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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成都是个大茶铺，茶铺是个小成都”，本书发掘和讲述了近代成都和茶铺的故事。
茶铺是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大社会的多种样貌；或者是一扇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观察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
茶铺是一个日常生活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交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舞台。
人们在茶铺会友、看戏、听评书，茶铺就是他们的半个家。
一张茶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书中展示了公共生活中的性别问题。从茶铺中看戏的女客以及女招待等的故事，可以看到近代女性所遭受的歧视以及她们的抗争。
本书使用大量的文学作品，为以文证史做出了一个典范。茶铺是成都日常生活的中心，一些以成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许多情节都发生在茶铺里。
饱满、绵密、丰富的细节以及生动、流畅又节制的叙述，再加上客观、理性、多维的分析，使得这部作品形成了简净、清新又充满激情的文风。
作者追寻少年时代的艺术梦，亲绘插图，用视觉呈现茶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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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著名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非虚构历史读物。
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作者跳出学院派的历史讨论和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过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许多方面是我们的传统，然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一天天消失。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
茶铺是成都文化的代表。这是成都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对成都茶铺的探索，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本书把焦点放到普通民众，跳出过去帝王将相、英雄精英的研究模式，写出了眼光向下的民众生活史。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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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笛
现任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代表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消失的古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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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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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个大茶铺
童年的记忆
今天概念的茶铺历史其实并不长
成都茶铺多的根本原因是生态
茶铺的物质文化史
经营自主是茶铺持续发展的关键
哪里去找寻茶铺的往事？
茶铺就是成都人的生活史
帝国覆没之前，1900—1911
坐茶铺是一种生活方式
掺茶也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
大众的头脑是怎样被塑造的
女性进入茶铺是争取平等的步
小茶铺是江湖的广阔天地
茶铺成为社会改良者所针对的目标
新制度，旧时代，1912—1936
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成都居民去茶铺
小商小贩是城市经济活跃的部分
一张茶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日常，就是生活的内在逻辑
抢着付账后面的真真假假
“流浪的艺术家”的谋生地
说书人构建的虚幻世界
茶铺里面充满着戏剧人生
把“情戏”定为“淫戏”，就可以进行整顿了
女性在公共空间被限制是常态
丢失茶碗引发的暴力执法
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百年前茶铺里就有了《报纸法》的讨论
战时大后方，1937—1945
坐茶铺的一介平民能够“误国”？
凭什么要把茶铺一棍子打死
颠沛流离的文人在茶铺中找到了一点慰藉
战乱中的人们还存在信任
小商业是城市经济的支柱
穷人也有茶铺里休闲的权利
妇女遭受着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压制
茶铺就是一个公共论坛
国家在战时茶铺中的角色
混乱的年代，1946—1949
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
老牌悦来茶园遭遇匿名举报
许多有趣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记录的
一个时代的结束
茶铺是个小成都
征引资料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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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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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
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来到成都，仿佛进入了一家大茶馆，节奏不慌不忙，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担忧明天，没有远虑，一碗茶便道尽了生活的真谛。
成都因为茶铺而成都，茶铺因为成都而茶铺。成都和茶铺难解难分，有多少人从孩提到垂老，在那里耗尽了一辈子的时光。茶铺如何有那么大的魔力？
那个地方有竹椅、木桌、茶碗、闲聊、掏耳朵、算命、买卖货物、听戏、看曲艺、谈生意、打瞌睡、发呆、看街、打望女人、传播小道消息、谈论国事、找工作……林林总总，丰富多彩，似乎已经够吸引人的了。
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其他的空间，能够同时兼这么多的职责和功能吗？没有，过去仅此一家，今后也再无来者！
茶铺，竟然能够完成如此重大和复杂的使命，上能取悦文人雅士，下能服务贩夫走卒；可以堂皇，也可以简陋；或提供眼花缭乱的表演，或仅仅一碗清茶放在面前……
管他世道炎凉，勿论兵荒马乱，总有一样东西在成都永葆繁荣，那就是：茶铺，那间街角的茶铺！
童年的记忆
从梓潼桥到青石桥
童年的经历，经常可能影响到一个人一生对世界的看法。
我出生在1956年，直到1965年，都住在成都布后街2号的大院里。门口一左一右两座石狮子，两扇黑漆的大门，高高的门槛，大门外的墙里边，还嵌着石头的拴马桩。那过去是世家大族的几进套院，里面有亭台楼阁，长廊拱门，假山水榭，果树花草，成为四川省文联的机关所在地。
布后街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就是梓潼桥、福兴街，如果继续前行，就是锦江剧场、商业场、总府街等热闹地段了。其实我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搬离了那里，但是童年的记忆还是那么新鲜。
那些小街小巷的空间概念，在我头脑里仍然那么明晰，是我早对成都这个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记忆。
在我这样一个小孩看来，梓潼桥就是一个繁华的去处，那里有卖豆浆油条的早饭铺子，有做糖饼、面人的手艺人，街边有补锅、补碗、磨刀的流动手工匠，打煤球的，做木工的，弹棉花的，爆米花的，充斥着街头。更多的是卖各种小吃的挑子、摊子、篮子，卖春饼的，卖豆花的，卖锅盔的，无奇不有，无所不包。
提篮的是小的生意人，不是里面放花卖，就是锅盔，要不就是一只碗放着酱油和熟油辣子，小竹签串着切成小片的大头菜。小孩花一分钱买两串，在佐料碗里面滚一转，立刻就连着汁水送到口中。
记得有一次我走了狗屎运，在厕所里捡到一枚5分的硬币，高高兴兴地走出大院，直奔梓潼桥。先花一分钱买了两串大头菜吃，再花两分钱买一个小糖饼，嘴里含着糖饼，美滋滋地走进了连环画铺，一分钱租小人书看了一下午。
我和哥哥在梓潼桥的那些街边小店里，度过了无数的夜晚。经常6分钱买一个卤兔头，卖家会把它从中切成两半，上面撒辣椒面和花椒面，一人吃一半，边啃兔头，边进了连环画铺，要不就站在街边观风望景。
过去成都居民大多住在街的两边，日常生活中的邻里关系十分紧密，跨出家门就是街头，就可以在小贩那里买各种东西，就可以和隔壁的邻居社交聊天。
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布后街到商业场的上学路上，都是小街小巷，沿途就喜欢看那些各种商铺的摆设、手工工匠的做工、艺人做面人和糖人，以及街边铺面和摊子上卖的各种小吃。
因此，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染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城市的烟火气。
一个城市留给一个人的印象，经常就是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重复的东西，那种经历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中，融化在了自己的血液里。
梓潼桥就有一间茶铺。那里总是座无虚席，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扶手已经磨得像黄铜般发亮光滑的竹椅，三件套的盖碗茶，火眼上烧着十几个生铁茶壶，外加一个大水瓮的老虎灶……
那就是我一生中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反复进入到我的梦中的那间街角的茶铺。
我是茶客吗？
一个人未来一生的事业，有的时候似乎从童年，就在冥冥之中有所暗示，或者被决定了。
研究成都茶铺似乎在我的小时候，就命中注定了的。这并不是说因为我出生在成都，长大在成都，读书在成都，工作在成都，曾经长期生活在成都。如果这些都是研究成都茶馆的理由的话，有着同样经历的成都人何止上百万。
小时候再熟悉不过的街角茶铺，路过的时候总是不免要往里边瞧几眼，或者在门口观看里面的熙熙攘攘。但是小孩既没有坐茶铺的兴趣，也没有坐茶铺的资格。不过，每次随父母到公园、动物园或其他游乐场所，他们就坐在茶馆里休息，我和哥哥就去玩，玩够了累了再到茶铺里找父母，这就是我关于坐茶铺的早的记忆了。
但是为什么说，我研究茶馆是“命中注定”的呢？
这个说法虽然不过是一个自我调侃而已，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无法解释的渊源：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绰号，就叫“茶客”。至于它的来历，我现在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前些年小学同学碰到一起，还有人提到这个绰号。
在成都，所谓的“茶客”，就是指那些每天去茶馆喝茶的人。虽然我现在每天也喝茶，但是我一生中都没有成为茶客，我对茶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依赖。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难道是冥冥之中，老天爷便已经决定了我今后的使命，要我研究茶馆吗？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所以说所谓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经常无非是在阴差阳错之中，一不小心，就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踪迹。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
公共空间与城市性格
在一个城市中，公共空间——特别是那些和城市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就是一个城市性格的展示。
茶铺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而且茶铺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
当堂倌每天早上把茶铺门板取下开始营业时，桌椅被摆放在屋檐下，街边自然而然地纳入其使用范围。
毫无疑问，茶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和社会生活的地方，同时它也承担着从交易市场到娱乐舞台等几乎所有的街头空间的功能，人们从事各种诸如共同爱好的聚集、商业交易，甚至处理民事纠纷等等名目繁多的活动。
所以当地的谚语说“成都是个大茶馆”。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或者外来者叙述这个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
关于成都的茶馆，我们从文学的描述中，比历史的叙述中能看到更多。其实在展示历史的细节上，文学有的时候比历史学做得更好。
如李劼人的《暴风雨前》和《大波》，有许多场景发生在成都的茶铺里。沙汀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述了成都附近一个小镇的茶馆生活，而这篇小说也是他自己经历的再现。可以说，他对茶馆是情有独钟，他甚至认为在四川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
每一个城市的居民，似乎都有他们觉得自傲的东西。
成都茶客就十分藐视他人，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
的确，作为茶叶生产和饮茶的发源地，他们的确有自豪的本钱。茶馆、茶馆文化在中外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经常过分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其实如果仔细地观察，我们经常看到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会有类似的文化特征。
例如成都茶铺与西方的咖啡馆、酒馆、酒吧有许多相似之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历史专家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其所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中，便认为茶馆“犹如伊斯兰和早期近代欧洲城市的咖啡馆，人们去那里并不是寻求保持隐私，而是享受无拘束的闲聊”。
与欧洲近代早期和美国的咖啡馆、酒店和酒吧间一样，成都茶铺的社会功能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休闲场所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成都茶铺所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比西方类似的空间更为复杂。它们不仅是人们休闲、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场所和地方政治的舞台。
一张茶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共同爱好的聚集
茶铺也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共同阶层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茶铺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虽然许多茶馆可以是为各个阶层的人服务，但是相当多的茶馆存在着阶层自然的分野。
海粟在他的《茶铺众生相》里回忆，虽然成都有许多茶铺，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
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鸽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
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成为有名的“雀市”。一个记者1936年在《新新新闻》上描写道，一次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而且还买麻雀等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
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铺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看来人们说茶铺就是一个社会俱乐部，真是不假。同行业的、有共同爱好的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人，都可以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休闲、聊天或者读书看报、独自冥思，甚至度过一整天。难道还有任何其他公共场所，有茶铺这样的包容性吗？
茶铺就是会客室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作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铺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铺成为人们聚会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铺里决定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传统在现代成都仍保留了下来。世纪之交我做茶馆研究时，经常约一些长辈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要我去茶馆碰面。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铺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铺，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铺是个好地方。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沿街营业的饭馆和茶馆”（tea-drinking saloons，直译为“茶吧”）比作“英国的酒吧”（public houses），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
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民国初期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徐维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年代的回忆便提到，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当他的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铺去讨论解决办法。
成都茶铺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摆脱简陋住所、休闲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聚会场所。
茶馆太有吸引力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在上班时间也去茶馆喝茶，没想到被上司撞见而受到处罚。对茶客来说，闲聊是茶馆魅力之处，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据周止颖《新成都》说，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论闺阁。”
茶客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在他们茶铺里的行为举止上。当经济恶化，顾客尽量少花钱。一次，一个人显得很有“派头”，为他人买了8碗茶，他的出手不凡使大家刮目相看，大多数人虽然也好面子，但也不敢轻易如此潇洒。
民间也流传不少关于茶馆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下面是一则收入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传说：
有个人喜欢摆阔，成都人称“绷面子”，如果恭维他富，他便喜形于色，反之则怒气冲冲。有一天他在茶馆喝茶，茶客们都抱怨生活艰苦，每天只能泡菜下稀饭。他却说，“只怪你们不会过日子。我不但一天三顿白米干饭，而且顿顿都吃肉。”
别人不相信，他就撅起油得发亮的嘴唇，就像他刚刚吃过肉一样。不一会儿，他儿子冲进茶馆，焦急地大喊：“爸爸，你的那块肉遭猫偷吃了”。
他装着若无其事，一边给儿子使眼色，一边问儿子：“是偷吃三斤的那块？还是五斤的那块？”
儿子没明白父亲的暗示，回答说：“哪有三斤、五斤的肉啊！就是你留下来抹嘴皮子的那二两泡泡肉！”
那人气急了，打了他儿子一耳光，儿子大声哭道：“是猫偷的，又不是我偷的”。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为了面子，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后丢人现眼。在我们的日常和政治生活中，为了面子丢了里子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种“面子文化”是非常害人害国的，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还经久不衰。
这件发生在茶馆的小事可以被认为是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各种故事每时每刻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茶客们作为“公众”在茶馆既作为看客，又在公共舞台上充当了“演员”的角色。
这类地方口头文学也让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街头生活的特征。虽然这些故事可能经过了讲述者的渲染，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增加或改变细节，但这些故事所烘托的那种公共生活的生动气氛，却是真实可感的，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进入到茶馆的那种热闹和自在的喧嚣而又并不烦人的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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