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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还原现代派大师夏尔·波德莱尔反叛、落魄、动荡的一生
通过大量书信和一手资料追寻伟大诗人传奇生活的真相
梳理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诗歌发展脉络
为时代造像，再现西方百年文学艺术史
法国“七星文库”版《波德莱尔全集》编者皮舒瓦、齐格勒著作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董强倾力译作
纪念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精装典藏版
? 披露大量诗人生活、创作细节，是目前汉语世界更翔实、可靠的波德莱尔传记，也是文学传记中的精品
本书作者运用历史学方法，致力于从声音中还原现代派大师夏尔·波德莱尔传奇生活的真相。书中引用大量翔实的资料、记录波德莱尔及其亲友、同行的往来书信，从波德莱尔的父辈开始，深入发掘一切与诗人相关的史实，抽丝剥茧，旁征博引，论从史出，围绕波德莱尔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反叛精神、落魄生活和创作才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与分析。不仅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人形象，书中所引用的书信、自传材料等资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波德莱尔的作品，走进这位现代派大师的精神世界。
? 鸿篇巨制，是为波德莱尔造像，更是为时代造像
通过700多页的巨大篇幅和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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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19世纪著名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法国学院派传记作家、波德莱尔研究专家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写就的这部《波德莱尔传》致力于还原这位大师反叛、落魄、动荡的一生，运用历史学方法，在众多声音中追寻诗人传奇生活的真相，引用大量详实的资料，紧密围绕着波德莱尔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曲折生活和创作才情，笔触细腻，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文学大师形象。
通过700多页的巨大篇幅和详实的档案资料，本书不止带领我们走过波德莱尔坎坷的一生，更带领我们见证了他所处的时代的风貌，梳理了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脉络，再现了西方百年文学艺术史、出版史、社会史的动荡。是学界更为详实可靠、丰富深入的波德莱尔传记。
为纪念2021年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本次出版将近70万字的译文进行全面修订，并增补波德莱尔本人的绘画作品、手稿等丰富的插图资料，采用布面精装，每本均附赠藏书票一张，除学术价值外，也极具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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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克洛德·皮舒瓦（Claude Pichois）是法国传记作家中学院派的代表。他生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成立了当时世界上的波德莱尔研究中心。克洛德·皮舒瓦与让·齐格勒（Jean Ziegler）合作参与了法国伽利玛出版社 “七星文库”丛书《波德莱尔全集》和《波德莱尔通信集》的出版工作，拥有大量一手波德莱尔相关资料，将一生奉献给波德莱尔研究。
译者简介：
董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长期从事法国文学史与法国现代语言文学研究，2009年获颁法国政府授予的“教育骑士”荣誉勋章，2014年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2015年获颁法国总统授予的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20年11月与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用法语合作出版《唐诗之路》，在法国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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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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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 / 克洛德·皮舒瓦
部分?家庭肖像
章?父亲：弗朗索瓦·波德莱尔
第二章?母亲：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夫人（1793—1827）
第三章?指挥官奥匹克（1789—1827）
第四章?指挥官奥匹克与波德莱尔遗孀的婚姻
第二部分?夏尔在里昂与巴黎上初中
第五章?里昂（1832—1836）
第六章?路易大帝中学（1836—1838）
第七章?“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中学会考的故事”（1839）
第三部分?波德莱尔的选择
第八章?拉丁区的学生（1839年8月—1841年5月）
第九章?印度洋上的旅行（1841年6月—1842年2月）
第十章?从回到法国到指定监护人（1842—1844）
第十一章?进入文学界（1842—1844）
第四部分?从花花公子行为到社会主义思想
第十二章?波德莱尔-迪法伊斯先生（1844—1846）
第十三章?从花的语言到街垒的武器（1847—1848）
第十四章?“我们必须去枪决奥匹克将军！”（1848年2月—1851年12月）
第五部分?从翻译爱伦·坡到出版《恶之花》
第十五章?文学生活，家庭关系（1852—1856）
第十六章?让娜、萨巴蒂埃夫人、玛丽·多布朗?（1852—1856）
第十七章?《恶之花》的出版与对其进行的诉讼（1857）
第六部分?被判有罪的波德莱尔和被人承认的波德莱尔
第十八章?“像大理石一样有抗力”（1857—1860）
第十九章?翁弗勒尔与巴黎（1858—1860）
第二十章?“这位奇特的古典作家……”（1861—1864）
第二十一章?
三个候选机会：法兰西学士院、
奥德翁剧院、欧仁·克雷派的文选（1861—1864）
第二十二章?波德莱尔的财务状况（1844—1864）
第七部分?流亡与死亡
第二十三章?布鲁塞尔（1864年4月—1866年3月）
第二十四章?疾病与临终（布鲁塞尔，1866年3月—巴黎，1867年8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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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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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
波德莱尔在世时一生倒霉。去世了的波德莱尔倒有很大的运气。他这个人那么难以相处，有时候在人际关系上又是那么截然无情，却有着真正的朋友，而且在入墓之后，还出现了别的真正的朋友。他自己营造出来或听任别人打造起来的传奇，在我们眼中，已是他作品的一部分，但这传奇本身又使人产生找回真相的欲望。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半，他的朋友夏尔·阿瑟利诺为他出了部传记：《夏尔·波德莱尔，生平与著作》，文本引用了一些从未出版过的波德莱尔的文字。阿瑟利诺对涉及波德莱尔的传奇中具有价值的一面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他宣称：“这是一部关于一位精神大师的传记，我不能听任自己被逸闻趣事与流言蜚语的细沙所淹埋。”当时，《波德莱尔全集》的头两卷刚刚由米歇尔·莱维兄弟出版，其中卷中收入了《美学珍玩》（终于！），第二卷中收入了第三版的《恶之花》，这一版前面有泰奥菲勒·戈蒂耶写的一篇重要序文，文中称这位比他年幼的诗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到了1870年的春天，《全集》终于出“全”了，共7卷，其中有三卷是爱伦·坡的译著。一些在法国被禁的内容在《全集》中依然被禁，并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被禁，但靠了普莱-马拉西的努力，在波德莱尔在世时，就已经在比利时出版，并在1869年连版了三次的《恶之花补遗》中再次出现。1868年，阿尔贝尔·德·拉菲泽利埃尔和乔治·德科出版了一部关于他生平和著作的《随笔》。1872年，一直为了他朋友的名誉而严格监控着波德莱尔已出版与未出版的作品的普莱-马拉西，允许在他原来的雇员勒内·班斯布尔德那里出版了《夏尔·波德莱尔——回忆、通信、书目参考》。这部著作的主要作者是阿瑟利诺和斯波尔贝尔奇·德·洛文儒勒子爵，这位子爵曾为巴尔扎克与戈蒂耶做了很多事情，写过他们的作品史。
在诗人去世五年之后，他的所有作品都归在一起，甚至还包括一些未发表的作品。读者终于有了相当齐全的书目参考和很好的生平介绍。对一位平生一直被诅咒的诗人来说，这一命运应当是相当值得羡慕了。只要简单地将他跟另一位影响了20世纪的大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做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幸运：他是被作为一位逝去的伟人一样来对待的，他在九泉之下完全可以不去理睬像布吕内蒂埃尔之流想扼杀他那渐渐得到的荣誉的所作所为。
1858—1863年间，他跟一位法国文人的关系弄得非常僵。这位文人叫欧仁·克雷派，他出资编撰了一部文集：《法国诗人》。在1863—1886年间，我们无法知道欧仁·克雷派为波德莱尔做了些什么。从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买下了许多重要的波德莱尔的手稿，尤其在1878年7月普莱-马拉西去世之后的拍卖会上。1886年3月和
4月，可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他提出将他的收藏转卖给卡尔曼·莱维，并强调了他的收藏的价值：“自从《恶之花》之后，在关于波德莱尔的出版方面，还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文学价值的东西，更不用提具有极高价值的诗人自传内容了。”由于关于欧仁·克雷派为波德莱尔所做的巨大工作的证据，到目前为止，不早于1886年5月1日，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当年的春天，克雷派尚未决定要出版《波德莱尔遗作》，以及位于1887年的版本卷首的重要的“生平研究”。然而，他所收集到的资料不足以构成一本333页的大开本书，也就是在小开本中可以达到400多页的书，而且要在1886年的夏初和1887年春末之间就出版。如果说，1878年买下的手稿在长长的8年中一直没有被研究，而突然一下子就印了出来，并加上注释，那是非常不可能的。是否有可能将手稿出售给卡尔曼·莱维这一事实跟出版本身无关？还是欧仁·克雷派一直希望能在莱维那儿出版一些波德莱尔尚未出版的作品，以形成一册，来补全那套肯定不全的《波德莱尔全集》？卡尔芒·莱维没有对他的这一提议做出回复。于是，1886年5月1日，克雷派跟冈坦出版社的社长吕西安·马伊签下了合同。
1886年6月23日，欧仁·克雷派去了一趟布鲁塞尔，下榻在“大镜子”旅店。20年前，波德莱尔曾在这里生活过：他想追踪这位诗人的足迹。25日，他拜访了斯波尔贝尔奇·德·洛文儒勒子爵，在跟子爵单独交谈长达5个半小时之后，他告辞出来，因他所见到的东西而“震惊，赞叹”。在此之前，他对几个神秘的关键点有了答案，并得到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找这位在布鲁塞尔既认识波德莱尔又认识普莱-马拉西的人。在他书中的《前言》中，他向洛文儒勒致敬，同时受到他感谢的有波德莱尔年轻时的朋友：勒瓦瓦瑟尔、普拉隆、谢纳维埃、布伊松、多松；还有一位结识时间不那么长的朋友：尚弗勒里；尚弗勒里的秘书儒勒·特鲁巴，后来成为圣伯夫的秘书；爱德华·加尔代，他是阿瑟利诺的亲密朋友以及他的遗嘱执行人；纳尔齐斯·昂塞尔，他是诗人的指定监护人，他为克雷派提供了许多波德莱尔的信件。这次调查具有创新意义，令人钦佩，尤其因为在巴伊寄宿学校的那些老朋友的寿命都很长，所以一个业已遥远的时代又呼之欲出。
1887年，在诗人去世之后的20年，在冈坦出版社出版了《夏尔·波德莱尔：遗作、未发表过的信件，外加生平研究》一书。这本书包括为第二版《恶之花》所拟写的序言、两部戏剧（《乌扎尔侯爵一世》和《唐璜之死》）的主要框架、一些小说、短篇小说的构思与提纲、《可怜的比利时！》一文的残片、一封写给儒勒·雅南的信的草稿，尤其还包括《火箭》与《我剖白的心》。接下来，写给普莱-马拉西的信件占了100多页，接下来又是致圣伯夫的信件。附录中有许多有关1857年的诉讼的材料以及别的信件。这一切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整体，是一座划时代的丰碑。
从商业角度来说，它并不成功。初版1500册，每册10法郎，“在出售三年之后，还剩有1000多本的库存。到1904年，还有700本库存。”欧仁·克雷派在1892年1月8日去世，享年64岁。
但在这本书的读者中，有不少不同凡响的人：尼采、罗登巴赫[1]，以及年轻时的保罗·布尔热[2]，他在他撰写的《现代心理随笔集》中为波德莱尔还专辟了一章。
1906年，取代了莱昂·瓦尼埃出版社的阿尔贝尔·梅塞因出版社出版了《波德莱尔》一书。副标题为《欧仁·克雷派对波德莱尔的生平研究，由雅克·克雷派重新修订》。雅克·克雷派生于1874年，是欧仁的儿子。他曾尝试过各种职业，尤其是做过记者，所以行笔流畅。但他年轻时并不对研究波德莱尔有什么特殊的兴趣。根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回忆，他当时是出于孝顺，才想把1887年的那本书重新出版的，因为在20世纪初，这部书终于脱销了。这部书被分成了三个部分。《通信》部分1906年在法兰西信使出版社出版，由费利·戈蒂耶以匿名的方式编选。《遗作》部分1908年在法兰西信使出版社出版，这次依然是匿名方式，编订人是雅克·克雷派与费利·戈蒂耶，内容有所增补。梅塞因出版社出版的“生平研究”，正如在题目中指出的，用的是1887年的版本，但也增补了一定的内容与材料，有些地方更加明确了。比方说，关于波德莱尔曾经爱过的女性。在1887年之后几乎过了20年的1906年出版的书中，添入了许多全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期间人们对波德莱尔的生平与作品的兴趣越来越大。但雅克·克雷派在书中庄严宣称：“波德莱尔生平的主要线索，包括近出版的波德莱尔的书籍中的内容，全部存在于欧仁·克雷派先生所作的‘生平研究’之中。”由于1906年版本的出版，雅克·克雷派真正成了波德莱尔专家。但他年轻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他尊重其父的工作，再加上当时对于传记体裁还有一种比较拘谨的观念，所以，作为儿子，他保留了1887年的框架，只进行了一定的增选与修订工作。而且，从手材料出发将该书重新改写的时机可能还没有成熟。
1906年的传记版本被多次重印。它一直没有能够被替代。事实上，这本传记依据的，依然是1887年的“生平研究”，在1906年有所补充。直到1987年为止，它依然是关于波德莱尔的生平传记。然而，期间有许多关于波德莱尔生平的著作都出版了，而面对其中并非糟糕的一部传记，雅克·克雷派说过：“是的，这只是一些克雷派收集的材料，用×××（作者名略去）的语调重新说了一遍而已。”他这样说并不过分。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大大进步了。有时候是在质量上，更多的时候是在数量上。旺德尔比尔特大学的W. T. 班迪波德莱尔研究中心在1986年共查到了5万多篇关于波德莱尔的研究文章与著作，从少到几行的豆腐块文章，到长达500页以上的专著。在这些内容中，有一些可以借用，大部分则不可用。
让·齐格勒和我本人都曾是雅克·克雷派的朋友。雅克·克雷派在1952年3月11日去世。我们认为进行总结的时机已到。我们一方面感谢欧仁与雅克·克雷派的根本性的著作为我们所带来的一切，另一方面决心在1887年的传记出版100年之后，撰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目前的版本运用了的材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穷尽了一切谜：我们对奥匹克夫人的家庭渊源还有一部分不太确定；我们不太清楚让娜的家庭渊源，甚至对她的家姓如何拼写都不太清楚——假如她有一个家姓的话。我们不知道《人造天堂》与《自惩者》的献词中的名字缩写J. G. F. 究竟是谁。我们可以借用一句雅克·克雷派的话：这些问题可能必须到天堂里去问波德莱尔本人。但我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新事实，并对一些已知的事实进行了新诠释，所以这本《波德莱尔传》应当可以与雅克·克雷派1922—1953年间在柯纳尔德出版社编订的《全集》，以及1973—1976年间在“七星文丛”中出版的《通信集》和波德莱尔的《全集》摆在一起。
我们的原则是——根据英国人常用的一个说法，叫“书信与生平”——大量引用重要的材料，使得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印象，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阿瑟利诺希望撰写一部“关于一位精神大师的传记”。我们要撰写的，则是关于一位精神大师的、有血有肉的传记。
传记终究只是传记而已。它并不奢望能解释一位诗人的作品。但有时传记能带来解释，比方说夏尔·波德莱尔1858年1月11日写给他母亲的信中的抱怨：
您居然没有看出，在《恶之花》中有两首诗是跟您有关的，或者至少有一些对我们过去生活的暗示，关于您成为寡妇后、使我留下了尤其悲伤的回忆的时期。其中的一首是：“我没有忘记，城市（即讷伊城）中的女邻人……”，另一首是紧跟着的：“您曾经嫉妒过的心灵高尚的女仆（指的是玛丽埃特？）”……我没有给这两首诗取题，也没有加上明显的标志，因为我不愿意将自己家中的隐秘之事抖搂出来示众。
有一点是非常可能的：一部传记与其说解释传记的主人，更能解释传记的作者，因为完全的客观性就意味着死亡。不幸的是，在写作的时候，总是有作者自我的投射，会遇上自我。由于我们是两个人共同撰写这部传记的，我们是否有运气回避了过分的主观性？我们希望如此。但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并不真正希望如此。我们怎能不想到儒勒·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一书的题词中所说的“当人在撰写一位朋友的传记时，必须从为他报复的角度来撰写”？或者想到波德莱尔在《1846年的沙龙》中提到批评时说的话，因为那也适用于他本人关于传记的想法：“……一种批评，如果想公正，也就是说具有存在的理由，就必须是一种主观的、带有激情的、政治性的批评，也就是带有一种排他性的视点，但这个视点必须打开的视野”？
克洛德·皮舒瓦
1996年10月
[1] 乔治·罗登巴赫（Georges Rodenbach，1855—1898）：用法语创作的比利时作家，以其象征主义诗歌与小说创作而知名。
[2]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作家。反对崇拜科学，反对自然主义美学。创作心理小说（代表作有《弟子》），颂扬传统价值观。
《波德莱尔的圣体匣》（中译本序）节选 董强
……
传记往往把自己放到客观性的保护伞之下。作者皮舒瓦收集到的材料是丰富、翔实、可信的，他的工作方法是极其严谨和科学的 ，但他坦然在序言中承认了这一“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是这样，尤其当我们想到这样一项工作需要二三十年的长期坚持，如果没有激情与主观性在支撑，那即使可能，也会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同为法国现代诗先驱之一的兰波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写过这样的诗句：“科学加耐心/真是苦刑！”在“苦刑”般的收集资料、去芜存菁的过程中，激情与偏向是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图书馆中的老鼠”的研究者的清新空气。正是由于这一主观性的存在，这部传记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乐趣。时常出现的揣测与反问，以及在笔端不时流露出来的幽默感，为这部由文献、信件组成的传记添加了一个个休止符。
传记作者本人的经验与对人生的领悟，总是会对传记本身的内容与取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波德莱尔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的详细记录与描述，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计算诗人的收入与所欠的债务。一个清高的诗歌爱好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低俗、无聊的事情，而一位站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上的读者，又可能认为那是一种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绝妙实践。然而，假如我们知道作者皮舒瓦本人早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可能会明白他的这一选择：这位撰写了法国许多伟大诗人的传记的历史学家是法国著名的法国高等商校（HEC）的毕业生！如今，想入这所在全欧洲排名前几位的商校的人多如牛毛，他可能是一名转向文学研究的该校毕业生。刚毕业的时候，他曾经当过会计师！于是，对诗人的经济状况进行描绘和计算，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种无意识的重操旧业。主要的是，在佩服他能够通过收集到的材料，准确地估算出与波德莱尔本人的算法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种计算从客观上讲是必要的，尤其是波德莱尔在去世两年前远走比利时的原因，通过这一计算而让人显得十分可信。也就是说，一种貌似主观的、与研究者本人的素质与能力紧紧相关的做法，为照亮传主生命中的某个时期或者某种选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也许是文学研究中主、客观相辅相成的佳例。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诗人的传记，更像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非依附在一位伟大诗人作品之上的衍生物。让人感到珍贵的，既是这样一位具有独特人格的大诗人的诞生、培养与成熟，又是——甚至有时更是——在大量丰富的资料中透露出来的整整一个时代的画卷。皮舒瓦首先是个历史学家。他是法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在撰写波德莱尔传记的同时，他也撰写奈瓦尔、乔治·桑，甚至20世纪的柯莱特的传记。他是波德莱尔专家，同时又不仅仅是。
恩师米兰·昆德拉是位坚决反对传记的人。他甚至立下（文学）遗嘱，不许任何人改编自己的作品。他拒绝任何人撰写他的传记。因为他坚信一切都已经存在于作品中，而作品仅仅指作家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他一切信件、手稿等等，都不能被视为作品。这样的苛求，在一个批评家们只知从鸡毛蒜皮的小细节中寻求文学创作的所谓“秘密”的时代，肯定有其合理性，然而，一部好的传记，其价值也许不仅仅是为某人（传主）造像，更多的是为某个时代造像。在成堆的资料与档案中浮现出来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波德莱尔——因为，说到底，波德莱尔的形象真的因为有了这700多页而栩栩如生吗？——而是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一种体制，乃至多种体制、一个时代的趣味，涉及这一时代的方方面面。读《波德莱尔传》，我们见到的是一座座活生生的城市：巴黎、里昂、翁弗勒尔、布鲁塞尔，甚至留尼旺岛（当时称为波旁岛）；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朋友，“诺曼底派”，那些文人、艺术家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有谁可以在读到法国帝制时代的杂志出版状况时无动于衷，不莞尔一笑？有谁可以在读到波德莱尔的窘迫生活时，不从中看出法国当时的金融流通体制的一面？我国的读者曾经如此钟情法国19世纪的文学，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思维、体制与道德风俗，在许多程度上与法国的这一时代还有许多共性。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部《波德莱尔传》为我们带来的收益是书中大量的波德莱尔本人的书信。波德莱尔是位写信高手。他致瓦格纳的信，被誉为法国历美的通信之一。本书披露多的，是波德莱尔写给他母亲的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母亲奥匹克夫人写给他的信或回信已经找不到了，但波德莱尔本人的信却保留得非常好。皮舒瓦的传记方法几乎是英美式的，他坚持从文件、资料与书信中看出一个人的轨迹。而且，他坚信从书信中可以看到一些纯理论家们无法看到的东西，从而更好地解释一些诗。但即使从独立的角度来看，这些信件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尤其是从幼小的波德莱尔向父母（生母、继父）与兄弟写的文风与内容都很稚嫩的信件，到成年后写给母亲的那些充满了对母亲的柔情与对社会的仇恨的信，让我们看到波德莱尔独特的文风。那些充满悖论、具有高度修辞力量的句子，是他诗艺的“击剑术”的锻炼场所。而从中流露出来的性情，则在高傲的性格之后，让人看出诗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许正是这些信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领悟普鲁斯特对波德莱尔的评价：“这位被认为不合人情、带有无聊的贵族气的诗人，实际上是一位温柔、亲切、有人情味、平民性的诗人。”
皮舒瓦在巴黎专门有一套寓所用于写作，其中有一间全部是有关波德莱尔的书，或者是波德莱尔本人著作的各种版本。这些著作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雅克·克雷派遗赠给他的，而他本人有一天会将它们全部遗赠给巴黎市政府。这位雅克·克雷派何许人也？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是他父亲欧仁·克雷派个撰写了完整意义上的波德莱尔的传记。一个一生几乎完全穷途潦倒的诗人，在后世有这样的看墓人，也许真的可以安眠，因为在翁弗勒尔，连他母亲的房子也已不复存在。
有一天，在巴黎翻译得疲惫不堪之后，我突然起了兴致，驱车前往翁弗勒尔，寻找波德莱尔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况且，翁弗勒尔本身就是个美丽的小城，可以散心、观光。在当地的旅游服务中心——全法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旅游服务中心，十分方便——我询问“波德莱尔的故居在哪里？”一位年轻人抬起头来，问我：“波德莱尔？这个名字怎样拼写？”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发现，这位暑期实习的学生真的不知道波德莱尔何许人也。我不由得自嘲地想起某个朋友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应当谅解今天的年轻人！后，是一位中年妇女告诉了我波德莱尔母亲原来房子的地址，并预先提醒我，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站在讷堡街上，望着大海，我通过刚刚译完的《波德莱尔传》中有关那所被波德莱尔称为“玩具房子”的描写，想象诗人那时的生活。
波德莱尔一生居无定所，从成年之后，一直租房子住。在圣路易岛上的洛赞府邸，据称，是波德莱尔一生中住过的好的地方。然而，根据描写，我们的诗人在这座堂皇庄严的府邸中，只占据了“不高贵的”楼层，而且仅有三间。去他的房间，用的不是主要的楼梯，而是佣人们用的楼梯。之后，渐渐债台高筑的诗人为了躲避债主，不得不在酒吧或朋友们那里度日，大部分时间在简陋的旅舍中度过。根据克雷派的调查，在1842—1858年之间，波德莱尔有14个住址！从本书甚至可以看到，由于付不出酒店钱，他被从酒店里连人带行李赶出，甚至把朋友留在那里做人质，自己则躲到一家妓院中，写出他著名的诗篇之一！正是这一生存处境，使得波德莱尔对大街上的“人群”有特殊的敏感，并让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写出了有关漫游者（波德莱尔本人称之为“人群中的人”）的精彩文字。也正是这一状况，使他对现代都市独特的美与恐怖有了高度的认识。
什么也没有了。一生居无定所的波德莱尔曾经幻想能够保留住那所“玩具房子”。在致好友、出版商普莱-马拉西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将来坚决不会卖掉母亲的房子”。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波德莱尔去世后仅4年，白发人也故去了。之后不到两个月，由翁弗勒尔的公证人勒费弗尔主持，房子出售给了一位名叫巴翁的先生。后来，那位巴翁先生又将房子转卖。
大海依旧。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么庸俗：诗人是存在于他作品中的，为何偏要来寻他的故居？李白的故居在何方？如果非要为诗人寻找一个物质的存身之处，也许就是本书作者皮舒瓦的书房，因为那位巴翁先生在将房子转卖时，有一部分家具被带到了雷恩市。就在那里，皮舒瓦买下了这些家具，其中包括一张波德莱尔曾经工作过的写字台。正是在这张写字台前，皮舒瓦向我这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同行”娓娓讲述本书中的一些细节。
或者，如果需要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存身之处，就像中世纪的可携式圣体匣，那么这部《波德莱尔传》就是他灵魂好的安息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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