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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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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源泉》揭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主要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伴随物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凭借对经济史和技术史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经济分析工具的熟练掌握，纳尔逊揭示了政府政策、研究型大学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纳尔逊对比了各国的创新体系，研究了美国在20世纪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技术强国，后来由于其他国家奋起直追而使得这一领导地位衰减的历程。《经济增长的源泉》对若干产业和技术领域的个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表述清晰，论述广泛，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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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理查德· R. 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 美国著名创新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教授，现代演化经济学奠基人，国际熊彼特学会终身荣誉主席，曾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技术进步、制度演化和长期经济发展问题。
译者简介
汤光华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司理财、证券投资、统计分析、企业创新管理。
张建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治理结构、企业家与管理者能力。
黄静波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国际技术转移、技术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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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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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Ⅲ
“自主创新丛书”第二辑导读Ⅴ
导言001
部分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透视011
一、 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研究： 死胡同与新出路015
二、 作为进步发动机的资本主义制度080
第二部分
熊彼特竞争131
三、 熊彼特与当代创新经济学研究134
四、 企业为什么会有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如何?153
五、 对技术进步竞争的限制或鼓励： 专利权范围决策的影响182
第三部分
科学与技术进步221
六、 知识在研究开发效率中的作用224
七、 科学与发明之间的联系： 晶体管案例241
八、 美国大学与产业技术进步285
第四部分
国际差异与国际趋同345
九、 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兴衰： 战后年代的历史透视348
十、 国家创新体系： 一项研究的回顾405
参考文献445
译者后记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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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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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书由若干篇论文组成。它们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技术进步；决定技术进步，并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技术进步而不断改变的社会组织制度。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区别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由此而形成的理论与一般经济史学家，以及技术、工商、社会组织制度方面的历史学家所描述的经济增长有着很好的一致性。
就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首要作用这一点而言，本书所论述的理论与一些在过去几年里发展起来的“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有着相同之处。两者都认为旧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充其量是笨拙的。这一认识成为发展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本书论述的理论的推动力量。这一理论区别于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地方，在于它试图包含我认定的那些对技术进步及相关活动和组织制度变化做出历史解释的核心因素。这种做法隐含着我的一个观点，即认为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至今还没有达到与经验事实相一致的程度，要达到一致，就必须将本书所论述的一些要素引入到新的新古典理论中去。
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它们与经济史学家描述的经济增长都存在着差异，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都是再清楚不过的。这种差异不能视为是由于构建规范理论需要采用的表述形式与描述历史事实时所采用的表述形式不同所造成的固有的、自然的差异。实际上，在自然科学中，如果“理论”与“观察值”出现差异，则表明，要么是理论出了问题，要么是观察值出了问题，要么是两者都出了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阐述的经济增长与历史记述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我认为问题出在理论方面。此外，还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上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流派纷呈，形式多样，并不只有标准的增长模型。
虽然历史上建立的大多数理论都是隐含着的，但本书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则明显是理论性的。它们集中在几个确定的变量或机制上，而省略了其他因素，以此来探讨因果联系。同时，与目前大多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本书中的论文更加贴近各种详尽的经验材料，且用文字加以表述，而不是用数学形式。
经济学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那就是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已被证明是一个不恰当的工具。作为一种改进，发展起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很适应本书提出的理论观点。在本书的增长理论中，就强调了那些对复杂动态系统所进行的开拓性理论研究所具有的几个突出的特点。一个特点是路径依赖。复杂系统现在的状况会深刻地影响着该系统今后一段时期，乃至很长时期的运行。换句话说，历史的作用至关重要。经济史学家历来都确信这一点，现在那些规范型的理论家们也开始认识到，史学家的这种看法可能是很有道理的。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路径依赖。
许多有关复杂动态系统的理论模型所具有的另一个特点，是认为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读者可以发现，本书中的每篇文章都在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癖好展开或明或暗的争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癖好就是“增长核算”，即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到各个不同的因素中去，论功行赏，有多少归功于技术进步，有多少归功于资本密集程度的增加，又有多少归功于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几个因素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增长源泉。根据本书的观点，这种“分解”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一方面，新技术使单位工人人均生产性资本占有量得到增加，致使资本密集程度大幅度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志。倘若以前没有新技术的发展，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是没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假若没有一项项具体的投资促使新技术发挥其作用，新技术之花也就不可能结出经济之果。此外，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推动新技术获得长足发展的工作主要依靠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和应用型科学家。技术进步已经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开发与提高。但是，如果教育没有为经济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就不会看到教育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用体育比赛做一类比。增长核算就如同要把一个篮球队或足球队的成绩分解到全队每一个球员身上，而不考虑任何一个球员成绩的取得常常可能是其他球员努力的结果。甚至连球员间的某一具体动作是有助于或有损于全队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球员的配合这一事实也不予考虑。
也许本书提出的增长理论比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更甚一步。它从众多因素中选出一种特定的因素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那就是技术进步。这一观点与前面讲的观点——各种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相互关联，需要综合考虑——并不矛盾。其依据在于，技术进步不仅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导致新增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项增长的必需伴随品，起着关键的催化作用。在这一景象的背后是一套组织制度，它们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维持并引导着经济增长各主要阶段的正常运行。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待会儿再谈。
我曾注意到，一些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已经体现出了这样的思想，即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然而，这些模型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技术进步应当被理解成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技术方案不断地产生。它们除了要进行相互之间的优劣竞争之外，还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并与先前的技术进行比较，从而决定哪些新技术获胜，哪些新技术败北。技术进步的这一演化观点不同于旧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不同于迄今为止的新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它们都假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是动态均衡的过程，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这一过程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预知。有几个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也考虑了技术进步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没有哪一个模型认识到，在一个发生持续的技术进步的社会里，经济从总体上来看是处于连续的不均衡状态之中。虽然在现行技术条件下，可能有力量随时使经济系统向均衡方向移动，但技术进步和其他突发事件不断地使得那些均衡势力遭到破坏，从而使经济增长呈现出分析家们所观察到的规则与秩序。这种秩序也许类似于现代科学在描述动态系统时所强调的“自发秩序”，而不是在传统意义上被解释为一般动态均衡的秩序。
本书认为，经济组织的成长演变是为了孕育和促进技术进步和其他活动，是为了刺激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投资，这一观点也与当前经济学中的标准认识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常规的经济理论把追求利润的企业放在首要地位，它们互相竞争，在供求平衡的市场中从事交易，从而决定均衡价格和产量。其他经济组织，如政府组织和管理机构，则几乎都被视为事后诸葛亮，其作用是对“市场失灵”做出反应。像大学、科学技术学会以及行业协会这类实体组织，至少在常规的经济理论中是不予考虑的。相比之下，这些组织在历史描述中都有记载。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本书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看成是一套复杂组织系统运行作用的结果。这些组织有的追求利润，有的虽是私营但不以赢利为目的，有的是政府组织。即使是那些追求利润的私营企业，也有一些是将自己的技术、其他物品以及业主权利拿出来向他人公开，与他人共享。在这一组织系统中，“非市场”组织并不是因为要对付“市场失灵”才出现，市场组织也不是用来解决“公共部门失灵”的工具。更确切地说，现行的一套组织制度，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竞争的还是合作的，都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涉及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过程加以逐渐演化而成的。组织制度的演变如同技术的进步，也应当看成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尽管现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相同之处，但它们也存在着一些较大的差异。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在为那些以前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正在努力构建可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提供咨询时，不负责任地忽略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复杂性。虽然这些国家现在开始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有着比私有化和市场多得多的内涵，但我们还是要真诚地希望，这些国家不至于因为对现代资本主义复杂性的认识滞后（部分是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们）而严重地阻碍今后改革的进程。
我起初计划在本书中采用更多的数学方法来阐明我所论述的这一理论。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在经济学中是介于文字表述和数学表述之间的统一体。但限于篇幅，加之本书的编辑给我列举了只要理论清晰不用数学便可的种种好处，故将那些数学方法舍弃了。
经济学家必须认识到，直到近（以经济学历史为度量尺度）经济理论的标准表述方式是文字方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弗兰克·奈特、约瑟夫·熊彼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几位在经济理论的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物，都是用文字而不是数学作为他们主要的理论工具。只是近来，“理论”这一词语才被理解成用数学形式表述的理论观点。
现在，在经济学界中存在着一种习惯性的认识，认为只有那些用数学表达出来的才算“理论”，并且要在理论推导与经验探讨和描述之间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我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这是可悲的，也是误导人的。我坚信西德尼·温特和我倡导的观点，即认为“解释”型理论推导和“规范”型理论推导两者都是构建经济理论的重要方法。一个好的理论创新会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我所说的解释型的理论推导，指的是经济学家通过密切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从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描述，提出解释。虽然这种理论推导没有规范的理论推导那样抽象，但由此对真实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描述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化的形式，尽管它相当接近经验主义的题材。规范型理论推导更加抽象，更加远离经验议题，它能提炼、修正及引导解释型理论推导。近这些年来，大多数规范的理论推导都是采用数学形式，早先则主要是文字形式。但如果规范理论在建立过程中忽视或脱离解释理论所做出的描述及解释，则无论它是用数学表述还是用文字表述，都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规范型理论研究就成了顾影自怜，与所要研究的论题相距甚远。
在此我认为，在过去的经济学著作中做出规范的增长理论和解释型的理论分析这两种区分已是相当不幸的了。大多数规范的增长理论在建立时已经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及相关变量指标数据的作用。然而，在那些经验型的研究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探讨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数字”形式描述的。换句话说，在经济学家关于增长的经验性认知中，只有相当小的部分可以用反映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劳动及资本投入、产业投入与产出、各种价格指数、贸易额等定量数据加以解释。虽然说使增长理论符合定量数据是重要的，但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对理论做出充分的检验。另外，我想要说的是，大多数从事规范增长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对定性的历史资料给予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
我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规范型理论推导与解释型理论推导两者的脱节已经给本书所论及的经济分析领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那些规范的增长理论，从理论上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没有对那些研究经验事实的经济学家所给出的更加贴近现实的描述与解释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从事详细的经验分析工作的一类研究，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展示一个个的因果关系，但做出的解释与由规范增长理论假设所导出的结论，两者之间经常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这类研究还常常是视而不见。回想起来，可以说，我在过去的这段时期内所做的主要工作使我强烈感受到上述两种理论的割裂状态，并试图努力将两者结合得更紧密些。愿本书成为连接两者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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