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旅行笔记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威尔逊笔下的西部花园》 - [英]E. H. 威尔逊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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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旅行笔记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威尔逊笔下的西部花园

書城自編碼： 376055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科普讀物→生物世界
作者： [英]E. H. 威尔逊
國際書號(ISBN)： 9787301328705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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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读者可将之当作游记或探险读物，重温100年前的中国发现之旅，体会中国植物对世界园林的贡献；专业人士则把它视为博物学家的科考报告，从中获取中国西部的自然资源、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资料，了解各种植物的采集及引种历史。

內容簡介：

《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威尔逊来中国考察的所见所闻。他不仅为用大量笔墨描述了沿途所见植物、作物等，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地理地貌、社会文化、民俗历史等风貌。威尔逊以博物学家的视野深入观察和记录他的数次中国之行，开宗明义提出了“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强调中国植物对世界园林的贡献，也回顾了前人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工作。
本书堪称“名作名译，名家导读”。特别增加了由译者胡启明撰写的《导读》，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威尔逊数次来华的目的和行程，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以及各章节的主要内容。
本书附有七个附录：《林德利写给福琼的指示》《萨金特写给威尔逊的信》《威尔逊历次来华采集的时间、行程和地点》《度量衡对照表》《人名对照表》《地名对照表》和《植物学名对照表》。这些史料和对照表为本书提供了更多附加值。

關於作者：

威尔逊（E. H. Wilson，1876—1930）英国园艺学家和植物学家，著名的“植物猎人”。曾获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维多利亚”荣誉勋章，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任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曾受聘于英国维奇公司、皇家园艺学会继、美国哈佛大学的聘用，先后四次深入中国西部采集植物。著有China，Mother of Gardens 和 A Naturelist in Western China.
胡启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长期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和植物园工作，为《中国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和Flora of China编委。

內容試閱：

前　言
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千真万确，在对我们的园林贡献很大的那些国家中，中国位居榜首。从早春的连翘和玉兰破蕾绽放开始，到夏季的牡丹和蔷薇，秋季的菊花，中国对世界园林资源的贡献有目共睹。花卉爱好者从中国获得今日玫瑰的亲本，包括茶玫瑰或茶玫瑰的杂交种（攀缘或多花类型），还有温室的杜鹃和报春花；果树种植者获得桃、橙、柠檬和葡萄柚。可以确定地说，在美国或欧洲找不到一处园林没有来自中国的植物，其中有美丽的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长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保持有如此长久无中断的历史。中国人什么时期来到，或者说他们什么时候在现在这块叫中国的土地定居下来，那是学者讨论的事情，但他们在这里生活有4000多年是公认的事实。当欧洲还处于野蛮时代，尚不知有美洲时，他们已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有关中国和印度财富的传闻传入欧洲，激起了欧洲国家与这些国度进行贸易并分享其财富的愿望。这也是航海家亨利王子1418年开创航行时代的主要动力，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其中的一项成果。葡萄牙人于1516年从海路抵达中国，把柑橘带回他们在印度的驻地，后来再引种到葡萄牙。据我所知，这是早带回欧洲的植物，但很快其他种类接踵而来。自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分别于1600年和1602年成立之后，关于中国栽培的经济作物和观赏植物的交易得以正规进行。通过这种方法，一些我们熟悉的植物被引到欧洲。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专业的植物采集人员被派往中国。这类探访以福琼在1843—1861年间的工作为。这位成功的采集者运回了约190种观赏植物，其中有许多是今日我们庭园中重要、熟悉的种类。福琼搜集到的几乎所有种类都来自庭园。自福琼之后，在中国庭园中几乎再也找不到新种类了。由此可见，他和他的前辈们的收集工作是何等深入彻底。1879年马里斯（Charles Maries）受雇于英国维奇公司，溯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那里他采得鄂报春（Primula obconica），但因发现当地人怀有敌意，景色也不漂亮，就转身回上海了。途中在庐山牯岭逗留，采得檵（jì）木（Loropetalum chinense）和与其近缘的金缕梅（Hamamelis mollis）（金缕梅是金缕梅科中漂亮的种类）。有一段时间里，园艺界被一种错误的印象所困惑，认为中国的植物资源已再无新内容可搜集。这是马里斯所作的陈述，按照现有的知识，几乎不可相信这种观点竟会被接受。
早在1869年戴维闯进了四川西部的森林，并寄回巴黎标本馆很多特别的植物；1882年德拉维开始在云南西部采集，一直持续到1895年；1885—1889年亨利开始调查湖北西部的植物；1890—1907年法格斯在四川东北部采集。这项工作中还有几个俄国旅行者。采集的结果是使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标本馆装满了新奇的观赏植物。这些采集者对中国植物的兴趣仅在纯植物学方面，极少采种子。实际上只有德拉维和法格斯寄种子给维尔莫兰（M. Maurice de Vilmorin），称得上曾将他们发现的植物进行引种。但他们的工作重新唤起了采集者对中国植物的兴趣，我亦因此获得机会，有幸来到中国采集。
1899年我次踏上中国土地，直到1911年后离开。在1905年之前我都是为英国著名的维奇公司采集，1906—1911年为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工作。作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成果，现有1000多种新植物已在美国和欧洲的庭园落户。特权和机遇都很重要，我只是充分利用了这两个方面。
我的中国之行是幸运的。中国人待我温和有礼，并且彼此尊重。当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爆发时，我正在中国。在反洋教运动之前或过后我访问各处，并没有受到任何粗暴言行的对待。开展采集之前，我培训了几个中国农民，在我的全部行程中，他们忠诚为我服务，后与他们离别时，真是令我感到惋惜。作为我采集工作的序曲，我前往云南西南边远的思茅（今普洱市）拜访亨利先生，他给予我许多忠告。我在中国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中国工人的努力，也得益于这位绅士。
在下面的章节里，可见到我在这花的王国里11年游历和观察的部分记述。我尽量对中国西部的植物和景观，以及居住在四川—西藏边境的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给予全面的描述。我用一个自然爱好者和对自然历史各个方面都有兴趣的植物学家的眼睛观察中国。
一个立国已数千年、有稠密的农业人口的国家，他们依靠土地维持生活，在20世纪竟然以丰富的温带植物区系炫耀于全世界，这本身就很不平常。人们感到惊奇，这里的植物在受到农业破坏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一个外国访问者到过北京、上海，甚至沿长江航行上千英里，都难以想象中国的植物是如此之丰富。当然，不可以在耕作区寻找乔木、灌木和草本，而是要到山区，那里耕作困难或不可行。所以，我所游历的中国和我所谈及的中国不是游客和居民所熟悉的中国，也不是城市充满了居民或到处是水稻田的中国，而是一个有森林、有蛮荒的沟谷和群山，高峰上终年积雪的中国。
威尔逊
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
1929年2月15日

导　读
胡启明
（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威尔逊著《中国——世界园林之母》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畅销书。它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在于它把文学形式与科学内容融为一体，既有学术性，亦有趣味性。一般读者可把它当作游记或探险故事来阅读，增长见识；而专业人士则把它视为博物学家的科考报告，可从中获得有关中国西部的自然资源、农业生产、经济贸易，以及社会结构、宗教、民俗等方面的许多信息。
一
在前言中，威尔逊开宗明义提出了“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强调中国植物对世界园林的贡献，简略回顾了前人在中国开展植物采集引种的工作和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并坦然承认，能取得如此巨大成果，“特权和机遇都很重要，我只是充分利用了这两方面”。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特权与机遇”均源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
16世纪初，葡萄牙人从海路到达中国，1545年次把中国的甜橙引种到欧洲。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的商人来到中国南部沿海，逐渐有了正常贸易来往。他们开始将一些中国庭园常见的栽培花卉，如菊花、茶花、牡丹、芍药等带回欧洲栽培。1700—170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肯宁汉（J. Cunningham）到厦门、舟山采得植物标本600种，并带回两个重瓣小菊花品种。1751年，林奈（Carl Linnaeus）的学生奥斯贝克（J. Osbeck）在广州等地采到植物标本242种，其中有37种载入林奈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卷。这一切都使西方植物学界和园艺学界感到兴奋。到18世纪末，西方通过各种途径从我国引进的植物除上述常见的几种名花外，还有石竹、角蒿、翠菊、月季、射干、枸杞、迎春，以及银杏、苏铁、侧柏、臭椿、栾树等。
但随后清朝政府控制十分严格，规定所有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处，并规定只能与官方批准的十三家商行交易；外商不能与官员直接联系，须经商行买办转达；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市内和近郊，不准雇用中国仆人（官方批准的翻译和买办除外），经商、传教和其他活动都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英国政府曾先后两次派遣正式外交使团，携带重礼，分别于1793年到达热河行宫和1815年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但均无功而返。
这种状态到184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鸦片战争失利，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领事居住，英国人可携带家属，自由来往。
《南京条约》于1842年8月签字生效，当年12月，伦敦园艺学会即开会决定派福琼（Robert Fortune）来中国执行采集引种任务。在福琼临行前，园艺学会秘书林德利（Lindley）给他的指示汇集了当时英国级园艺学家和植物学家的意见。
从这份指示中可见，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收集一切可得到的资料，甚至连带回去的泥块都给予关注。指示中所提及的坚硬泥块（hard lumps of mud），实际上就是广州和珠三角地区盆栽花卉用的“花泥”，取自“桑基鱼塘”（非河床），晒干后敲碎成块状，肥沃且排水性好，不易板结，特别适合南方多雨地区使用。
但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他们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信息多来自广州地区，指示中所提及的植物名称都是粤语译音，离广州较远地方的内容多不准确。在指示中的22条注意事项里，第2条即为：不同品质的制茶植物。当时西方普遍认为红茶和绿茶产自两种不同的植物，甚至植物分类的老祖宗林奈也被弄糊涂了。他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第1卷发表了茶（），然后又在1762年该书的第2卷发表了绿茶（）和红茶（）两个种，显然是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观点的影响。这个问题直到福琼深入福建产茶区才得到澄清，原来两种茶均出自同一种植物，只是加工方法不同而已。
福琼不愧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园艺学家，他先后受聘于伦敦园艺学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43年至1861年间先后四次来华，活动于中国香港、广州、上海、嘉兴、舟山、宁波、杭州、绍兴、福州等地，遍访各地园林和苗圃，甚至穿上汉服，戴假发，扎辫子，潜入福建武夷山和安徽产茶区。在此期间，他成功地将中国城市栽培的许多观赏植物引入英国，共达190种之多。1851年他还亲自把2000株茶苗、17000粒刚发芽的茶树种子，还有6名中国制茶专家送到印度。自此印度兴起了茶叶生产事业。
由于福琼的出色工作，以致有一段时间造成西方园艺界产生了“中国植物资源已再无新内容可收集”的错误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60年清廷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四国《天津条约》，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此中国门户大开，西方各国竞相派出商人、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和专业人员深入内地，从事各类活动。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至1911年清朝结束，曾在中国采集植物的，据《中国植物志》记载，其中较重要者就有180余人。威尔逊在本书中提到了著名的几位：
戴维（Pere Armand David），法国传教士，也是一位知识面很广的博物学家，先后数次（1863—1864年，1866年，1868—1870年，1872—1874年）来华，在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和华西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在四川发现了大熊猫和珙桐。他采集的植物经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A. R. Franchet）研究，于1883至1888年出版了《戴维中国采集植物志》（），共2卷。
亨利（Augustine Henry），英国外交官。自1882年至1900年，先后任职于湖北宜昌、海南、台湾、云南蒙自和思茅海关。每到一处，他除利用业余时间自己采集植物标本外，还雇用当地人大量采集。据统计，仅他在湖北宜昌及周边地区所采的植物就有2500种，其中新属25个，新种近500种，并在湖北西部也发现了珙桐的分布。
德拉维（Pere J. M. Delavay），法国传教士。1882年来华，在广东惠州短期逗留后转往云南，直至1895年。在大理和周边地区共采得标本约20万号，共4000余种植物，其中有1500种为新种。此外他还寄回法国240余号植物种子。他所采集的标本也经弗朗谢研究，出版了《德拉维采集植物志》（），共3卷。
法格斯（Pere P. Farges），法国传教士。1867年进入中国，1891年受弗朗谢委托前往四川东部大巴山区域采集。之后的9年中共采得植物约4000种，并有少量种子寄回法国。
他们的工作虽然偏重于纯植物学方面，未能有目的地采收种子和活植物进行引种栽培，但正是他们许多有价值的新发现重新燃起了西方植物学和园艺学界对中国植物的强烈兴趣。精明的商人更看到了其中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把目光对准了中国西部这块神奇的土地。也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威尔逊有幸四次来到中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威尔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成就了他这位“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二
下面简要梳理一下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
章简略地介绍了中国西部的山岳和水系，但实际上书中所涉及的地域仅限于现在四川省的西部和青海省的一小部分，没有包括西藏和新疆。这是由于作者使用了“中国本部（China proper）”这一错误概念——一个西方列强杜撰出来的称谓，即把纯汉族人聚居区视为“中国本部”，而有意把少数民族地区排出中国的范畴。对此，译文没有直译，而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
第二章和第七章分别介绍了湖北西部和四川盆地的地貌、地质和矿物资源。那个时期中国的地质资料非常少，威尔逊除亲自调查过一些矿区外，还多次提到李希霍芬（Richthofen），一位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也是近代中国地学研究开创者之一。1868—1872年，李希霍芬先后在中国进行了7次野外考察，历时近4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1年9月—1872年5月的一次考察，从陕西越过五丁山，进入四川广元、梓潼，经绵阳到成都，然后转入嘉定，顺长江返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1877—1912年出版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共5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2集，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地理学和地质学可以说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三章特别描绘了三峡地区的道路、交通和住宿条件。以自身的经历介绍来这一地区旅行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应作的准备，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还特别告诫西方游客，在三峡水域航行千万不可有傲慢思想，要尊重当地船工，相信他们的驾驭能力。如果不切实际地以西方的方式行事、瞎指挥，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
第四章和第五章叙述了从宜昌开始，以现在神农架林区为中心的湖北西部的调查采集。那时的神农架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方圆数百里，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传闻内有野人野马，深入其中无异于探险。
从第六章至第十章叙述从湖北西部横穿四川东部到成都平原的
旅行。
第十一章至第十七章是对整个四川西部的采集描述。
第十八章至二十章则分别对峨眉山、瓦屋山和瓦山作了较详细的
描述。
这里要稍加说明的是，威尔逊先后来华四次，书中各章节的顺序和其中记载的地点、内容和每次行程的先后，并不完全吻合。有些地方他曾去过多次，可能是多次经历的综述；还有些地方被省略，书中并未提及，如湖北的保康、长阳、五峰、建始等地。
从上述各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以前所有的采集者比较，威尔逊来华已不是一般普查性的泛泛采集，而是目的十分明确，要求非常具体，就是来“淘宝”的，不仅要采标本，还要采收种子、插条、接穗、鳞茎、苗木等活体，将这些植物引种到西方，进一步开发利用。
威尔逊前两次来华受英国维奇公司（Veitchian Nurseries）派遣，主要目的为采集新发现的珙桐种子和美丽的绿绒蒿，均如愿以偿，并获得许多其他有价值的观赏植物，轰动了整个西方园艺界。后两次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派遣，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具有观赏和经济价值的乔木和灌木种类，特别是耐寒、可能适应北美环境的种类。其要求较仅考虑商业价值的维奇公司更为全面和严格，更注重科学性和在科研方面的价值。具体要求在阿诺德树木园主任萨金特
（C. S. Sargent）给威尔逊的信中有充分表达。
在前后四次共历时11年的采集中，威尔逊共采得植物标本65000号，含5000种植物，寄回1500种植物的种子，还有许多鳞茎、接穗和插条，后有1000余种植物引种成功，在西方落地生根。根据威尔逊采集的大量标本，萨金特主编，由多位专家执笔，编写了《威尔逊采集植物志》，共3册，于1911年至1917年先后由阿诺德树木园出版，为研究我国中部和西部植物极重要的参考书。
第二十一章是对中国西部植物区系的概述。威尔逊惊叹“中国中部和西部遥远僻静的山区简直就是植物学家的天堂，乔木、灌木和草本聚集在一起，复杂得令人茫然失措”。他认为中国西部之植物是全球丰富的温带植物区系，估计中国的植物有15000种。这个论断不仅被学术界公认，而且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国植物丰富程度还在不断提高。据资料统计，中国现有维管植物共314科，3246属（其中石松类和蕨类39科，162属，裸子植物10科44属，被子植物265科，3040属），共35000余种，占全世界植物总数的10%，是美国和加拿大植物总数的1.5倍，而其中约50%为中国特有。特别是一些古老的裸子植物，现在北美和欧洲只有化石记录，但仍然存活于中国。著名的活化石“水杉”的发现地就在四川省万县，距威尔逊曾经到过的地方
不远。
中国植物种类远较其他温带地区丰富多样，原因有三：首先是国土辽阔，从北温带一直延伸到热带，欧洲、美国和其他温带地区都不具备这一条件；其次是中国有40%的地方在海拔2000米以上，包括许多隔离的山系，提供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植物种类；再次，自新生代中新世（Miocene）以来，当北半球气候渐渐变得不适合植物生长，特别是在第四纪冰川时，中国没有直接受到北方大陆冰盖的破坏，只受到山岳冰川和气候波动的影响，基本上保持了第三纪古热带区比较稳定的气候，其连贯的陆地，使北方的植物可向南方迁移，找到避难所，免于灭绝。
东亚与北美植物区系亲缘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现已知具有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属已多达111个，其中现代分布中心在东亚的属和种都远比在北美的多。这些植物的分布式样不仅说明两地植物区系的亲缘关系，还可追溯到与热带和冈瓦纳古陆植物区系的
联系。
从二十二章到三十章介绍了中国的植物资源，包括各类野生和栽培的经济植物及其产物。书中收集到的资料已相当丰富，甚至深入到生漆、桐油、乌桕籽油、不同的纸张和茶叶等主要产品的深加工过程，以及白蜡虫的繁殖、饲养和白蜡的生产。
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根据苏联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瓦维诺夫（Vavilov）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八大起源地之一。栽培植物种类多，品种资源丰富，当今世界上主要栽培的1500余种作物中，有近1/5起源于中国。大豆、绿豆、赤豆、水稻、大麦、莜麦、荞麦、粟、稷、茶叶、油桐、漆树、大白菜、榨菜、小芹、茭白等均起源于中国。属于中国原产的果树有50余种，如桃、李、杏、枣、柿、板栗、榛子、柑橘、柚子、金橘、荔枝、龙眼、黄皮、中华猕猴桃等，而且每种都有大量的栽培品种。
虽然瓦维诺夫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不包括观赏植物，但许多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包括乔木、灌木和草本花卉同样也是原产于中国或以中国为分布中心。如山茶属（）共280种，中国有238种；杜鹃花属（）共960种，中国有540余种；报春花属（）共450余种，中国有300种；丁香属（）共19种，中国有15种；含笑属（）共50种，中国有41种；木兰属（）共90余种，中国有30余种；蔷薇属（）共200余种，中国有80余种；牡丹属（）共35种，中国有11种。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中国民间有利用植物保健、治病的悠久历史，中草药更是一个宝库。据较保守的统计，中国可供药用的植物多达10000余种。其中许多种类和方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深入研究后，其成分和疗效得到科学论证，并不断有新发现。“青蒿素”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许多中国植物现已引种到世界各地，不仅栽培成功，还取得进一步发展，有些还成了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加速经济发展起到显著作用，因此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如茶（），现在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肯尼亚都有大面积种植，茶叶年总产值甚至超过中国。
甜橙引种到美国后，在那里育出了著名的华盛顿甜脐橙，畅销全
世界。
直接与威尔逊有关的是中华猕猴桃。他早在1900年就在宜昌栽培这种植物，很快受到外国居民的欢迎，称之为“宜昌醋栗”，同时他也将种子寄回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和美国农业部引种站。1904年，新西兰女教师伊莎贝尔探访她在宜昌从事传教工作的妹妹时，从威尔逊栽培的猕猴桃获得少许种子带回新西兰。正是这些种子将猕猴桃发展成为今日新西兰的支柱产业，成为一种新型水果，风行全世界。
粮油植物如大豆，1898年美国农业部有计划地派人来中国采集引种大豆，并开始选种和育种工作。现在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大豆生产国，而中国是世界上的大豆消费国，但国内长期生产不足，需向美国大量进口。
油桐原产中国，出产一种速干性的工业用油。当时西方制造商对桐油的价值才开始有所认识，威尔逊即向美国农业部提出建议，引种发展油桐（见第二十七章）。1905年美国农业部从中国输入了批油桐树种子，在加利尼福尼亚植物园、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等地试种，取得成功。至1946年，美国桐油年产量已达1500万磅。
观赏植物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正如威尔逊所说：“在美国或欧洲找不到一处园林没有来自中国的植物，其中有美丽的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亦即：没有中国植物不成为庭园。由雷德（A. Rehder）编写、1927年出版的《北美栽培乔灌木手册》（）和贝利（L. H. Bailey）编写、1924出版的《栽培植物手册》（）两部著作中就收录了大量从中国引种，成功应用于园林布置的植物。据报道，北美引种中国的乔木和灌木在1500种以上；美国加州的树木花草有70%以上来自中国。
除了直接引种成功，转化为商品推广应用的种类外，还有许多种类被用作选种、育种的原始材料，培育出了许多新奇美丽的新类型、新品种。例如以中国引进的月季花（Rosa chinensis）、香水月季（R. odorata）和野蔷薇（R. multiflora）为亲本与欧洲品种杂交，选育出了繁花似锦、香气浓郁、四季开花、姿态万千的现代杂种——香水月季和多花攀缘月季。又如鄂报春（Primula obconica），原本是一种不起眼的杂草，广布于我国中南和西南部。1879年由宜昌引种到英国，经多年选育，现在已成为冷温室冬季和早春盆花的主要花卉，广泛栽培于世界各地。现有品种多达数十个，花有红、白、紫、橙、蓝等色，重瓣和大花类型，花期长，故又称为“四季报春”。威尔逊在本书第二十五章末段指出：“诚然，我们使这些种类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几乎改变了它们原来的面貌，以至于现在中国要从我们这儿得到新的变型和变种。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原始材料，我们今日之庭园和温室花卉会是何等的贫乏。”
威尔逊此书不仅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是“全球花卉王国”“世界园林之母”，西方的园林深受中国的恩泽，而这种恩泽还将与日俱增，同时也简要地介绍了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它对世界文明发展各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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