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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国新闻〉：电视与受众研究》一书首次将戴维·莫利和夏洛特·布伦斯顿所著的两部经典文献《日常电视：全国新闻》与《全国新闻：受众研究》共同编纂成册出版。作为对英国广播公司（BBC）时政新闻电视杂志《全国新闻》节目的研究成果，上述两部研究报告分别在1978年和1980年正式出版，并且在研究中创新性地实现了“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的有效结合。
在为此研究项目而写的一篇专题性引言中，莫利和布伦斯顿阐明了两部研究报告的产生因由，并回溯了《全国新闻》节目的研究历史轨迹。该项目具体研究方案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负责实施，莫利和布伦斯顿详细叙述了该研究计划的内外部过程，并对媒介研究和受众分析理论的发展流变进行了阐述。
在两部经典文献之后，本书收录了《日常电视：全国新闻》与《全国新闻：受众研究》的再版评论和学术回应，同时将《全国新闻》节目首席主持人米歇尔·巴拉特对于这两部著作的评论也囊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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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戴维·莫利 现就职于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MCCS），任资深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涉及受众/媒介技术研究、文化地理学和全球化流动等领域。作为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重要成员，他师承斯图尔特·霍尔并与之合作，基于著名的编码/解码模型开展了实证性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在受众与媒介技术研究中的全新应用。
主要代表作有《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传媒、现代性和科技》《身份空间：全球媒体、电子景观和文化边界》《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等。另外，作为霍尔的学生和研究者，他主持及参与编辑了前者的大量著作和论文集，主要包括《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对话》、《基本论文集》（卷《文化研究的基础》；第二卷《身份与移民》）等。
戴维·莫利担任《文化研究》《欧洲文化研究杂志》《亚洲文化研究》和《电视和新媒体》等多个重要学术期刊的编辑，曾在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墨西哥、西班牙、瑞典和美国等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研究员，作品已被翻译成22种语言。
夏洛特·布伦斯顿 早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英国华威大学电影电视研究系教授，米德兰电视研究机构成员。主要学术兴趣集中于伦敦城市电影和犯罪电视剧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电视城市》《伦敦变迁：忧郁的注脚》《女性主义：家庭主妇与肥皂剧》《法律和秩序：英国电影协会的电视阶层化》《电影中的伦敦：1945年以来的城市影像化》等。
布伦斯顿教授曾作为访问学者在杜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斯德哥尔摩大学、昆士兰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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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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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部分《日常电视：全国新闻》
章走向《全国新闻》
第二章《全国新闻》的话语世界（1975—1977）
第三章链接和框架：《全国新闻》的节目运作（1976年5月19日）
第四章源自“家庭”的国家……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全国新闻：受众研究》
章受众研究：基于传统范式
第二章媒介消费：使用、满足与意义
第三章阶级、符码与共通性
第四章研究方法与策略的反思
第五章观看反应：《全国新闻》的接受分析
第六章意义解读：不同小组解码的比较分析
第七章解码电视：理论化的进程
后记
参考文献
第三部分学术回应
米歇尔?巴拉特：“废话连篇”
约翰?O.汤普森《举国瞩目》
格拉汉姆?韦德：《日常电视：全国新闻》评论
米歇尔?翠西：“日常琐事的杂乱拼图”
约翰?科纳：《全国新闻：受众研究》评论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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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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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受众接受分析研究为文化和媒介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问题域，而该领域涉及边缘群体和主导群体之间的关系、文本结构和受众理解之间的关系、地方知识和意识形态过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念层面看，这种研究关注的是受众与媒介之间的解释性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在广泛的民族志语境中被理解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认知逻辑，戴维?莫利和夏洛特?布伦斯顿在1976年和1979年完成了本书的研究内容。
受众研究的传统范式长久以来遵循双重路径，即“强效果”理论和批判学派的大众文化悲观理论。这两种遵循传统实证主义的逻辑，具有强烈本质主义的“决定论”观念的研究范式一直以来占据主流地位。对其而言，媒介影响力总是对特定主体产生不可逆转的压力，具有直接对意义接受主体进行社会性定位的功能，即始终将受众视作被动的媒介文本意义消费者。作为对传统范式的反拨，“受众接受分析”或者说“受众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并发展起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融合了一直以来许多“各自对立”的研究传统。按照莫利的看法，呈现在本书中的研究工作，连同利贝斯和卡茨的《达拉斯》（1991）以及珍妮丝?拉德薇的《阅读罗曼史》（1985），这三项受众民族志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对上述传统范式的有力冲击。这些研究充分展示出对于那些将意识形态功能归结于“不可抗拒”效果的简单观念的质疑与反叛，并有效表明任何采取“主义”霸权话语的观念总是难以获得充分的经验层面的证实。因此，在莫利看来，采纳民族志方法的受众接受分析研究关注的核心主题仍然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即如何理解霸权/反抗的结构，抵抗与服从、反对与同谋的交织等是受众研究关注的要义所在，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是可以实现的。
莫利与布伦斯顿在1976年至1979年对英国BBC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了分析，而作为研究成果的本书即是运用民族志方法对上述问题的回应。项目研究的初衷在于从经验层面对霍尔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检验，即试图验证主控/对立的文化解读模式，认为意识形态的信息总是与主体进行互动后才有选择性地实现。而研究的两个基本假设正是来源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即受众总是积极主动的，同时认为媒介文本的内在含义始终处于多义语境之下，可以获得更为多元的解释，但莫利在研究之后的反思中提出，除了通过民族志方法验证上述假设的成立之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解上述假设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及它们的理论和经验后果是什么，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反思。
当霍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注意到“所谓受众研究的一个新的和令人兴奋的阶段”开始时，他提出了“编码/解码”的概念，以便将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结合起来。霍尔从文化研究视角表达出对主体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的理解行为如何实现的强烈兴趣，希望能从经验层面获得检验，如何分析和考察在传播过程中主体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误解”的程度，而这种程度的强弱与作为编码主体的媒介机构和作为解码主体的受众具有直接关系。莫利和布伦斯顿根据霍尔的思路，通过对《全国新闻》节目进行的民族志方法分析，检验了“编码/解码”理论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受众接受分析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生产、复制和消费文化意义的过程，而这也正是霍尔当年提出“编码/解码”理论的初衷之一。因此，这项研究成果的学术意义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实施了对霍尔传播过程模式的经验性检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从方法论变革层面为拓展性地理解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提供了可能。
因此，这项基于“编码/解码”理论的受众接受分析研究重点在于通过考察传播过程的意识形态作用机制，将研究注意力从媒介文本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决定因素转移到对于受众自身所承担的文本意义解读角色的构建。这导致了对进行“对抗性解读”的受众的关注，也由此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法等涉及传统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理论产生了观念层面的质疑。可以说，莫利和布伦斯顿的研究在验证“编码/解码”理论，驳斥媒介或文化霸权的理论时，对积极受众的解读自主性提出了一些理论张力也富争议的观点和主张。
当时，与莫利受众民族志研究并行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文本分析方法，即基于心理学视角，以意大利精神分析学者劳拉?穆尔维“凝视理论”为代表的“屏幕理论”传统，而莫利认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解构。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部分，莫利和布伦斯顿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德国伊瑟尔接受美学、美国苏莱曼和克罗斯曼的文学“读者反应理论”相互结合，同时参照了意大利埃科符号语言学的“读者的角色”理论，对文本和受众的关系进行了另辟蹊径的综合分析。他们提出，“类型化受众”是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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