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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国内代表性人文书系精选品种，传承学术、激活思想、改变认知
“人文与社会译丛”是译林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代表丛书，是国内体量庞大、内容过硬、口碑良好的当代人文学术套系。译林社秉持“传承学术、激活思想、改变认知”的理念，严选各个领域的扛鼎作品，如今已出版20余年，品种达150种，是国内知识分子的口碑学术丛书。
以社会之思把握现代文明的脉搏，参透全球化和区域性群体生活的要义
本辑严选译丛社会学领域的扛鼎作品，收录了泰勒、默顿、贝克、威利斯、霍夫施塔特等当代社会学大家的代表作，从人类社会的经典议题出发，跨越时间的场合，探究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律，用社会之思把握现代文明的脉搏，参透全球化和区域性群体生活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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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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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译丛·人文辑”精选译丛人文领域的扛鼎作品，收录了伯林、鲍曼、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当代著名人文学者的代表作，从人类困境的经典议题出发，解读人性本质，激发人性思考，以人文之光审视现代人类的困境，为复杂的议题提供审慎、多元的解读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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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当代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在伯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阶级记忆》《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后现代性及其不满》《全球化：人类后果》。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当代负有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认知与兴趣》《后形而上学思想》。
安东尼·吉登斯男爵（Baron Anthony Giddens），英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当代社会学领域卓有贡献、引用率极高的学者之一。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布莱尔政府智囊，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创始人之一。一生著述丰富，代表作有《现代性的后果》《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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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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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大屠杀》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浪漫主义的根源：第二版》
《未完的对话》
《伯林谈话录》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知识分子的鸦片》
《象征交换与死亡》
《暴力：思无所限》
《论人权》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卢梭问题》
《保守主义》
《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
《风景与权力》
《驯化君主》
《自由主义与荣誉》
《根本恶》
《修辞术的诞生：高尔吉亚、柏拉图及其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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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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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两个世界的后代
约翰?格雷
观念造成的后果（而且不仅仅是后果）往往出乎肇始者的本意——这一事实构成以赛亚?伯林著作持续不断的主题，这并非因为观念付诸实践时往往会遭修正——对于这一主题，我们相当熟悉。在“观念如何被理解”这一点上的种种分歧，以及人之利益及动机的错综交织，都意味着任何观念一旦实施，必会被人掺假或扭曲。正如伊曼纽尔?康德所说（也是伯林爱引用的至理）：“用扭曲的人性之材打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不论伯林是否正确地阐释了康德，其所传达的信息毫不含糊：观念与其实践的差距恰是人类不完美的尺度。
伯林著作烛照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事实。一旦观念进入世界，必定焕然一改；一旦复现，本质已然变异，不复初衷。大卫?休谟声称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与其说是理性的推断，不如说是习惯的产物。这一观念进而成为其怀疑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后来却被用于服务宗教，实令这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始料不及。如果他真能预见这一前景，他会吓坏的。然而，他未曾预见的恰恰成为事实：虔诚教徒J. G.哈曼就是利用了休谟的观念辩护神迹的真实性。休谟利用起因怀疑论争辩我们不可能知道神迹发生，哈曼亦用同样怀疑论争辩神迹确已发生。于休谟，怀疑是哲学追问的终结，于哈曼，怀疑却是跃向信仰的起点。
正如伯林所澄清的那样，哈曼是浪漫主义发展的关键先生：“在我看来，有一个人给予启蒙运动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进程……哈曼由休谟开始谈起。他说休谟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如何认识宇宙，那答案会是认识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作为启蒙运动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哈曼给反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库里填入了某种悖论式的东西。当我们想起伯林的观点：哈曼反对所有启蒙思想家共同认可的理念，这种悖论就愈发突出。
彼此争吵的思想群组，后统统归入“启蒙运动”，质疑它们是否共有一些智性追求蔚然成风，而伯林从未相信它们会有什么共同追求。当然，启蒙运动完全不是一场齐一运动。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德终在于知识；只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从哪里获得所需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手段达到目的，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有德行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满意的生活”。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颇多至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深不可弭，启蒙思想家都会接受三个基本假设：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并非只是启蒙思想家，甚至也不只是西方相信这些假设——“这些正是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不管这传统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他们表达了一种持久不衰的哲学，盛行于漫长世代和多种文化之中，而伯林列出的那些假设则支撑起西方主流传统，并且他写道：“它……也是浪漫主义萌蘖之处。”浪漫主义并不单单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击，而是“迄今为止西方意识重大的变革”。
此说堪称高见远识，极有可能夸张。但我们无须接受伯林关于“浪漫主义在现代思想体系中一锤定音”的断言，才能发现他对浪漫派教益的描述。如他所示，正是浪漫派将原创性引入艺术。他意欲表明艺术家作为创造者这一理念正是一种浪漫主义遗产。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创新本身才被视为是艺术作品中一种富有价值的特质；只有那时我们才开始相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新意。除了原创性的理念，一些浪漫派还秉持另一种概念，即艺术家几乎是上帝一般的人物，可以任意重塑这个世界。原真性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人类应只追随他们自己创造的价值观或某种程度造就了他们自我的价值观——这一理念本身成为一种价值观，也许远比其他价值观重要，终发展成一种理念，也即文化，或理想状态的文化应该是整体简单，自身纯粹，未受外来影响异化。正是从这一点浪漫主义开始溢出艺术，影响延及伦理学与政治。
一 寻找一个定义
也许你们期待我的演讲一开始就给浪漫主义做些定义，或者试图做些定义，或者至少给出些归纳概括什么的，以便阐明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不想进入这个陷阱。杰出、睿智的诺思洛普?弗莱教授指出，当一个人意欲从事对浪漫主义这个问题的归纳时，哪怕只是无关宏旨的话题，比如说吧，英国诗人萌发出了一种对待自然的全新态度—姑且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吧，他们的态度迥异于拉辛和蒲柏的态度—就会有人从荷马史诗、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时期的阿拉伯史诗、中世纪西班牙诗歌中，终从拉辛和蒲柏的诗中找出相反的证据。因此我不准备归纳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传达我所思考的浪漫主义的含义。
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脚印指向一个方向；又如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地涉足这个领域。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
不仅是观念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任何时候观察一种独特文明，你都会发现这种文明有特色的写作以及其他文化产品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支配着写出这些东西的作家、画出这些东西的画家、谱出这些音乐的作曲家。因此，为了确定一种文明，为了阐明该文明的种属，为了理解人存身其间思考、感受、行动的世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地分离出这种文化所遵从的主导模式。以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或希腊文学为例。如果你阅读，比如说，柏拉图的哲学，你会发现支配他的是一种几何或数学模式，很明显，他的思维原则基于如下的观念—即存在某些公理式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真理，由此，人们可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得出某种正确的结论；人们可能通过柏拉图所推崇的某种方法获得的智慧；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获取的知识，只有我们能够获取这种的知识。几何学，或者说广义的数学，堪称这种知识的范式，完美的范式。根据这种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一切苦难、怀疑、无知，人类的各种罪恶、愚蠢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学科，或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当然包括具有类似信念的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某些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思想家、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纪思想家，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果不是的话）达到某种近乎的知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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