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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文学史讲稿(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力作;暌违九十载,经典再归来)

書城自編碼: 377393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胡小石
國際書號(ISBN): 9787201185767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大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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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学苑奇峰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力作。胡小石先生自1921年至1928年先后在北京女高师、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主讲“中国文学史”课程,后以《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为题出版,历叙我国古代文学文体之源流正变,篇幅不长,而条例清晰,颇具卓识,出版后颇为学界所重。
2、暌违九十载,经典再归来。自1928年《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出版,1991年《胡小石论文集续编》(收入《中国文学史讲稿》)出版以来,初次出版完整单行本。并且收入胡小石学生、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所著《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3、胡小石先生在江南文脉的传承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于前辈,他曾问学于李瑞清、陈三立、沈曾植、王国维等晚清名宿;同辈人中,与陈中凡、汪辟疆并称南大中文系三老,书法上则与林散之、萧娴、高二适并称为“金陵四老”;学生则有曾昭燏、游寿、徐复、苏雪林、冯沅君、程千帆、王季思、孙望、金启华、吴白匋、侯镜昶、郭维森、周勋初等,均为知名文学史家和教授。
4、胡小石先生学问精深博大,高山仰止,是东南学术的代表之一。熔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
內容簡介:
胡小石根据清焦循 “一代有一代所胜” 之说,主张文学随时代而发展,在本书中历叙《诗经》、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唐律体诗、唐五代词诸体之源流正变,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明各种旧说,不少创见,被学术界公认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他毕生治学,文必己出,如无真知灼见,从不剿袭雷同,笔诸简端。其定文学范畴,以我国固有之“言志”说、“缘情”说结合外来之“纯文学”理论。治学方法,则严格区别治史、学文为两途,谓治文学史属于科学范围,必须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新中国成立前继出之文学史,如冯沅君、陆侃如合编之《中国诗史》、刘大杰之《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体例实受本书启发。
關於作者:
胡小石(1888—1962)
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斋名愿夏庐、蜩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南京。书法上,曾师从清道人(李瑞清),与林散之、萧娴、高二适并称为“金陵四老”。曾学诗于陈三立,诗词兼擅,诸体皆工,七绝尤高妙。曾问学于王国维、沈曾植等晚清耆老,与陈中凡、汪辟疆并称为南大中文系三老。
历任云南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门生有曾昭燏、游寿、程千帆、王季思、冯沅君、孙望、徐复、苏雪林、吴白匋、金启华、胡云翼、刘大杰、侯镜昶、郭维森、周勋初等。
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造诣精深,尤致力于古文字学、书学、楚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著有《古文变迁论》《声统表》《楚辞辨名》《愿夏庐诗钞》等。
目錄
第一章?通论 001
第二章?上古文学 021
第三章?周代文学 037
第四章?秦代文学 057
第五章?汉代文学 063
第六章?魏晋文学 091
第七章?南朝文学 109
第八章?北朝文学 133
第九章?隋代文学 143
第十章?唐代文学 147
第十一章?五代文学 213
第十二章?宋代文学 223
后记 265

附录
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曾昭燏 269
內容試閱
引?言

中国虽说是一个富有文学宝藏的古国,文学作品的数量颇不在少数,而且各体皆称完备。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但是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不过从前虽无整个的文学史出现,许许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谈到关于文学流变的种种问题,散见于零篇碎简之内。而且其中颇有合乎近代论文的旨趣,及应用演进的理论,以说明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的人。我们在这里要举一位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代表。这篇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焦君的话,引在下面(见《易余籥录》十五):

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窠臼。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陈、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为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宜城(谢朓)、水部(何逊)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观)、柳(永)、苏(轼)、晁(补之),后则周(密)、吴(文英)、姜(夔)、蒋(捷),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诗派,不过唐人之余绪,不足评其乖合矣。词之体,尽于南宋。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梦阳)、何(大复)、王(世贞)、李(攀龙)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

从上面所引的焦君的文章,可得到下列种种观念:
(一)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他最能认清在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
(二)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又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头绪纷繁,了无足取。焦君此篇所举的历朝代表文学作品,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均属于纯文学方面。文学的面貌既被他认清楚了,讲起来,才不至于夹杂不清。
(三)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文学为感情之表征。有人类即有感情,有感情即有文学。“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但我们要讲的是文学的信史。须以文学之著于竹帛,而且能够确实证明是真的作品以为断。因此,我国文学的信史时代,不得不因之而缩短。焦君所讲断自商代,因为他相信经古文家之说,以《商颂》为商代作品。他并不远取《击壤》《南风》《卿云》等歌谣,甚至于葛天、伏羲时的选著,这是他的一种专崇信史的谨严态度。很可供后来讲文学史者所取法。
(四)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仍然有一班人保存着旧的文体。这种人“舍其所胜,以救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这种论调,是从前一般过于贵古贱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
至于这篇中偶有误点,如相信《商颂》的时代,及苏、李诗,且把韦玄成祖孙误为父子等。但大体的主张,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李白与杜甫

唐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唐诗又是唐代文学中的精华,而李白、杜甫又为唐代诗人之代表作家。自来谈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没有不推尊李、杜的。不过在我们未讲此题之先,须将一般人对于李、杜比较的种种观念之不妥当的略加辨正。
(一)根据于地理的?以杜代表北方诗人,因为他家于河南巩县,住长安也很久,所以他的诗颇偏于写实一方面,这是北方诗人的特色,又以李代表南方诗人,以为他生于四川,后又到了湖北。所以他的诗很偏于浪漫一方面,这是南方诗人的特色。这种议论,尤以日本人之研究中国文学者为尤甚,如笹川种郎之《中国文学史》便主此说,近来颇影响到中国作文学史的人。以地域关系来区分文学的派别,只有在交通不便,政局不合,如南北朝、五代等时代尚可适用,到了唐代,文学早已没有分南北的界限了。
(二)根据于思想的?又有人以杜甫的人生观代表儒家,说他的作品,句句都不离社会,而以李白的人生观代表道家,因为他的诗大半有超脱人世之感。这话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杜甫的思想,也并不是儒家可以包括的。至于太白之尚理想,崇虚无,诚然带有很浓厚的道家色彩;至于他的种种飞升远举之想,那是属于神仙家的,而且不免方士化了。其实太白又何尝完全抱着出世之想呢?人们总不能离弃社会而独立,惟其责望于人世者越大,故其对于世间之失望也越甚。到了不能“兼善天下”之时,只好逼上遁世的一条路上去。他的超出世间的思想,完全是由于他不能忘却世间的苦痛。如古之屈子、阮生均属此类。何况太白自幼便富于纵横之志,后来到处都不得意,精神渐归郁结。可见李、杜二人的思想,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分歧之处。
他们真不愧为千古的大诗人!决不易受时代及环境的影响。虽说他们在诗国的成就最伟大,但均不得意于当时之科举。他们都不是进士,他们的友谊虽然很浓密,但对其文学的主张毫不妥协。他们都能摆脱当时及从前被齐、梁所拘束之风气,各自寻找途径,出全力全智,去造就他们的艺术之王宫。
因为他们所走的路不同,我们更有比较二者之必要。大约言之:李白主张复古。他偏偏肯把他的旁逸斜出之天才,安置在古人已造好之模范以内,可说当得起建安以来古诗之一位结束的人物。杜甫主张革新。他的诗真是无所不学,但同时又能无所不弃,也不愧为元和以后诗风之开山师祖。先讲李白:
我们万不料这位被古今一般人目为大才横绝的太白,竟给我们派他一个复古派的健将的徽号,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太白之前的诗家而倾向复古的人,尚有如陈子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可惜他们的天才均不及太白的伟大,所以成绩不大好。至太白便不同了。他有时颇以复古为己任而且自豪,他曾说过:“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他又以为“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这也是他的一种复古思想的表现。因为诗之最古者为四言,五言次之,七言更后出。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开口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又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断至建安为止,以外便看不上眼。这是太白论诗的大主张。现在更从他所存留于现在的诗的形式上看来,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诗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得十首,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凤凰台》《鹦鹉洲》二诗,都是学崔颢的《黄鹤楼诗》,但也非律诗;因为只收古诗的《唐文粹》中,也把此诗收入。自从沈约发明声病以后,作诗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满意于这种趋向,乃推翻当时所流行之齐、梁派的诗体,而复建安时的古体。在他所作的古体内,可以找出许多不同的来源。因为他的天才太大,分别去学古人,同时又能还出古人的本来面目。他的五古学刘桢,往往又参入阮籍的风格;七古学的是鲍照与吴均,五古山水诗学的是谢,又学到魏、晋的乐府诗,到了小谢以后,他便不再学下去了。可是魏、晋人作诗,多不大能变化,如陶、阮只善用单笔,颜、谢只长于复笔,惟太白则颇能变化,七古多用单笔,五古描写诗多用复笔。有人在此要反问道:太白诗既复古,何以集中乐府诗竟占一百十五首之多?杜甫曾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不明明是陈人吗?不过我们可以如此回答说:凡是反对某种风气的人,对于那种风气,必有极深的研究。太白对于梁、陈以来的诗风,极有研究,所以才不满意而欲复建安之古,故李阳冰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 他是真知李白之为人,而这样说的。
这里再转过来谈杜甫。他不惟不满意于齐、梁,而且不一定以太白之学汉、魏为然。以为永明、建安都是过去了的时代,说是古体,均差不多,又何必厚彼薄此?而且每代有每代之胜,又何必苦苦宗那一代呢?所以他说:“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他一方面既不轻看古人,对于自己作诗,又总以求新为贵。所以他又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并非完全不学古人。可以说在他的眼光中看来,从来没有一家不好,但同时又没有一家尽好。所以他学习许多的古人,但同时又推翻他所学习的古人。他正是一位诗国的革命家,从以下几种特点,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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