同寻觅到了一个宝藏。爸爸经常趁我不在时将我写作的事告之他的工友，之后让我知道了，好一阵责怪。好在，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爸爸的一个安徽工友非常热心，他在厂里帮我裁纸，再装订成一个个本子，作为我的稿纸，我在松高厂四年的时间都是用他给我做的本子，只是那纸薄得几乎透明，我写字时得用一块纸板垫在本子下面，翻页时得小心翼翼。
写作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就像吸了鸦片一样，上瘾了，戒不掉了。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一开始写作，就忘掉了所有的不快。我所写的小说中的环境与我所处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希望在文字世界里找寻到另一块清凉之地。我笔下的女孩，我都让她们过得比我幸福，想要弥补现实的缺憾。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可以做女王，随便取一个人名，在小说中为他们安排角色，他们的命运便操纵在我手里，我享受这份快意。有了写作，我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对于此事，亲戚当中有人表示反对也有表示支持。大姑在电话中得知此事，说我文化这么低写什么小说，还问妈妈我的脑袋有没有问题。幺舅对我妈妈说，不管我能不能成功，有这种想法就是正确的。
我被调来调去，最后被调到一工厂一楼二包，查货的指导工是我刚进厂时所在的一包调过来的李水青，她是鹅公嗓，说话的声音极难听，骂人的时候声音很大。在这里上班我是在拉上查货，每天又要站十几个小时，脚底钻心的疼痛，导致胸闷。每晚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宿舍，动也不想动，腰酸背痛，小腿肿得像馒头，躺在床上还抽筋，眼泪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脸上打滚。
我将我的第一部小说由短拉长，前后写了三遍，然后我又每晚花时间用稿纸抄写得工工整整，按照从书店里抄来的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地址，到厂对面的小邮局买了个小箱子将稿子装进去，把我的希冀寄出去。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加班前，周小群说看到我一封信，是出版社寄来的，我以为希望在即，高兴得蹦跳了起来。当我拆开信，看到编辑说他们不具备出版长篇小说的能力时，我一个人坐在工位上默默地哭泣。
我最难以忍受的还是指导工的辱骂，工作不顺，写作无望，使我心生绝望。这漫无边际的打工生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我的痛苦就像鸢尾花在心里茂密地生长，到了不能负荷的地步。有一晚，我跑到冲凉房里攀上了窗户，想做一次自由落体运动，那一刻，我的大脑里面一片空白，突然有了轻松的感觉，只要一跃而下，一了百了。妈妈很快追了过来，用力把我给拉了下来，她吓得脸色惨白。以后，挨骂受气之后难以排解，我就想到楼顶上去静静地想想心事，但妈妈怕我想不开，不让我上去。一工厂的灰色厂房上面旺盛地生长着爬山虎，每当微风拂过，它们便像一排排绿浪轻舞飞扬。它们依附墙面生机盎然，给予我启示，我想我还可以继续依附写作，在文字中喘气、呼吸。
制衣厂工作时间长是出了名的，我们连星期天晚上也要加班，买一斤瓜子一个月都吃不完。即使我买了新衣服也没时间穿，我只好在半夜三更时，换上新衣服，穿过走廊，到冲凉房的玻璃窗户上去照一照，左转、右转，再随意摆几个造型，让脸上的笑容来观照我的内心。所幸没有人来撞见，人家见了，肯定以为是神经病或得了梦游症。虽然我在夜市买的无论是连衣裙还是套裙、吊带裙，都只值25元，但它们穿起来合身，比宽大的工衣漂亮多了，只有在这短暂的陶醉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花季少女。
每天，我们都要与服装打交道，衣服、裤子、裙子样样齐全，我最乐意见到裙子，把它们拿在手里，我便浮想联翩。我对裙子的喜爱，深入到了骨子里。裙子能衬托出一个女性最美丽温婉的一面，我时常在脑海中勾勒各种款式的裙子。我尤其中意吊带裙，可我知道，我这样的身份，穿吊带裙势必被人笑话。我多想有一天我能穿上吊带裙，骄傲地走进人群。我脑中有个这样的画面：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穿着吊带裙，盈盈含笑，在海边，或者草坪上，迎着微风奔跑，裙裾展开，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那一定是天才画家也无法描摹的美丽。
17岁时，正是渴望爱情的年龄。每当看到别的女孩挽着男朋友的胳膊悠闲自在地压马路，我打心里羡慕，真希望也能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男孩。看到年轻的男孩子，我就希望他们的眼神能在我身上停留，可惜我长相平凡，走在街上几乎没有回头率。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拉上床帘，对着镜子问，谁才是我的男朋友呢？不加班的晚上，宿舍的女孩去东游西逛、谈情说爱、吃喝玩乐，我则呆在宿舍安静地写作，我坚信我的未来会比她们精彩，前途、爱情我都会拥有。也许某天，我摒弃了打工妹的身份，提高了自身条件，便能找到心爱的人，穿上吊带裙，腰间安放一只白净的手，在林荫道上缓慢地散步，微风轻拂安静的爱情。
打包装的指导工孙小勇向妈妈借了300元钱，出于感激，跟张好华说让我去做配送。戴上配送的绿袖章，就可以到楼上车间走动，日本人和其他管理人员见了不会被抓厂牌。做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不用一天到晚站，活动范围更广，工作性质是每天把各组的配送送来的货进行点数、记录，每条拉的查货数量进行点数、记录，把次品用小推车推到楼上车间，按衣服上的绑菲把各组的货放到一个箱子里让他们返工，返好工的就拿到包装部去再查一次货。每次将货拿到车间去，只可以让小推车坐电梯，我跟另一个配送马永芳则要从楼梯一路小跑上去在电梯处接货。每天都忙忙碌碌，要返工的太多，每次从台面上把要返工的放进推车里，再到车间搜罗一大堆返好工的到包装部，要一扎一扎放到台面上去，我个子小，衣服又占地形，台面上堆得比我高出一大截，我经常要踮起脚尖或者跳起来放货。每天跑上跑下，我累得满头满身都是汗。
妈妈看到我汗湿的工衣，心疼地说我比查货还辛苦，可我却不觉得，跟查货相比，我还是更喜欢这份工作。有时忙完后，可以拿把剪刀随便坐在哪条拉头清线头做做样子，虽然这样的机会短暂得可怜，但总算可以喘一口气。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不会挨骂，这是最主要的。
厂里又开始大量招工，招进来一大批青春妙龄女孩，其中一个湖北籍女孩王珊珊一进来就跟孙小勇很熟的样子。孙小勇于第二个月再向妈妈借500元，妈妈仍是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第三个月，孙小勇还了钱，也变了脸。那天，我正在点货、记数，孙小勇在打包装那边喊，小会，快拉货去查针，现在一包没有查。我说，等我搞好这里的数量马上就去。孙小勇却大吼大叫，叫你把货拉过去没听到吗？很快地，她找来了张好华，张好华板着一张脸说，余真联，小勇安排你做事你为什么不听？我说，我跟她说了马上就去，她还骂我。原本希望张好华明察秋毫，哪知张好华也像疯狗一样向我咬了过来，像你这种态度，是不是不想做配送了？不想做就去查货，或者离厂。你妈的，我看你是不想干了。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当着全包装部几十号人大声恸哭。
我又被打回了原形，回到拉上查货。再去查货，又要一天到晚站，李水青难听的声音又会飘进我耳朵，我一时无法接受。妈妈得知后，决定向张好华求情，但张好华仍不改初衷。当天，我就写了辞工书，张好华没有批。
我的袖章给了王珊珊，终于如梦初醒，她进厂之日起就和孙小勇通了气，她的舅舅是裁床负责人，是有后台的。没办法，我无力与之抗衡，只得咬牙坚持。王珊珊每天都笑嘻嘻，而我每天都苦兮兮。
我拉上的总查梁如琴在李水青巡拉查货时，向她告状，李水青马上跑到我面前劈头盖脸地将我骂了一顿。梁如琴是重庆人，平时跟妈妈态度亲昵，我还记得爸爸来深圳的那一天，她借调到我们组上来剪线，我跟她聊天聊得很投机，我劝她一定要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多读书，将来打工也不用打低级工，她点头称是。我不明白，我不像其他女孩直呼她姓名，而是叫她阿姨，给她足够的尊重，她为何如此对待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最温顺，每一个人查货都有漏洞可钻，但她不敢告其他人的状。三点钟休息时，我到一包去，看到妈妈正趴在台面上休息，我不想打扰她，但还是不自觉地坐在妈妈身边，跟她说起这事，终究还是没有忍住，泪水落了下来。我越来越伤心，跟妈妈说我要辞工。妈妈慌了，说，你辞工要到哪里去？千万不能辞啊。我更加烦躁，坚定了辞工的决心。当我递上辞工书，不一会儿，张好华就跑到一包跟妈妈说了我辞工一事。妈妈跑来找我，劝我道，不要辞工，在这里我可以照顾你。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跑出了包装部，妈妈冲上来抓住我，说，你不要走，你去哪里我都不放心。我哭着说，我在这里实在没办法呆下去了。张好华动了恻隐之心，说，还有一个小时下班，你回宿舍休息，晚上不用来加班，明天照常上班。
我留了下来，但我的心早已飞出身躯千百里，看到有人辞工到期走人，我真恨不得后脚跟他们一起走。有时，上班我都会做白日梦，希望大姑提个旅行箱来，说，这里面有十万块钱，以后你不用打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女星李怡青十万元征婚的新闻，我十分惊讶，心想她可真有钱啊，用这么多钱来征婚。我心里在呐喊：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它们呼之欲出，快要刺穿胸腔。接下来一些小事件的发生，促成了我的离开。
有一晚我在宿舍吃夜宵，被一江西门卫抓了厂牌，在厂里做了三个月就有50元调整金，加上本来要罚的200元，一共要从工资里扣250元。才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宿舍吃夜宵，又被一广西门卫抓了厂牌，意味着又要被扣250元。这次，我没有跟妈妈说。翌日晚上，当妈妈从外面买回夜宵递给我，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的事，火气直往上涌，等妈妈转身，我把夜宵一把扔进了垃圾桶。没吃夜宵，加上我和妈妈上班从不吃早餐，隔日上班，我饿得头昏眼花，猛灌冷开水，不一会儿，我就全身发麻，像要倒下去了一样。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只好去请了两天假。接下来五一放三天假，合计起来，我就在床上整整躺了五天。前面两天晚上我都感觉像要魂归西天了，跟妈妈说了遗言之类的话。放假完毕，我又行动自如，可是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以后，坐车要晕车，不适应空调等。
星期天晚上不加班，我跟妈妈、堂嫂琴琴去闲逛，走进一家小商店，我随手翻起一本《星河影视》，上面有大连一个艺校的招生广告。从这一晚起，我的心情不能平静了。我跟妈妈说想买那本书。那晚，我加班后回到宿舍，小红正在翻一本杂志，说，小会，你妈妈对你真好，帮你把书买回来了。我一看，正是那本《星河影视》。
我的心蠢蠢欲动，想要去那个学校的欲望愈来愈强烈，在我认为，那是改变我命运的地方。每天都要上班，到中午或下午下班去打那个学校办公室的电话，人家都已经下班了。但这种机会，还是毫无预兆地来临了。
那天早上，我们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惊醒，原来是有人在用刷子敲盆子。有人大声嚷嚷，今天罢工，谁也别去上班，上班的是小狗。全厂的员工站在厂区院坝内，厂门外的马路也被堵塞了。有管理人员照常上班，员工们就在宿舍对着车间大吼。我跟妈妈正好趁此机会去给艺校打电话，这次终于逮住他们了，得到了想要的情报。
妈妈说，现在都开学一个月了，去了也交那么多学费，不划算，不如明年去。我一天都等不下去了，更别说一年，我会被逼疯。一旦决定，就立即行动。我向张好华递交了辞工书，这次，他仍然不放我走，说，你是老员工，对工作熟悉。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如他当初对我的态度。
妈妈把我写的六部长篇小说放进箱子里，宿舍的女孩小芳问是什么，妈妈告诉她是我写的小说，她们这才知道我平时不是在写信。小芳说，小会打工写了这么多小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听了后，感觉自己即使不成功，也非常值得。翻看了一下记录本，四年时间，我哭了两百多次。确切地说，那四年是泪与汗交织的日子。
在这四年里，有人叫我的乳名小会，有人叫我的借用名余真联，没人知道我的本名。这时，我已18岁了，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那上面的名字叫邬霞，我终于做回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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