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哈维（Simon Harvey），是挪威科技大学特隆赫姆美术学院（Trondheim Academy of Fine Art）的教授，也是艺术与公共空间课程的协调组织者。其研究兴趣包括：艺术实践中的绘图、反传统制图、另类旅游、走私与视觉文化、节奏与当代艺术、艺术与公共空间。其作品除了本书外，还包括《节奏：艺术与生活的脉搏》（Rhythm: On the Pulse of Art and Life）。
在各种各样想说服我们飞行是一项高尚事业的故事中，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小王子》的作者）的《风、沙和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或许是诗意地摆脱了日常俗务的引力的一篇。在讲述冬天在安第斯山脉组织救援的困难的一段中，他把自己写成飞行员，用道德说教与地上的人区别开来。他说走私者是“会为了5比索纸币犯罪，而不愿意组织救援队的强盗”。1然而本章的故事说来具有讽刺意味：许多飞行员都是走私者。
20世纪印度支那战争时期，无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的空军部队、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领航员和他们的指挥官，都是低空的空运、空投和撤退技术的专家，他们都很讲求实际，经常也有政治追求。你只须看看越南战争中的一些飞机，就能对此有所感受。标志性的飞机当然是一种直升机“休伊”（Huey），但是在美国于老挝进行的秘密战中——老挝也是当时大部分走私行为发生的地方——担负了主要角色的飞机，却是一些虽然笨拙但十分高效的短距起降飞机，尤其是小型、单引擎的“太阳神超级信使”（Helio Super Courier）和后来的“皮勒特斯·波特”（Pilatus Porter）。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南越和老挝的空军（以及法国和美国空军）也非常倚重于“二战”时期出色的“驮马”——“C-47达科塔”（C-47 Dakota）运输机。这些都是当时经典的军用飞机，然而每架飞机在运输军用物资之外，也都走私过鸦片。在越南和老挝空军中，数量不小的军人曾使用这些飞机，在执行其他任务的同时走私过鸦片、海洛因和吗啡。而相当多的法国和美国军人在从不同战区飞进飞出时，对于弹药舱和面色紧张的乘客中额外多出的箱子，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部分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只有越南战争，但对西方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两场战争：1946—1954年法国人的战争和其后直到1975年4月以西贡大撤退告终的美国人的战争。这场战争也可以被视为西方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战争，美国和中国是交战各方背后的巨人，但这样就把战争的性质和各派势力的动机过分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系列的独立战争、内战，以及与本书所做的研究相关的——争夺对鸦片走私路线的控制的战争。战火燃遍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对地缘政治形势稍做一些介绍，可使走私模式演变的阶段和时间线更清楚一些。
在越南，法国人与寻求独立的越盟（Viet Minh，即越南独立同盟）作战，后者取得了胜利，使得殖民地一分为二。随后，南越和美国结盟，对战越共（Tet Offensive，越南南方兴起的反叛游击队，以1968年发动春节攻势而著称）和北越军队。北越军队是越盟的后继者，后来改称越南人民军。自1962年起，老挝爆发了内战，交战的是保皇党人和共产党组织巴特竂（Pathet Lao）。双方自1953年开始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升级，终酿战祸。中国和北越支持的巴特竂终于1975年攻占了首都万象。与此同时在柬埔寨，不时得到美国支持的政府军也同共产党组织红色高棉（Khmer Rouge）交战。红色高棉也于1975年获得了胜利，同年攻克了首都金边。
这些战争不仅仅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也是领土扩张之战。例如，北越人沿着胡志明小道（Ho Chi Minh Trail）穿过老挝南部（即所谓的“柄状狭长地带”）和柬埔寨，对南越的战斗进行军事支援。共产党军队还联合行动，定期穿越老挝北方的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向南方的万象推进。美国人从未正式宣布他们到过这里的很多地方，但他们无疑无所不在。例如石缸平原一带地区，在罂粟收割后，是重要的提炼和配送地带，美国人就曾作为支援者和顾问到过那里。不过，在本章后面部分，作为一个关键问题，我还将讲述一下美国人作为鸦片走私者卷入的程度。
关于走私的地缘政治，与从老挝北方伸出的鸦片小路同样重要的，是泰国北部和缅甸东部（尤其是掸邦）的罂粟栽种区和分销区。它们共同构成了声名狼籍的“金三角”。
对于美国人在这些传统的鸦片非法交易地区的存在，不应匆忙下结论——因为用飞机运走的每一批鸦片，背后都专门雇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战斗后勤保障。然而另一方面，从战略的角度讲，也不应低估美国人控制鸦片走私路线的欲望：在公开宣布的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之下走私，也是一个强大的动机。如果这样显著的潜台词成立的话，那么某些富有影响力的高层人士利用手中的战争机器在鸦片贸易中牟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越南空军的走私
阮高祺是南越空军军人，实际上是一名空军少将，1965—1967年担任总理，对国家和鸦片贸易均施展了权力。和他共事的，有他的亲密同志和战友阮玉鸾（Nguyen Ngoc Loan）将军，负责全国的保安工作。阮高祺所在的前部队空运大队，成为他的禁卫军，他们的领地新山一（Tan Son Nhut）国际机场的一大部分，成为他的权力基地。他甚至在机场周界内修建了一座宫殿。他不再管理空运大队的日常事务，但是新任大队长刘金强（Luu Kim Cuong）成为走私行动的主管。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参与了这条非法鸦片贸易主渠道的运行，使得进入机场的货物可以不经检查即予放行。刘金强控制了机场的全部保安工作。该渠道的全盛时期为1965—1968年，因科西嘉人的航空公司于1965年被逐出老挝后就此式微而获益，直到1968年“春节攻势”后才中断。
空军不仅运输鸦片，还把走私来的黄金从金边运出，限度地利用了运载设备和军需物品的飞机。甚至被派到柬埔寨保卫南越和美国的这片新势力范围的AC-47武装直升机，即有“神龙帕夫”（Puff the Magic Dragon）之称的装备有三挺由飞行员控制的火力强劲的机枪的达科塔直升机，在返回新山一机场时也会夹带走私品。他们在疯狂地怒骂过胳膊肘向外拐的人后，执行起这种任务来却是静悄悄的。黄金和鸦片也从老挝巴色（Pakse）附近的一个机场运出。阮高祺的妹妹以她经营的一座豪华宾馆色顿宫（Sedone Palace）为基地，打理这边的货物。这样的家族生意，因腐败而臭名昭著的西贡海关关长阮文洛（Nguyen Van Loc）也在做。阮文洛本人在1967—1968年也曾短暂地担任过总理，他的外甥女在老挝皇家航空公司做空姐时，就曾夹带鸦片。6
飞机非常重要，甚至对非空军进行的走私行动来说也是如此。在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总统主持推翻了阮高祺和阮文洛后，7越南海军的船只将溯湄公河而上直到金边，接收另一支无法无天的部队——南越特种部队（South Vietnamese Special Forces）——送来的货物。特种部队会使用他们的直升机、运输机和轻型飞机，将鸦片运到作为水路起点的柬埔寨首都。不过这一行动始终没有达到很大规模。
新山一机场终遭到了清理，但毒品流只不过是转移到了西贡地区内陆的众多其他空军基地。空运管理部门有一位高级军官潘奉天（Phan Phung Tien）上校，与该地区的科西嘉黑帮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毒品生意借助新的航空公司网络和法国人、美国人的持续介入，这时反而不断扩大并走向了世界。除了美国军方参与共谋，纵容了向美国大兵提供海洛因的行为，大约在这一时期丧失了土耳其供应线的美国黑手党，也来寻找新的货源地区。一个不祥之兆是1968年，意大利裔的美国黑帮头子小圣特拉菲坎特（Santo Trafficante Jr）访问了西贡，并会见了当地的科西嘉犯罪团伙头目们。
科西嘉人仍然主导着下游的供应，而这通常也是由航空网络来完成的。很多海洛因都是在香港加工的，然后通过商业航班运往智利，再用轻型飞机运到巴拉圭。巴拉圭也是从欧洲经阿根廷而来的毒品流入的中心。这个国家不仅成为流亡纳粹分子青睐的目的地，也为“二战”期间恰好在诸如马赛等地与纳粹分子勾搭上的逃亡歹徒提供了良好的避难所，而其中一些人，尽管在流窜中，仍然不打算结束其为非作歹的日子。8
在老挝，离金三角的心脏地带更近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这些生意规划和扩张曾经很可能是别人的事情。除了越南政客和军方这外，我们必须考虑，至少还有两个其他国家实体与鸦片贸易的维持和扩张有关——忍不住被拖入的“静悄悄”的美国人，还有老挝军方的某些关键人物（但并非全部，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很乐意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产业中成为大腕。
秘密战争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航空公司并非卷入秘密行动的中情局私人航空公司。始于1961年的“空运干草计划”（Project Haylift），执行者是在华盛顿注册时“航空投资者”项下为“越南航空运输”（Vietnam Air Transport）的一家公司，它负责将在西贡受过培训的越南特工偷运回他们的家乡北越，通常还要携带好几吨重的武器和装备。
不过，美国航空公司似乎是为老挝的秘密战争量身定做的。阿尔弗雷德·麦科伊（Alfred W. McCoy）的《海洛因政治》（The Politics of Heroin）一书明确记述了这场暗斗的历史，并且更加广泛地介绍了世界范围的海洛因地缘政治状况。情报机构、毒枭、将军和准军事力量纷纷卷入一场由鸦片利润支撑的战争，演出了一场精彩大戏。然而，这本书差点儿没能出版，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情局曾试图对其进行审查。不过，书终还是出来了，并且非常明白地显示出极其符合公众利益，因为事实证明这简直是后来中美洲发生的事情的带妆彩排，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支持更具讽刺意味。你也许会说，事态的这一发展是从违法到非法，从秘密到完全否认。（这是下一章要讲的故事。）
1960年，美国中情局开始支持老挝皇家陆军的一名军官、少数民族苗族人王宝（Vang Pao），利用他将苗族部落联合起来与共产党人作战。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74年，不过后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败退。1960年，老挝发生了一场政变，全国随即陷入内战中，中情局和苗族的联盟便利用了内战引发的混乱。苗族人与共产党人的战争主要发生在石缸平原周围的山中，特别是东北部山区。那一带是老挝风景非常美丽的一部分，有古老的食盐和稻米走私道路通向越南的奠边府。苗族人的家就在这些崎岖不平的高地上，但他们在刀锋般的山脊上和丛林中如履平地，他们也从来不在乎国界。这是一支游击部队，不过其战斗经常得到美国人的空中支援。
在长达十年的战争的初几年，尽管根据1962年美苏为缓和“冷战”的紧张气氛而签订的和平协议，美国被迫退出了老挝，但战事进展得相当顺利。实际上，美国人的战略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空中支援和秘密的现场指导，大部分工作都可以在泰国北方小城乌敦（Udorn）的中情局新基地进行。其机密的行动是从泰国中部的塔赫里（Tahkli）空军基地发起的。U2飞机和后来的SR-71黑鸟侦察机也是从那里起飞的。美国航空公司从乌敦向他们的代理军队发放“人道主义援助”（二十年后在尼加拉瓜也是用同样的名义）。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利用直升机或轻型飞机指导游击队的行动，经常也会空投下一些“硬稻米”——武器和弹药。
实际上，中情局派到现场的特工人数极少，不过至少有三位早年间表现得相当出色，像王宝一样。首屈一指的是威廉·杨（William Young），其父亲几十年前也曾是中情局派往缅甸掸邦的特工。威廉能说五种当地语言。就此而言，他是那一长串东方通兼狂热的闯入者中的又一个，这一长串名字中应当还包括茶叶走私者福钧和作家兼古董走私者安德烈·马尔罗，但是杨就连祖父都曾在那时做过传教士，他对东方的喜爱更是与生俱来的。
安东尼·波舍普尼（Anthony Poshepny），又名托尼·波（Tony Poe），是“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上的老兵。某种程度上，他的态度就是中情局总体观点的反映。他宽容鸦片种植和海洛因生产，只要不当着他的面进行就行。他看重鸦片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将秘密军凝聚在一起的作用。他娶了一位苗族部落首领的女儿为妻。有人因他参加过的激烈战斗，例如争夺作为锦标的牛耳，将他比作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刻画的受人崇拜的库尔茨。《现代启示录》是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根据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改编拍摄的。
第三位实际上根本不是中情局的人。埃德加·“砰”·比尔（Edgar ‘Pop’ Buell）是作为一名农场主、基督徒和人道主义志愿者——他是国际志愿服务队（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成员——来到印支半岛的，但他很快就卷入了秘密战争。他除了提供其他服务外，还提供农业技术，帮助苗族人改善鸦片作物生产。然而，比尔并不仅仅是个农业技术人员，他还培训苗族人爆破技术，并组织他们炸毁了6座桥和12条山口道路。11是他发现了几乎无人居住的山间盆地龙镇，使中情局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比老挝第二大城市还要大的基地。王宝带人迁移到那里，托尼·波代表中情局掌管那里。比尔却不愿意受到管制，又向高原上前进了19公里，来到了三通（Sam Thong）。
主要是战士的苗族人，并不会认为他们是走私者，不过王宝无疑是一个。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龙镇建立了自己的海洛因工厂。然而假如没有美国航空公司，他是不可能向市场供应鸦片的。
美国航空公司
这个因为与中央情报局有关联而著称的航空公司，其飞行员——引用圣埃克苏佩里的话来说——永远不会“拒绝组成一支救援队”。他们当然是雇佣军，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罗宾斯（Christopher Robbins）在其引人注目的《美国航空公司：中情局的秘密航空公司的爆炸性真相》（Air America: The Explosive True Story of the CIA’s Secret Airline）一书中告诉我们的，这些飞行员在支援苗族军队和在老挝东北部作战的他们自己的同胞，偶尔也救援他们撤退方面，表现得也是格外英勇的。他们是在为、为困难的飞行条件下行动的。
他们的英勇行为的表演舞台，是中情局的人及其代理部队准备的。杨从掸邦和拉祜族人中招募了一些助手，被称为“十六个火枪手”，负责修建和管理一些带飞机跑道的小基地，总共建了大约20个。与此同时，比尔在石缸平原边缘地带活动，组织救援。他起初与托尼·波和王宝的游击队是平行运作了，后来才联手行动。到1963年年底时，美国人和苗族人已经将所有山脊都变成了他们的简易跑道。这一带的居住环境很容易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高原上沟沟坎坎极多，使得敌对的双方可以驻扎得很近——中情局和美国航空公司在洪嫩（Hong Non）有个供给基地，距巴特寮的总部只有12英里。
树木被伐倒，山脊被夷平。这些简陋的跑道以使它们的建成成为可能的飞机的名字，命名为“太阳跑道”（Helio），而这样的跑道所在的基地则被称为“利马站”（Lima Site）。它们连成一串，通向龙镇。
然而，修建这些跑道是一回事儿，让“太阳信使”（Helio Courier）和“皮勒特斯·波特”飞机在这些跑道上起落，又是另一回事儿了，即使这些飞机有着骄人的低速着陆和停车能力。飞机在这里起落经常是危险的。在丰沙里修建的基地，被认为是危险的一个，夜里还经常有老虎游荡。那条跑道长约180米，但只有60米是直的。实际上这些简易跑道很少有直的：15—20度的扭曲是常有的事，纵向还经常有一定的坡度。在老挝飞行比在越南危险得多，因为越南的机场周边好歹还有警卫。好是在清晨或傍晚着陆，那时候上升的暖气流会少一些。
苗族人依靠美国航空公司来维持生计，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种植粮食了，特别是稻米。供给和收集行动某种程度上将分散的部落联系了起来，但也意味着卸空了的飞机能够把鸦片运走。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无疑处于将鸦片作物运走的状态，在反政府的巴特寮共产党人控制了石缸平原，将空中行动赶到周围的山脊上后，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航空公司相比老挝空军的优势在于，当石缸平原于1964年（巴特寮就是在那一年占领了该平原）和1965年变成战斗更激烈的战场后，只有美国人能在平原周边群山山脊上的跑道起降，那些简易机场对老挝空军的C-47飞机来说太小了。很少有人怀疑，美国航空公司于1965—1971年从石缸平原的北部和东部将鸦片空运到了龙镇，有时规模还很大。其中1970年和1971年的鸦片作物是美国航空公司用直升机运到龙镇的。然而，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是否深谙这种交易的内情呢？或者说，这是否只是附属行动呢？
通常飞行员运输的是箱子，并不确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人们知道美国航空公司也曾空运苗族商人到村子里收集鸦片作物。12当然，这也许只表明这是让苗族人高兴并支持美国的战术计划的一部分——中情局也许认为这是必要之恶。这并不说明美国航空公司确知这是某种走私阴谋。我们或许应把这一指控留给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丑闻的分析。
可以肯定的是，载运鸦片或海洛因从来不是规定的政策。相反，针对“无火不起烟”这句谚语，该公司的确终曾试图掩盖过其与这件交易的关系。依照这项政策，1967年王宝曾获得资金购买了两架C-47运输机，一架购自美国航空公司，另一架购自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 Services）。13他就此拉起了自己的空运队伍——川圹航空运输公司（Xieng Khouang Air Transport），因此能够在龙镇和万象之间自己运输鸦片了。诡异的是，该公司甚至还签订了一项合同，负责运送美国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即美国缉毒局的前身）的人员，并在反毒品行动中提供合作。
实际上，飞行员本身恐怕鲜有毒品走私者，即使只把鸦片运到台湾或香港以远就能发大财。无论如何，走私的条件在逐渐恶化。1968年1月，桑怒的陷落使得秘密战的优势转到了巴特寮一边。桑怒在石缸平原东北部的群山中，距北越只有27公里。随着桑怒一同丢失的，还有中情局设在丰沙里的重要信号堡垒——第85号利马站（LS-85）。该站对于导引对河内和红河三角洲地带的空袭至关重要。美国航空公司这时变成了撤退的关键。就像1949年胜利后，“民航运输公司”（CAT）将国民党部队运往台湾一样，这次美国航空公司又在两周多的时间里将9000名苗族人空运出了桑怒。
该地区另一个动荡的凶年是1970年。随着石缸平原四周的山脊被攻占，平原及其周边成了世界上争夺激烈的战场之一。美国航空公司作为一支准军事力量，规模在不断收缩，终不得不抛弃了其大约300条简易跑道。随着龙镇被攻占，万象受到威胁，从美国人观点看，老挝陷入了严重的动乱之中，尤其是因为该国南方的很多地方都已变成了被称为“胡志明小道”的蜿蜒曲折的后勤供应线路。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是走私者（不过并不像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眼中的这样的人），仍在继续执行他们的“救援任务”，几乎直到后一刻。14王宝被中情局护送到泰国，然后又送往美国，富有争议的是，抛弃了他手下大部分忠诚的苗族战士们，让他们去听天由命。随着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签订，美国航空公司将其许多飞机交给了老挝政府。
不用说，金三角的诱惑力并没有多少减弱，在地图上，只是其向南的箭头变得更粗了一些。
此处空行
将金三角的鸦片源源不断地空运出来，终会变成纽约或洛杉矶街头注射进美国人血管的海洛因。这是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副作用。1969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当务之急是要“向毒品开战”。“向毒品开战”作为一项神圣战争，后来让位于“向恐怖主义开战”了，但是人们曾一度关注起这两种威胁的联合来。“毒品-恐怖主义”这种超级组合可能只是一些有偏执妄想症的人希望出现的幻象，比如说是一种在“冷战”期间为增加军费开支进行辩护的理由，但是作为一种恐吓战术还是相当有力的。
打恐怖牌变得更容易了，因为威胁离美国更近了：南美洲已经拥有了毒品供应的又一个源泉的名声。一连串的右翼政变和军事独裁似乎阻挡住了共产主义的大潮，但是却不妨碍像哥伦比亚等地仍然成为“向毒品开战”的主要敌人，不过哥伦比亚的群山和丛林看上去却极其可怕——实际上太像印度支那了，事实证明，印度支那的地形是共产党人的天然盟友。
然而，“冷战”需要另一个战场，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也需要新的合同。美国的“后院”中美洲在翘首以待了。毒品-恐怖主义将为开战提供理由，一些老飞行员将重新得到征召。从老挝学到的走私技巧证明在这场新的代理人战争中非常管用，而这场战争的发生，至少在部分上，仍深深地隐藏在阴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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