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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完整呈现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一生著述面貌
? 凝聚精华，从人类学角度解释中国考古学材料
毫无疑问，具有多方面天赋的张光直是20世纪后半叶考古学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张光直作品系列”凝聚了他一生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中国考古学材料的研究精华，具有经典意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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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张光直作品系列”，收入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九种：《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专题六讲》《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番薯人的故事》。
这些涵盖考古学理论、古代中国考古学、考古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专著、论文集、讲座，以及学术文化随笔和记述个人经历的回忆录，曾经在数十年间陆续以中英文出版，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三联版“张光直作品系列”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一生的著述面貌，也凝聚了他毕生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中国考古学材料的研究精华，具有经典的意义。
1、考古学
——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
本书源自作者1966年在耶鲁大学以“史前聚落的分析与比较” 为题的人类学讲座，英文本出版于1967年，名为Rethinking Archaeogy。书中系统地阐释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新考古学”潮流的背景下，对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他主张把聚落作为考古学主要的解析单元，认为考古学的首要目的是用有效的手段通过考古资料来了解人的世界的本质；他对族群、聚落、文化等概念的颇富常识又充满逻辑的阐释，极大地拓宽了同代和后学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或许就是奠定作者一生辉煌成就的基石。
2、商文明 (Shang Civilization)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它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也用以称呼商国人民及其他同时代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还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本书从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依据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力图全面呈现商文明的各个方面。
张光直有关商代的著作和文章，比如《商文明》，使西方有关早期中国的教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
3、中国青铜时代
所谓青铜时代，即是指上古的夏商周三代。以青铜冠名，可见青铜器是贯穿三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从青铜器的产生到大量制造与使用，再到逐渐消失，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的青铜时代。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史角度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到战争、祭祀，从礼仪、艺术到巫术、饮食……作者试图以各个侧面的探究还原一个立体的时代模型。
4、美术、神话与祭祀（Art，Myth，ah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作者一向主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要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从史学、考古、美术史、古文字、古地理学、思想理论等多方面进行跨学科的整合，而此书正是他本人所做的一次最彻底的试验。书中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各种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征作了精辟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作者一生研究古代中国的综合性成果。近三十年来，先后有英、中、日三种文字的文本在世界各地流传。
5、考古学专题六讲
本书根据1984年初秋作者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九次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内容集中于宏观性探讨中国考古与一般性问题的关联。是80年代国内最为流行的考古学读物之一。此次再版，还收录了他去世前后发表的三篇文章，集中表现他晚年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反思。对想了解什么是“考古学”，以及考古学对史学研究有何助益的年青读者来说，本书不失为最简要而又富启发性的读物。
6、古代中国考古学
英文本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由耶鲁大学1963年初版，中译本所据1986年第四版是该书最大的一次修订，已经是一部全新的《古代中国考古学》，由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单线说转变为区系类型的多元理解。
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及分析到中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再到中国文明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基础，以及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文明的详细阐释，作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确立起一个视野宏阔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分析框架，并着意描述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其朝着充分复杂化和等级化的社会发展的脉络，力图揭示中国古代文化相互作用演进的动态的全息图景。
《古代中国考古学》先后四次修订出版，不仅更新了对中国新石器时期和早期铜器时代的描述，而且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也相应地为学界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光直对重要资料的追踪整理，并时时更新的意志和能力让人望尘莫及。因为他耐心细致的工作，这四次出版奠定规划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基础和方向。
——吉德炜(N.Keightley)
《古代中国考古学》首次尝试在现代人类学社会进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新梳理中国考古学材料。
——罗泰
7、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作者考古学论文的精选结集。包括考古学学科意义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古代巫觋文化的特点及其在王权形成中的作用、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原始社会考古、殷墟考古等。
作者立足于实践调查和中国考古学实际材料，吸收区域文化多元说等新理论，在文明的交互作用、东南沿海与南岛语族的关系、古代王权兴起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严谨精当的见解。
8、考古人类学随笔
书中所收文章多写于八九十年代，在为他人新书撰写的序文、讲演辞、《中国文物报》专栏文章及访谈记录中，作者深入浅出地介绍考古人类学的新知识、新发展，选评了国内外考古书籍，也记述了学界的师友人物，表达了对考古时事的看法以及对海峡两岸学术文化前景的瞻望。
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作者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更可以切实感受他的诙谐、宽容、乐观、热情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正像朋友所说，“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9、番薯人的故事
作者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作品。因祖籍台湾，台湾岛的形状像个番薯，岛上两三千万汉人自称“番薯人”，故以此名书。书中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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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光直（1931—2001） 当代华裔考古人类学家。祖籍台湾，自称“番薯人”。50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先生。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毕业。先后担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光直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古代中国考古学》等）和大量学术论文，把自己祖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给英语世界，更倡导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力求通过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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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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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占卜与祭祀
* 文章整理摘编自张光直《商文明》
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周人利用龟甲占卜。《诗经·大雅·绵》描述了周族的祖先如何借助龟甲决定在陕西岐山附近建设他们的首都：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1977年底，这种用于占问的龟甲残片在岐山附近的周代遗址中被发现。据《美洲华侨日报》1977年11月1日新华社电讯。然而在那之前，学者们竟然不知道周代有刻字甲骨!他们也不知道占卜实际上也是商人的风俗，但是他们早在1977年之前——凭借他们关于甲骨文的知识——就知道占卜这一事实。早在19世纪末，商人的刻字卜骨就已经为人所知，而且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商代卜骨的发现离现代考古学的产生不很久远；不像青铜器的研究占去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一大部分，它的发现离科学的发掘不到30年。但是这里把卜骨作为商代考古学的一个独立部分叙述，因为它的文字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文献知识而不是考古学知识。
让我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刻字甲骨的基本特征。安阳的商代人继承了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的做法，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为了这一工作，他们首先选择骨料，打磨光滑，然后在每一片上钻出洞，凿出槽。使用的骨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家牛、水牛或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第二种是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这些龟属于以下种类：中华胶龟(Ocadia sinensis)、乌龟(Chinemys reevesi)、黄纹龟(Mauremys mutica)、闭壳龟属(Cuora sp.)和陆龟属池龟(Testudo emys)。除了乌龟以外，所有其他的种类都不产于华北，在商代，它们的甲壳可能是从外地运入的。
在准备阶段，这些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的肉渣。龟甲要沿甲桥锯开(甲桥保留在腹甲上，经常雕刻有此甲的来源和序数)，然后打磨光滑。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液体中使它们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在甲和骨的一面做出成排的钻和凿是为了使这一部分甲骨变薄，易于在加热的情况下产生裂纹而且使裂纹在另一面出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卜骨上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坑洞，但是只有商代人才使它们规则地排列并精细地加工出来。钻为圆形，平底或圜底；凿为枣核形，V字形底。二者相互交叠。加热时，就会有两条裂纹在另一面出现，一条垂直，沿着枣核形的中轴，另一条横向，垂直交于中轴并通过钻的圆心。通常钻比凿靠近甲的中脊，以便横向裂纹可以指向中脊。在肩胛骨上也是如此，这样所有的横向裂纹都可以指向同一方向。
占卜时，在钻和凿的底部加热，另一面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因为实际上所有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我们就把我们的描述限制在商王宫廷里。显然，很多人介入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商王本人，有时他亲自问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占卜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当然，这只是基本角色，有的角色可能不止一人，有的可能兼管几个角色。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无疑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甲骨文记录包括以下内容：祭祀、征伐、田游、往来行止、旬、夕-日、天象、年岁、疾病、生死、生育、梦、营建和其他。有些占问是常规进行的(例如关于一些礼仪、旬、夕、日的吉凶等)；有的则是根据需要临时问卜。无论哪种问卜，贞人都要要求卜人进行占卜，卜人要执行占卜过程，占人则接收卜人所求示的祖先发来的回答。然后史就当场记录下来这些疑问、预兆的内容，少数还记载是否应验。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了解了占卜的过程。
每一次占问的过程可能包括在甲骨的不同部位多次进行灼烧和察看裂纹的过程。张秉权发现，只要是用腹甲占卜，这个灼烧和察看的过程就依照以下五种顺序之一种：由上端到下端；由中脊到外侧并由上端到下端；由外侧到中脊并由上端到下端；由下端到上端；以及不规则移动。这些重复问卜既有正面问卜，也有反面问卜：是否将要这样或应当这样?是否不会这样或不要这样?当超过一行钻和凿被灼烧时，正面问卜和反面问卜分别刻在中脊的两侧。裂纹出现后，卜人有时会把裂纹刻深，以便能够清楚和永久保存，在裂纹旁边刻上数字指示正确的顺序，并且挨着裂纹刻下一个兆符。占人解释裂纹的确切方法已经不得而知。张秉权认为，纵横裂纹相交的较大角度(与上端夹角大于70度)比较多地被认为是吉兆，但是其他因素也需要考虑，因为同样角度的裂纹旁边刻有不同的兆符。因此他猜测在某些情况下，卜人在裂纹形式所表现的吉凶上有可能与祖先神祇达成某种口头约定。
占卜结束后，档案记录者——史有时会继续进行在用于占卜的甲骨上做记录的工作。记录多数是用刀刻出的；有时是先写后刻或先刻后用红、黑、褐色颜料填入。每个典型的记录由以下部分构成：
1.叙辞：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举行占卜的干支日期(□□卜)和贞人之名(□贞)；
2.命辞：向祖先提出的问题；
3.占辞：这一部分通常包括在背面的符号，但有时(商王亲自作占人时)它是刻在正面紧接命辞；
4.验辞：在事后记载卜兆的灵验程度的刻辞。
这四部分并不总在每一个记录中全部出现；3、4两条常常省略。如果占问重复进行，刻辞将在同一片甲骨上重复，但第二次及以后各次的刻辞将以简化形式出现。此外，问卜经常以正面和反面的形式进行，刻辞也就分别位于卜甲的两侧。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卜辞。因为刻字甲骨发现时常常是破碎的，完整的成套卜辞就不是常规而是例外了。所以缀合这些碎片的各种努力已经做出并在进一步深入，包括利用计算机技术。
因为商代的甲骨文从本质上说是宗教和礼仪祭祀的产物，因此，学术界对商代宗教信仰和礼仪祭祀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对祭祀的作用和蕴含在商代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观念等研究却较为薄弱。下面我们摘录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的一段话，对此状况作简洁明了的表达：
商代的宗教与商代国家的起源和合法化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都认为， “帝”能够赐授丰硕的收获，在战争中给予神灵的保佑，商王的祖先们能代向“帝”求情赐福，而商王们又可与祖先们进行沟通。因此，对先祖们的崇拜和祭祀就可为商王们的神权政治统治提供心理上和精神上强有力的支持。通过占卜、祈祷和奉献牺牲来影响商王的能力，最后借助先祖精神的遗愿使其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合法化。商王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神权政治，因为只有商王“一人”能够祈求祖先的祝福和保佑，消除祖先遗留下来并影响到百姓生活的祸患；也只有商王才有可能通过奉献牺牲、举行祭祀和进行占卜使商民们获得丰硕的收成，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占卜真的包含有某种程度的魔幻力量和类似符咒的迷惑力的话，商王通过占卜预测而创造丰硕收成和战争胜利的能力就使得他一直具有较强的政治潜力。
因此，在商王的统治举措中，占卜不仅成为其他所有祭祀的基础，而且也是其他所有活动的前奏曲。如前所述，占卜所问询的内容有20多种，可进一步归纳为如下四大类：
1.进一步的祭祀，如献祭、求雨或祈求好天气。
2.一段时间内(例如，一旬、一夕)商王的运气如何。
3.对正在酝酿的活动将来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占卜，如征伐、狩猎、迁徙、田游等。
4.对一独立事件未来结果的解释，如梦、自然灾害、生育、疾病或者死亡等。
占卜对各询问事项做出的反应为商王即将举行的活动提供了根据和理由。在一些甲骨卜辞中，不仅刻有商王的预测，而且还有相应的验辞结果，如卜某日是否降雨，及“既雨”之后，则于此卜辞之后，随记“某日允雨”。毫无疑问，商之祖先是通过骨和甲向商王传递信息，商王也由此做出正确的预测，因此，他所决策的行动也确是正确的活动。如盘庚所说： “卜稽曰：‘其如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当然，不会出现此种结局。
还有一些预期的活动是只有征得商人先祖同意才能举行的额外祭祀。在旧派商王统治时期，对祭祀的时间和祭祀时所用祭品的数量都必须得到受祭先王的同意；甚至在新派商王时期，尽管祭祀都是按照一个简明的祀谱进行的，但是关于它们的询问活动仍要按原定法则在每旬周开始的前夕举行。
这些记录，无论是残片还是原有的和恢复的完整成套卜辞，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很明显，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收藏这些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案成为殷墟的一部分湮没地下，从人们记忆中消失。1978年以后在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在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代，人们在挖掘墓穴时就已经扰动过这些甲骨碎片并重新埋没了它们。这些人们不会过多注意它们，更不会广泛宣扬。但是后来，它们被当作中药成分之一的“龙骨” (古代动物的骨骼，通常是化石)收集并用于医疗。有些龙骨引起了西方古生物学家的注意，追踪它们来源的结果是“北京人”的发现，这一传说已经广为流传。
“龙骨”也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一个普遍流传的故事是，在1899年，北京的一个有点名气的学者王懿荣，患了疟疾，治疗此病的药方中有一味龙骨。一位房客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也是搞学问的，碰巧看到了其中有些残片上有文字。刘鹗把此事告诉他的房东，两人都很惊讶于这些从未为人所知的古代文字并开始追寻其来历。经过可观的周折，他们和其他人的努力成功了，而且导致了安阳殷墟的发现，那里出土了大量的刻字龙骨。学者和文物贩子都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收集活动，给遗址带来了进一步的破坏。终于，1928年，科学的考古发掘开始了，第一次发现了呈原始埋藏状态的甲骨。李济在他的《安阳》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搜集甲骨活动的过程，以及以搜集甲骨为中心的考古发掘的经过。
据董作宾统计，共有约10万片甲骨出土，据信全部来自安阳。它们尺寸有大有小，大到完整甲骨，小到指甲大小的甲骨碎片。这10万片甲骨中，只有两批来自科学发掘：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24918片；
1929—1930年，河南省博物馆发掘3656片。
董作宾统计之后，在安阳又有大批甲骨出土。最重要的一批是1973年出土的5000片。《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 《考古》。这样，自1928年以来，已有33500片甲骨经科学发掘出土。另有10万片左右非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大部分出土于1928年以前。它们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公私机构中。根据陈梦家1956年的统计，它们的收藏情况如下：
大陆公共收藏：约51000片；
大陆私人收藏：约4000片；
台湾省收藏：约26000片；
欧美收藏：约7000片；
日本收藏：约10000片。
……
因为卜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它们传递的主要是商代宗教的情况，然而商史学者们巧妙地利用它们去探索商代文化和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罗振玉进行的关于甲骨文的最早研究之一《殷墟书契考释》。讨论了以下几个课题：都城、王名和人名、地名、字体、占卜、文字和礼仪、占卜方法。郭沫若的视野更加广泛和深入，他首次使用甲骨文研究商代社会和文化的以下方面：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略游、杂纂。自从这些开创性著作发表后，涉及商文明各个侧面的大量研究不断出现，它们的成果对商史的各种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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