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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在选题上立足学术性和思想性，在写作方式上尽量注重知识性和可读性，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对于解决国内翻译界存在一些问题将会有所裨益，也有助于我们切实有效地思考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的问题。在结构设计上，紧紧围绕诗歌翻译中的“互文性想象”和“创造性叛逆”的主题展开，兼顾诗歌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兼顾诗歌翻译实践的英诗中译和中诗英译两个方面。在论述上，始终注重以文本为本，在具体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并加以论证。本书探讨的问题具有理论新颖性和实践指向性，有助于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引发思想共鸣或者学术争鸣。
內容簡介：
本书是在长期深入地思考英汉、汉英诗歌翻译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的诗歌翻译实践经验写成。其基本思路是以理论探讨和译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回答诗是否能译、如何译以及何为佳译等重要问题，在回答“如何译”以及“何为佳译”的问题时，本书主要聚焦诗歌翻译中的互文性、想象力、忠实性和创造性等要素，从关系性的立场提炼出“互文性想象”和“创造性忠实”两个理论主轴，并对诗歌翻译中二者的关系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论证，*后通过较为翔实的译例研究加以检验，并最终得出诗歌翻译重返“信、达、雅”标准的理论必然性。
關於作者：
罗怀宇，男，中共党员，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文学翻译、文学与文化研究、叙事学。2004年本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2007年硕士毕业于外交学院英语系，同年7月在北京化工大学外语系参加工作，历任外语系助教、讲师、副教授、英语专业党支部书记、系副主任。先后评选为北京化工大学优秀青年主讲教师、校级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首批入选北京化工大学“青年英才百人计划”。2014年6月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被评选为“北京语言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14年9月毕业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人文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荣获麦考瑞大学“Higher Degree Research Award”）。2019年5月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英语学院。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科JSPS访问学者，美国美利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短期访问学者。2007年至今，已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本、译著6本（含2本待出版），主持和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1项，参与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重大项目1项，主持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1项，参编英语类教材若干。近年在教学工作外，继续致力中西叙事理论比较、英语诗歌及诗歌翻译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目錄
导论 诗何以译：由《江雪》英译说开去（1）
內容試閱
鲁迅先生曾经从苏轼名句“人生识字忧患始”中演绎出一句“人生识字糊涂始”，认为读书会使人的思想变得“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所谓读书“有所得”，在他看来，不过是这些马队留下的“蹄迹”罢了。一贯重视教育的鲁迅先生当然是在肯定读书作用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他那篇文章（《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的主旨是白话文如何做到“明白如话”。然而，从理论辩证的角度，鲁迅的这句话似乎还另有深意，在一定程度上，它触及了语言的真相以及人和语言关系的本质。人的一生是从学习语言开始的，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人终其一生都活在语言的网络之中，困在语言的穹顶之下。语言与人的关系似乎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语言既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又给这种自由附上了沉重的枷锁。因此也可以对鲁迅先生的“人生识字糊涂始”做这样的解读：不识字则蒙，蒙于见解；识字则困，困于语言。道家和佛家很早就深谙其中的道理。并且，在源头认识上，这两家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道德经》的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为了说明语言是横亘在人与道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老子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是意在说明天与人之间、道与言之间的本质区别。佛家有著名的“不可说”之说，也留下了世尊“拈花一笑”的佛门宗公案。《金刚经》中时常可见“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一类的辩证名与空（或曰名与性、名与法）关系的三段论。然而，为了向世人阐明玄奥的哲理和观念，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都不得不诉诸语言这个媒介。佛家将不借语言而入法的门径称作“不二法门”。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个“不二法门”似乎正是语言。在《六祖坛经》记载的惠能“三更受法”一事中（吴承恩在《西游记》第二回中借用），造成惠能觉悟跃升的关键不在于五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在于前有五祖暗地考察，后有五祖秘传经典。当五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时，惠能方才“言下大悟”。诚哉斯言。这四个字真真切切地表明，惠能的“大悟”固然非凡，但也绝没有突破语言的穹顶。且先不说其他，离开了语言，世上恐怕也就无所谓佛家、道家了，当然也不会有任何一门哲学，或者任何一种思想。因此，这显然也是一个悖论，就如同前面讲的“人生识字糊涂始”一样。对于这种悖论，能言善辩的禅宗给出了“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悖论兼折中式回答。前言 “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究竟是什么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是“立文字，不离文字”应该就是指文学了。文学是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在日常交流和表达之外语言赋予人的自由的*主要体现。文学具有的审美功能、教化功能以及作为一种知识载体的教育功能使其长期以来占据崇高的社会位置。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更是被视为一种“不可言说之言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被一些人誉为“为神代言”。比如弥尔顿在《致夜莺》一诗中就说自己是缪斯和爱神的侍奉者，在《咏失明》一诗中也自称是在侍奉造物主（Maker）、上帝（God）。古典诗人的这种精神性和理想性有可贵的一面，值得今人思考，但另一方面，也应清楚地看到，无论诗歌多么崇高、伟大，其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文学表达，是语言穹顶之下世俗生活的一部分。从神性的角度看待诗歌，未免有些玄之又玄，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影响；从根植于文本（间）性的文学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角度讨论诗歌，才能使诗歌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同样需要建立坚实基础的还有诗歌翻译。很多人认为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高层次，这固然有一定道理。首先，诗歌本身就曾被视为文学的崇高体裁，中西方皆然；其次，在同等篇幅下，翻译一首诗的难度一定会高于翻译散文、小说或戏剧的难度。然而，译者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止步。相反，诗歌翻译成了*受文学翻译爱好者青睐的领域。在纷纷加入到诗歌翻译实践队伍的人中，爱好者有之，挑战者有之，博取声名者有之，博人眼球者亦有之。诗歌翻译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专业门槛、“人人得而译之”的大众领域。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译事繁荣的一种表现，也反映了社会总体语言文学素养的提高。然而，深入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很多译文远未达到国内外已有经典译本的水准，基本上属于无效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对一些名家名译又缺乏深入、客观、全面的评价，造成一些好的经验没能上升为共识，而存在的问题又没能得到及时充分的检讨。理论讨论和翻译批评的不充分，加之翻译“创造性”的无限张扬和各种“译文胜原文”的论调，造成诗歌翻译领域出现了不少乱象。笔者以为，作为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建构作用和交流传播功能，诗歌翻译品质的优劣、品位的高下、底蕴的深浅对语言研习者的研习成效、人文素养乃至整个社会的诗学形态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个社会的文风、是非美丑标准和精神气质等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才决心开展这项研究。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理论探讨和译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回答“诗是否能译”“如何译”以及“何为佳译”的问题。在回答“如何译”以及“何为佳译”的问题时，本书主要聚焦诗歌翻译中的互文性、想象力、忠实性和创造性等要素，从关系性的立场提炼出“互文性想象”和“创造性忠实”两个理论主轴，并对诗歌翻译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论证，*后通过较为翔实的英汉、汉英译例研究，对它们的适切性加以验证并最终得出诗歌翻译重返“信、达、雅”标准的理论必然性。需要说明的是，译例研究是本书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笔者自己的一些译本外，本书所选取的都是*有代表性的名家译本。为了说明理论问题或再现诗歌翻译的想象与创造过程，免不了要对这些译本展开必要的分析和评价。笔者自认为这些分析和评价都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未存任何私心，亦丝毫不能改变笔者对国内外译界前辈先贤的尊敬。这本书是我用四百多个黑夜写成的。我于2020年1月赴美后，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美国很快成为世界疫情的中心并一直保持着这个纪录。原本在当地接受学前教育的女儿失学在家，后来，家中随居的老人又因故回国。于是，我自己的计划全部被打乱，忽然之间转变成一个全职“奶爸”。白天，我要负责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陪她上网课，教她读书识字，还要负责购物和做一些日常家务。孩子时刻需要我的照顾，这使我无法专心于自己的事。只有到了每晚十点以后，我才能打开台灯，向黑夜偷得一些宝贵的时间。说到这里，我要感谢妻子的理解。她把家里最好的书房让给了我，也在极繁忙的工作之余分担了不少家务。站在书房的落地窗前，我可以看见*美的晚霞。她也为我做了很好的后勤保障。但愿我的这本书没有辜负那些法国葡萄酒和波旁威士忌。本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业师宁一中教授和师母段江丽教授的教导和启发，也要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领导高明乐教授、穆杨教授对这项研究的关心和支持。项目成员丁珏博士、吴毅博士积极参与研究，做了很多协助性的工作，英语学院的同事们由于我的驻外承担了更多教学及日常工作，学校各级领导的关怀让我深深感受到北语大家庭的温暖与和谐，在此一并致上我由衷的谢意！我还要感谢我的策划编辑周晓方女士和宋焱女士，以及责任编辑江旭玉女士，她们的敬业和专业令我感动。书中纰漏是本人才疏学浅所致，望读者海涵，并候方家指教。罗怀宇2021年11月18日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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