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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群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
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
双雪涛、班宇、郑执，
他们再一次提醒我们，
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专业”，
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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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青年评论家黄平围绕当代东北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作品展开的精彩评论。
对于逐渐边缘化的当代文学，双雪涛、班宇、郑执再一次提醒我们，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专业”，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的写作，重新擦亮了失败者的尊严。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写作从东北开始，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的写作创造出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他们的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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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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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文学评论家，著有《自我的踪迹》《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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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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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出东北记
章 “新东北作家群”总论
第二章 美学特色：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
第三章 寓言结构：班宇小说
第四章 心理世界：郑执小说
附录
第五章 平民文学：王占黑小说
第六章 算法时代：人工智能写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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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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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出东北记
我在离开东北的那一天，被雷劈过。
这不是玩笑，当时送我到火车站的同学们可以为证。如果长春火车站的站务簿足够详细，也能找到相关记录。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具体是哪一天了。是2006年的6月底没错，是6月28日，29日，还是30日？我只记得那天的天气，有一种重工业的阴郁，沉沉的滚雷，墨染的天空，天边枯梅般的闪电。从住了七年的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出发，经人民大街到长春火车站，一路无话。事到临头，反而心乱如麻。出租车司机放的音乐是《酒干倘卖无》，“陪我多少年风和雨”，讲的是负义之人幡然醒悟。是不是太巧，但是，这也是真的。
雷劈下来的那一刻，在我进站之后。过安检登电梯，找到候车室，在黑压压的队伍后面喘一口气，想着和身边的两位同学就此挥别。那一刻大厅里嗡嗡转动的电风扇忽然定住了，所有的灯骤然熄灭，像同时被子弹击中。在极短的沉寂中，一声响雷像在地面上炸开。后来知道，那道闪电如投枪一般，精准地落在火车站的屋顶。
这个意外于是成了同学们口中的笑话。我本来以为临走的这一刻，是站台上烟尘滚动，扬帆般的手臂，在汽笛响起的那一刻骤然翻起。真正的离开原来是狼狈的，是闷热的候车室和视线模糊的镜片。我隐隐期待着一场清风，在这场暴风雨之前到来，像温和地撕开一张宣纸一样，让我和这个场景裂开—我反复地预习着毕业的离愁，但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其实我在期待。
生于1980年代的东北，注定在1990年代目睹父母一代的下岗，注定在新世纪选择离开。迄今为止，这是一场几百万人的出东北记。闪电劈中了火车站，闪电也劈开了红海。
但是在1980年代，谁会预见到雷霆呢？当你住在工厂分的房子里，在院门口每天看着厂长推着自行车从门前经过。我小时候住的房子和别墅一样有院子，和别墅的后院一样，我们也养着动物—养了一只鹅。我一直不理解，现在的网络上，鹅被网友们说成是战斗力为强悍的动物。大城市的孩子们遇到的强悍的动物就是鹅么？如果你和一只东北大鹅一起长大，你会发现鹅一点都不可怕。你蹲下，招手，它就会拍着翅膀跑到你怀里，把脖子搭在你的肩上。很多年后，我在法国小镇依瓦尔的湖边，见到了一只有一人多高的黑天鹅。周围的游客不敢靠近，四散着拍照。只有我站在这只黑天鹅面前，近得它可以将脖子搭在我的肩上。风从湖面上吹过来，我们彼此沉默。
我不知道这只黑天鹅的叫声是否嘹亮，是否能够划过日内瓦湖的水面。我只知道我们家的大鹅，它的声音可以很轻松地传到工厂。这不是因为它是一只特立独行的鹅，只是因为两个地方不远；更是因为它饿了，它那饥饿的叫声带着工人阶级的气质，有着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工厂的上空，我爸妈工作的仪器仪表厂的上空，经常这样鸡鸣狗吠，却让人心里踏实。我已经快想不起那个工厂了，我的印象里只是一堆记忆碎片：茶色镜片，军大衣，墙面上刷到半人高的绿色油漆，塞到手里的健力宝与荔枝饮料，这是我爸的办公室；还有我妈的车间，车床轰隆的震动，机油和金属线圈的味道，广播里传来田连元的《杨家将》—据说我是这个厂子里小的“讲故事的人”。在我的女儿一遍遍地读Wonders教材的年龄，我可以绘声绘色地讲出《血战金沙滩》。
我曾经以为时间像童年一样缓慢，就像我们曾经以为平原是安稳的，那广袤无垠、阳光明灭的黑土地，混杂着田园与社会主义工业的气息。多少个夏天的傍晚，我坐在邮局门口的冰糕摊，冰淇淋球泡在雪碧里（当地的流行吃法），在身后的报亭买一份《球报》。夏天的阳光多么漫长，似乎谁也难以预见：在未来的某一刻，漫天的鹅毛大雪，会缓缓地落在平原上，像舞台落下沉重的帷幕。
我不会接下来讲下岗的故事，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些作家，他们已经讲出这个故事了。我只记得新世纪之交的某个元旦，空气寒冽的清晨，我自告奋勇去菜市场买菜。在没有导航的二十年前，踏碎雪、穿近路，我走进了铁西一座废弃的大厂。那锈迹斑斑的厂门，从大门蔓延到路上的齐腰高的野草，空洞地像坟墓的车间，安静地仿佛可以听见多年前的扳手猝然落地。这条路，从头到尾，我没有遇到一个人，他们埋在荒草里。我后来读到双雪涛的《跷跷板》，双雪涛当年可能也走过这条路。
没有被埋住的人，只能离开。闪电击中火车站，但没有击中铁轨。火车发动的那一刻，时间变得好快。下一站，北京；再下一站，上海。突然间成为评论家了，但我越来越不清楚“艺术”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关系；突然间成为大学教授了，但认真读的书却越来越少了。还有，我的语言都在改变。比如“二楼”，我会比较注意地说成“两楼”；能用“再会”我就避免说“再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不知道。
感谢过往的旅程。就像到北京后的个秋天，站在人民大学图书馆的门前，站在门前那棵槐树的阴影里，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有多少个机构来找我讲课，像北京吉利大学每天开出课酬八百块。我次知道有钱真好，我有了很多张会员卡，可以像看电影一样去人艺；我打车去健身房跑步，跑完步去吃牛排；我在日本大使馆听大江健三郎的演讲，我不知道这种演讲还会配发同声传译的耳机，也就这么面带微笑地听完；我在北大的大讲堂看《三峡好人》的首映，挤在前面和贾樟柯握手，“向您致敬”—这浮华的一切。感谢人民大学，也要感谢从人大西门到北京吉利大学的这五十公里。后来听说吉利大学的校区划给北大了，我一时恍惚，不知道自己算吉大校友，还是北大校友。我可能算北大的编外校友，我经常去北大蹭课。我还在戴锦华老师的课堂上，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她同样在北大蹭课。再说一次吧，谢谢北京。
上海，从来不教你个人奋斗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这座城市里不用教。我在上海，就像在半空中生活；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因为可以在半空中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周到，就像是童叟无欺的服务。在工作和定居的意义上，这是极为理想的城市。生活也变得理性，像一张张表格依次展开。这是提前到来的中年吧，我手机里被算法推送的广告，或者是关于植发，或者是关于上海周边“不限购、不限贷”。
这本书里讨论的作品，对我首先是一次契机，将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接在一起的契机，原来崇明岛也可以长出东北大米。我在这里不需要对这些作品说什么了，我已经说了很多，变成了今天的这本书。对了，有文学圈的朋友说我是含着眼泪听完《野狼disco》的，不是的，我是笑到流泪地听完的。
但是我不容易确信，那个烟雾缭绕的晚上，是他们小说里的情节，还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混合着劣质二手烟和军大衣气味的寒夜，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群人，在溃败中慷慨激昂，像一群残兵后的冲锋。他们对于时代辽远的想象，是在异地重建自己的工厂。他们还在被终结的历史的轨道里，带着茶渍的杯子和铁渍的灵魂，以及对于现实一塌糊涂的错认，对于未来陈旧虚妄的梦想。
一败涂地，后留在原地的，只有文学。
和摆在大家面前这本书直接相关的，是即将远行的父亲，带我去图书馆，办了一张借阅证。我走进书库，在浮动着灰尘的阳光中，借了一摞《呐喊》。我之前读过的过瘾的小说是《天龙八部》，我以为名气更大的《呐喊》，势必是篇幅更为恢宏的巨制。在我熟悉的世界开始崩塌的时刻，我开始阅读，直到通过虚构重建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父亲和工友们，过完那一年的元宵节后去了远方。我的家乡有一个奇异的风俗，在元宵节这一天，所有房间的窗台上要点上一支红蜡烛。尽管是数九寒天，但那一晚的院门也是要打开的，走出院门，外面的小路两边，家家户户都在院门两侧燃起了蜡烛。白雪琉璃世界，一条条路上，一家家的窗台上，红色的烛影摇曳。我记得，我把蜡液一点点滴在窗台上，然后小心地把蜡烛粘在上面。蜡烛像灯塔一样，映在黑夜里结着霜花的玻璃上，也映出了我的脸。
2021年8月
三 “新东北作家群”的未来
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复现：一群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对于逐渐边缘化的当代文学，这群青年作家再一次提醒我们，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专业”，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但是当他们站立在文坛的中央，未来何去何从？八十年前的传奇，终并没有圆满的收场。
在“新东北作家群”中，班宇对未来有一个戏谑而不乏深刻的展望：
2035年，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东北振兴，从文学开始。
2065年，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足不出户，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以供阅读。可对语言、流派、字数、地域、姓名、故事模型等多种项目进行勾选和填写。宣传口号或为：××外卖，写啥都快。生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博尔赫斯于同年复活，醒来的句话是：天堂不是图书馆的模样，地狱才是，感谢你们将我拯救出来。次月，他觉得仍处地狱，不曾脱离。
2095年，文学的全部概念均被瓦解，已不存在，无人提起。只有一少部分人进行秘密结社，坚持从事写作这种古老活动，被视为正统社会的异端，生存空间极其狭隘。他们试图与写作机器对抗，但屡屡挫败。同年某地下室，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在地。原因不明。q
班宇这段“展望”触及了宰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多重维度：学术体制、纯文学、技术现代性社会。他们的写作首先被学术体制化，之后面临着演进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化文学的压制，终被“写作机器”及其对应的非人化的技术现代性社会所取消。而这一切的结局—或者说开始—是作为象征的博尔赫斯。在一个文学黑客帝国般的世界里，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新东北作家群”遭遇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不知道他们在百年后能否逆转未来？
技术现代性社会终将毁灭文学，而将文学知识化的文学批评与将文学技术化的纯文学写作，构成了技术现代性社会的文学建制。由此反推，“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的未来，在于能否抵抗技术现代性社会及其文学建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作为当代文学的岔路口，使得两条道路得以显豁：一条道路是“文学是数学”，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终被史密斯感染，“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将终变得技术化，文学终和当代世界数字化、金融化、符号化、虚拟化的逻辑契合，脱实向虚，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叙述游戏，直至被取消；一条道路是“文学是人学”，“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从东北开始，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势必将挪动两个文化政治坐标：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东北想象”的位置、文学场中“东北文学”的位置。有以下诸种的主流“东北想象”彼此交叠：基于市场经济视点，“东北”被视为官僚化的计划经济残留；基于现代化逻辑的视点，“东北”被视为贫困的欠发达地区；基于都市文明视点，“东北”被视为愚昧的乡村；基于现代理性社会的视点，“东北”被视为粗野的奇观。总之，“东北”被视为以理性、技术、效率为内核的现代性文明的“外部”，这种现代性想象在当下处于的霸权地位。
基于这种霸权想象对于“东北文学”的限定，一方面“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受到文坛欢迎，东北文学的冷峻残酷，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填充以往小资化写作的贫乏虚无；另一方面，“东北文学”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学风格，“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被无意识地暗示要走出“东北”，变成“成熟”的职业作家。
“新东北作家群”承受压力的地方正在于此。落实到写作上来，成名后的双雪涛、班宇等开始表露出求新求变的倾向。班宇在2018年第5期的《作家》上发表《山脉》，小说共分五节，炫技般地先后使用文学评论、讣告、日记、小说、创作谈五种文类，彼此互相指涉，构成叙述的迷网。其中第四节即小说段落是我们熟悉的班宇小说，塑造了一个善良、懦弱、爱读书的、终在持续的侮辱中失踪了的工人。然而这样一个故事陷落在前前后后的叙述网络里，共情被悬置，意义指向变得陌生化。班宇在此对于自身“写作”（小说中“小说家班宇”出场）刻意暴露、中断、戏仿，试图在寻求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同时，班宇在《唤醒疲惫之梦》这篇文论中反思“小人物”书写：
对于“小人物”的书写，在今日而言，与其说是惯性，不如看作是一个传统而安稳的起点，一种陈腐、仓促但却可以身体力行的抵抗手段，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这里开始，贡献或者呕吐出自己的经验，并将其作为批判与抗议的工具。与此同时，所有的叙述又都很难不沦入上述的想象境况—写作者不再与自身的固见作斗争，也没有经过破裂与自我组建，只是站在高台上展示出来，成为大大方方的输家，扯开一面旗帜，落寞与溃败在此迎风招展。在这样的困境里，书写的突围变得难以实现。r
笔者以为，班宇《逍遥游》等小说已经为“写小人物”创制了一种新的叙述，但这种文学实践还缺乏足够的讨论，班宇自己也似乎有些犹疑。和班宇的反思相比，双雪涛走得更远。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2018年11月23日）中，双雪涛谈到：
说到《平原上的摩西》和《北方化为乌有》，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问题，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机巧，尤其是《北方化为乌有》。这个题目虽然比较容易被人记住，但我稍微有点武断。我可以辩解说“北方”是见闻，或者我永远不承认“北方”是沈阳，但这明显带有一点狡辩的意味。根据小说叙述的设计，在一个集中的环境、准确的时间—除夕夜，人物往我视域上靠拢，写得比较集中。现在看这个小说写得还是紧了一点。出发点其实是叙述的乐趣，而不是追求历史真相，但写着写着就自动把你带到那个东西里面去了，去寻找当时真实发生了什么。s
在双雪涛2019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猎人》中，东北的场景与故事基本上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作家、编辑、出版人、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明星、经纪人、记者等人物。的东北故事是《杨广义》这一篇，作为“神刀杨广义”，这个1990年代的工人依赖传说中的刀法，逃逸在传奇之中。理解《猎人》和双雪涛的变化，代表性的作品是《武术家》，从“九·一八”之后的奉天写到“文革”期间的北京，国仇家恨，终不过是日本武士邪术作怪。小说结尾，主人公借助一句咒语“春雨细蒙蒙 我身近幻影”，将日本武士的“影人”化为一缕飞烟。
小说貌似荒诞不经，实则作者有深意存焉。贯穿《武术家》始终的，是对于“身”与“影”也即“实”与“空”的辩证讨论，小说也是在这一哲思下，刻意以“轻”写“重”。但通读下来，实在难言成功。这篇小说以过于轻易的叙述解构20世纪的诸种“大叙事”，小说只是借助词语的魔法来完成复仇，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叙述的乐趣”的旨趣所在。假设以这种叙述策略重写《平原上的摩西》，将1990年代的工人一代讲述为不过是中了日本武士的邪术，困在9000元学费前的少年们是看不清“我身近幻影”，不知道能否说服曾经的
作者？
双雪涛的文学世界中一直有一条奇幻书写的暗线。他写过一篇致敬王小波的《我的师承》t，王小波无疑是叙述的大师，但学习王小波很容易流于表面。王小波的叙述天马行空，奇趣横生，但叙述深处有不可化约的沉痛。王小波由创伤、记忆讨论到革命、技术现代性，始终聚焦在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交错。把握不住王小波叙述背后的思想性，很容易流于叙述的游戏，终叙述指向的是一种虚无的逃避。有论者将王小波小说视为“犬儒主义哲学”u，固然有些简单化地理解了王小波小说，但也点中了王小波流行开来的时代氛围。
双雪涛的小说结尾常常以“湖”“河”“大海”或“天空”结束，有论者指出双雪涛以“水”结尾，是对历史性的失序之后坠落的恐惧，“水”是作者恐惧感的物质赋形v。这种看法有其道理。笔者就此补充的是，无论是陷落在水中还是消失在空中，是将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想象性地解决，如双雪涛在《天吾后记》（台湾版，2019年出版）序言中所言，观察生活和书写生活可能是逃离生活的好办法。双雪涛东北书写中的“传奇感”，就此很容易滑向奇幻。出生于1983年的双雪涛与郭敬明等“80后”作家尽管出道前后差了十多年，但他们是同龄人，郭敬明的《幻城》《爵迹》以及网络文学中的玄幻文学，长久地居于青春文学消费市场的主流。规训郭敬明以及网络玄幻作家的文学生产机制，对于双雪涛而言，同样构成了塞壬的歌声。而双雪涛对于奇幻故事并不陌生，无论是长篇处女作《翅国》还是被改编为电影的短篇小说《刺杀小说家》，他的奇幻书写虽然远远不如东北书写，但一直绵延不断，在《猎人》中重新翻为主流。
双雪涛的奇幻写作也不乏出色作品，《猎人》中出色的一篇是《火星》。一对中学恋人多年以后相见，一个穷小子和女明星的俗套，被极为精彩地翻转，语言节制准确，布局谋篇老练，叙述上极为成熟。然而这篇小说骨子里是鬼怪加情义的都市传奇，小说象征性地发生在“上海—山区”，面对着寻求刺激与慰藉的中产阶级受众。因双雪涛目前所在的文学场的位置，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职业作家，一个面向都市受众的电影编剧，“都市传奇”有可能取代“东北往事”成为他主要的文学方向。
笔者在2017年化用文学史经典概念，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呼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一提法屡遭善意的讥讽。随着班宇、郑执等一批作家的崛起，笔者当年的预判没有落空。但这里笔者不是为预见实现而自鸣得意，相反，当时的忧虑在今天可能更为迫近。双雪涛当下的写作，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分裂之中，就像《火星》中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自我暗示，“必须承认自己，自己，自，己，是仅有的东西”w；同时和这种奋斗口号般的暗示永远纠缠在一起的，是不断浮现的远方和青春岁月的回忆。
在一个集体的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更大的困境，是怎么处理“阶级”与“地方”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既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一批书写“下岗”的作家被窄化为“地方”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包括笔者提出的“新东北作家群”等等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也是一种必须有所警醒的“限定”。如何从“寻根文学”以来的文学范式中挣脱出来，解构“地方”这个范畴的束缚，书写超越地方的总体现实以及对应的情感结构？没有这一文学范式的转移，无法实现普遍化的共情，无法打破地方与地方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坚冰。必须点题，“新东北作家群”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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