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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为话剧《哥本哈根》中高贵的情感和命运悲剧而哭泣吗？你曾默默感受来自心灵深处的震颤吗？弗莱恩的文章在《逆时针旅行》中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生动、幽默和内敛。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入住沉闷的酒店房间，忍受着对亲人的深切思念，自己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孩子。迈克尔?弗莱恩善于从平凡之中发现那些美丽的、真实的和感人的细节。这样的文字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永远不会过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逆向迎接未来，也还不错。仔细用双眼观察，用双耳倾听。记录那些平凡、典型和寻常的现实事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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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在地图上被标注为“天空”（也可能是“天堂”）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都会被拽入未来，这一点毋庸置疑。逆向迎接未来，也还不错。
——迈克尔·弗莱恩
《逆时针旅行》收录了英国著名剧作家、幽默作家迈克尔?弗莱恩（戏剧代表作《哥本哈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观察家报》撰写的14篇游记，描述他在德国、古巴、以色列、日本和苏联等地的生动见闻。在途中，弗莱恩敏锐地抓住了这些地方的精神和文化特质，以兼具娱乐与启发性的文字记录下来。
弗莱恩说过，他想描述的“并非是什么奇异之处，而是那些典型、平凡的日常生活”。从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场）到挪威严酷的冬季，从飞快掠过美国纽约的长途旅程到骑着自车从剑桥去诺丁郡的悠闲之旅，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旧世界的生活片段，有些看起来很熟悉，有些已不知何时消逝不见。无论如何，这些“过去”的投影都以逆时针的方向进入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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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迈克尔·弗莱恩（Michael Frayn）
1933年出生于伦敦，以《卫报》和《观察家报》记者身份开启职业生涯。弗莱恩曾创作15部戏剧作品，从初试锋芒《噪音远去》到暴得大名的《哥本哈根》，后者曾连获普利策、托尼两项大奖，并名列“2002年百老汇戏剧奖”的获奖剧目，上演后引发轰动。他的虚构作品包括《晨时将尽》《把戏》《在太阳上着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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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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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告别金钱：古巴，十年
次出国的滋味：再见春天，再见巴黎
逆时针方向有效：以色列，一英寸接一英寸
无处之都：柏林花园的夏日
再见，阿瓦隆：重游剑桥
从大海到闪亮的波涛：追逐美国
嘎吱嘎吱的腌萝卜：近距离看日本
蛮荒西部 11 号：诺丁山边缘
5 号口，2 号区，47 号屋：和索菲娅在莫斯科的日子
圣特罗佩朝圣之旅：蔚蓝海岸的燔祭
温暖的红袜：在瑞典谈钱
曲终人散：平行英国的四十年
天堂的笑脸：逆向迎接未来的维也纳
泰晤士河上的彩虹：1951 年的南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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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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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印象中，我有生以来写的篇文章——或者说次写东西——是学校布置的一篇以“长大后我喜欢住的房子”为主题的文章。如今，我早已不记得当时写了些什么，但对自己的一个创意之举印象深刻——我为那篇文章配的图并不是孩子们爱画的那种玩偶屋，而是一座大胆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那可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平坦的屋顶，白色的粉刷墙，沿屋角展开的长长的横拉窗。那时的我当有六七岁了，在那之前可能也写过一些东西，但这篇文章之所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是缘于我父亲在读后的一句评论：“或许你应该去当个记者。”
我不认为他说这话时是认真的。不同于时下的父母，我父亲并不是个惯于鼓励孩子的人。对于我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他颇不以为然。待我长到一定年龄，在未来该从事哪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我应当子承父业，当个推销员。近 30年之后，他才对我的工作流露出进一步的兴趣。但从他说那句话开始，影响已经造成，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
当然，我也想当一名作家，只是这个想法似乎过于雄心勃勃，实难公之于世——且难以表述，即便于我而言，亦是如此，因为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一两年后，我人生次创作剧本，以自己制作的几个木偶为角色编写了故事，但我不认为当时的我萌生过有朝一日或许能以此谋生的念头。我开始写一部小说（但从未完成过），关于孩子们划着小舢板在湖区四处闯荡的经历，尽管我此前从未见过小舢板，也没去过湖区，只是通过亚瑟·兰瑟姆的作品有所了解。后来，我又在不同的作业本上写满自创的诗歌，虽然彼时的我对格律毫无概念，但我不记得自己曾觉得写小说或诗歌是个值得投入的职业。十几岁时，我曾短暂期待未来从事其他职业，例如工业化学家，或者商业摄影师，不过鉴于我在动手能力方面的不足，相比拥有文学抱负，这两种职业显得更为不切实际。而我终究还是想当一名记者。
对于这份工作，我不知道该有怎样的憧憬。我是读着昔日的《新闻纪事报》长大的，这是一份很正派、支持英国自由党的报纸，不过在我进入这一行没多久，它就因为正派或崇尚自由主义，或两者兼有而倒闭了。詹姆斯·卡梅伦是该报的明星记者。我希望我能说自己记得一些他的报道，可惜并没有——我只记得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大学在校生，假期找了一份为苏联学生代表团担当翻译的工作。代表团在行程中安排了参观《新闻纪事报》位于布维尔街的办公室这个环节，我们一行人站在类似于接待参观者的廊道里，透过隔音窗看着新闻编辑室。突然，我忘记了身边这群来自苏联的客户，因为他就在那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身材修长，皮肤黝黑，如电影明星一样，十分英俊，他穿着洁白的衬衣，多尼盖尔粗花呢紧身裤，脚蹬绒面皮鞋，双手叉腰，不耐烦地在编辑室里来回踱步，仿佛被困在笼中的老虎。他俨然就是这出编辑室的日常精彩无声剧中的明星。
次年，我毕业后进入《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站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试用期，当时的我是否以为自己将开启卡梅伦那样紧凑的职业生涯？然而，我在那儿的起步与预想的截然不同——可以说是充满艰辛。我的起薪是一周 12 个几尼（那是 1957 年），买不起第二双鞋，所以那双陪我度过靠学生助学金维持的三年时间、早已磨出洞的鞋还是没被补好。接下去的六个月里，我仍然只能穿着它们，曼彻斯特出名的雨水始终在鞋子里吧唧吧唧作响。等我终于加薪后，自然是要去买一双绒面皮鞋了，还一并添置了白衬衣和多尼盖尔粗花呢紧身裤。不过这套装扮始终无法与《卫报》的风格彻底融合，倒是招来了麦克的讥讽。此君是夜班新闻编辑，嘴硬心软，他威胁说只要一有仓库发生严重火灾，就会派我去报道，到时候我的裤子、衬衣和鞋子就会被燃烧产生的大片灰烬、物体熔化形成的黏糊糊液体给毁了。
我始终没能拥有这种冲入黑暗的勇猛。或许，待在记者室里的我们与不顾一切的闯劲八竿子打不着。通过房间里办公设备的摆设能窥见我们的风格——整个房间有两台电话，都装在隔音间里，古董打字机摆放在更为古老的办公桌上，为了便于手写，桌面是倾斜的，所以当你工作时，打字机会一边振动一边往下滑，后落在你的大腿上，疼得很。我们擅长撰写“多彩的报道”，喜欢这样的感觉，即正是通过经我们精雕细琢的文章，这份报纸才被赋予鲜明的个性和基调。
在写完上一段文字之前，我一直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多彩的”风格。在当时，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各种奇闻逸事，尤其是任何与工业化的西北部民间传统有关联的事物。例如，一年一度穿城而过的白色游行；后的木屐鞋匠和火车站敲窗人；任何与牛筋、黑布丁有关的事；不过对于闯入这个阴郁世界的有趣新事物——桑拿浴、科学、脱衣舞俱乐部，我们同样会感到惊讶。诺曼·施拉普内尔是我们的明星记者，他看上去像一位退役的印度军官，出了名的害羞，所有的报道都是在不与人交谈的情况下完成的。据说有一次，为了躲一位热心过度的新闻官，他竟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
时任日班新闻编辑的哈里·惠威尔会时不时从他的办公室过来，查看我们的工作情况，他的嘴角会因为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被无视的怪事而抽搐，露出揶揄的表情。“迈克尔，我看得出来，你这会儿空得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处理牛肚的？如果他们不吃牛肚，是直接把这部分扔了吗？这么一来，我们每年是不是会浪费几百万磅的牛肚？找一两家屠宰场聊聊吧，看看有没有东西可写。”
如果我们报道的是曼彻斯特城内发生的事，就会在稿件开头注上“BOOR”，排版员会扩至“由本报记者报道”（By Our Own Reporter）。如果报道的是曼彻斯特以外的事，我们就会注上“FOSC”——“由特约记者报道”（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我们常常连续数天都是“FOSC”，报道各地发生的事，每天敲下一千个字，措辞优美地描绘发生在这里的牧羊犬选拔赛，那里的一场矿工联欢会，或者是法恩群岛针对灰海豹的选择性捕杀，唐卡斯特后的一台蒸汽机。每天下班时，我们会打电话跟哈里说下期策划，据理力争，绞尽脑汁，用能想到的各种离奇古怪的点来逗其一乐。我记得托基有一头用杏仁蛋白糖做成的河马，马恩岛遭遇过宪法危机，伍斯特郡有一个住在树上的垃圾工，以及中部地区特约记者大卫·格雷在调查塞文河一艘渡轮年久失修事件时，结果发现运营该渡轮的是当地一家名为 Doolittle 1 & Dalley 的房产代理商，那天整个办公室都乐得不行。
50 年代后期流行的品位是不落俗套——拐弯抹角的幽默和冷爵士——这期间，詹姆斯·卡梅伦、诺曼·施拉普内尔都不是我一心学习的目标——《观察家报》的约翰·盖尔才是。《观察家报》是我和朋友在大学期间读过的报纸。我曾跟大学时期的一个女朋友夸口自己的志向就是30 岁时当上《观察家报》的主编——相比化学家或摄影师，这个目标显得更为可笑，不仅因为我缺乏编辑能力，还因为时任《观察家报》主编的大卫·阿斯特同时也是这份报纸的老板，身价百万，我要当主编就得买下他所拥有的股权才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冲着肯尼斯·泰南，当然还有那位幽默的专栏作家保罗·詹宁斯以及书评去看这份报纸的。但吸引我的还是约翰·盖尔的文字。
他那跃然纸上的敏锐观察、质朴的文风令我着迷。他有一双能留意到微不足道细节的慧眼，还有一对能听懂晦涩言论的慧耳。在他撰写的新闻稿件中，你察觉不到其个人偏好，却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缺席”背后隐藏着一个幽灵—— 一个态度超然、热衷讥讽的旁观者。在我早期为《卫报》撰写的稿件中，也总是会以无声细雨作为开场。苍白的月亮没来由地在即将隐入历史的木屐鞋匠身后升起。被辞退的树篱编织工在前一晚的电视节目中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牛肚处理代表大会于某个萧瑟的秋天结束。
当然，只要有机会，我们也会报道一些重大事件——火车相撞和空难，罢工和暴风雪，议员补选和来访名人。在来曼彻斯特之前，我很担心自己的速记速度不够快。可事实证明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因为其他报纸的记者并没有将《卫报》列入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之列，他们通常会在事后找到你，将他们自己的笔记“借给你”——他们视之为人生应当履行的慈善义务之一。偶尔，我们甚至会报道谋杀案，前提是案件过于令人震惊，无法对其视而不见。有一次，我被派去报道一起案件，一位银行经理失控用斧子砍伤自己的妻子、孩子及丈母娘，整个晚上，他没有采取救援措施，任亲人们慢慢死去，然后，他将一把生锈的剪刀刺入自己的胸膛，试图自杀。“别干傻事，”新闻编辑焦虑地叮嘱我，“别抢其他人的风头。你要做的就是参加警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去银行外面看一看，然后就可以回办公室了。”至于在随后的报道中是否出现了细雨飘落的场景，我记不起来了。
总体来说，我很享受这段时光（报道谋杀案除外），并且想方设法加深对曼彻斯特和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了解。除了火灾和风情民俗外，我也会撰写有关中等教育、监狱条件、射电天文学和核能的文章。哈罗德·麦克米伦戴着著名的白色皮帽访问莫斯科时，相关报道也是我负责的。可一想到与我同一时代的真正记者在干什么，我就会羞愧难当。1963 年的一个晚上，詹姆斯·卡梅伦在伦敦参加完一个派对出来，从街头一路人那里获悉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他顾不上去拿牙刷，也没去考虑怎么付机票钱，就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凭借伶牙俐齿终登上了飞往达拉斯的航班。我的朋友、比我早进入剑桥的尼古拉斯·托马林（Nicholas Tomalin）次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派往越南，他在那里写出了战时好的报道之一。后来，他在以色列报道赎罪日战争时不幸遇害。而我接近的战争就是“鳕鱼战争”——冰岛单方面扩大禁渔界限，英国的拖网渔船拒绝让步，英国派出皇家海军为其护航。严格说来，我与鳕鱼战争的距离也没有那么近。当时我乘坐一艘年代久远的扫雷艇，但速度实在太慢，无法赶上冰岛的炮艇。总之，扫雷艇的雷达坏了，而且，冰岛宣布新禁渔界限的天海上起了大雾，我们只能停下来。我不停地倒火车，只为了瞥一眼在白茫茫的海上时隐时现的渔船以及驱逐渔船的炮艇。我通过补给索上了一艘雷达正常、速度极快的驱逐舰——但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冰岛炮艇。一周又一周，尽管大多数时候天气是还算不错的阴天，但我看到的只有在地平线上缓缓起伏的冰岛。
我就是这样开启职业生涯的——以记者身份。也正是在曼彻斯特的这两年时间里，我开始写自己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当时，报社采取的工作制度是一周工作六天和一周工作四天交替进行。每到有三天休息的周末，我就会待在自己能找到的写作氛围的处所——一间配备了破烂家具的“工作室”，在拉什奥尔区和朗塞特区交界处一座旧公寓楼的低层，角落里厨房区煤气味和培根的油脂味混在一起，整个房间的氛围很是压抑。我面前摆着那台小小的帝国牌便携式打字机，那些按键耐心等待着，等待着被敲击——桀骜不驯的金属字模聚成一个确凿的组合——等待着开工的信号。而我盯着的天窗，对着灰蒙蒙的工业雾霾，寻找灵感。遇到银行假日或“唤醒周”，雾霾散去，我能看到奥尔德姆的工厂大烟囱——但这些不足以成为小说素材。
激励我投入小说创作的是霍华德·斯普林的自传，我怀疑记者室里所有人都悄悄研习过他的自传。40 年前，斯普林也在这个办公室工作过，后来成为一名畅销小说家。他的经历让我们所有人看到了希望。更令人鼓舞的是，他声称当他开始创作个人部成功的小说时，只想好了开场的句话：“这个女人沿着马路走着，全身燃烧起来，如同一只金刚鹦鹉。”这听上去实在是太简单了！现在，我已不记得自己那部小说的开头是怎么写的，只记得后，按照我那聘请不久的经纪人的建议，我把稿子塞进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然后塞到抽屉深处。她说她很喜欢小说的前 30 页，但接下去的 300 页写得实在是太糟糕了。
我只能继续与那些穿着木屐的舞者和连绵不断的阴雨作伴。
*
这本报道集并没有收录我在初两年所写的文章。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创作的，当时我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重新开始进行新闻报道。那之前，我搬离了曼彻斯特和那个房间，回伦敦待了八年，负责幽默专栏——为《卫报》写了两年，每周三篇，为《观察家报》写了六年，每周一篇。在我看来，一件事连续干八年算是够久了。那些坚持时间太长的专栏作家和幽默作家的情况可不怎么令人感到鼓舞。
当时我结婚了，妻子在很多方面改善了我的生活，其中之一就是用她那台优雅高效的奥利维蒂牌打字机取代了我那台又旧又破的帝国牌打字机，前者可是那个时代的设计标杆之一。在奥利维蒂的帮助下，我写了一部小说并付梓。其实，这期间，我一共写了四部小说——其中一部名叫《晨时将尽》，里面的记者总是在相互告诫，得在 40 岁之前离开新闻业。我当时是 35 岁，人生似乎还存在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我想写……呃……我究竟想写什么？更多的小说，这是当然的了，还有更多的电视剧本，这方面我刚开始尝试，或许（暗中还希望）写舞台剧本，尽管我之前在那么多篇专栏文章中对戏剧极尽嘲讽之能事。
我得养家糊口，为了支付账单，我与《观察家报》签订了一份合同，时不时为其写些篇幅较长的报道——“前沿评论”，帮人度过一个有品位的周日下午。不过如果可能的话，读者们在享用完午餐后或许更乐意去打个瞌睡。这些文章不同于专栏文章，并不包含我的见解和虚构的内容，都是清晰直白的叙述报道。人生通常是往前走的，而我却在终于决定放弃常规新闻工作之际再度成为一名记者。
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当时的我觉得是时候走出去，再度看看这个世界了。有些愤世嫉俗者否定虚构小说与现实报道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尽管看起来没这个必要，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应该有法律规定所有小说家必须时常走出去写些报道，这样才能提醒他们眼前的这个真实世界与身后那个虚构的世界有多么不同。在脑海中构思小说——无论是苦苦思索，还是灵感自动浮现——其内容本身已经变得容易驾驭，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被孤立，再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描述。
但在现实世界，情况截然不同。首先，没有事物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的—— 一切都处于无法付诸言辞的形态中。关于事物的来龙去脉，并没有相应的解释说明。即便你能找到见证者，可以提供口头形式的证词，但他们对同一物体的印象、对同一事件的记忆又会呈现出天壤之别。每件事物都是那么的复杂！各种因素紧密关联，不可分割。要描述事物就得做出选择，从纷繁多元中选择一个微小的样本。但步要确立选择的原则，即怎样确定特定的目标？
方法之一是选择那些看起来与众不同的事物，它们是非典型或者超乎寻常的代表——英勇无畏，卑劣可耻；宏伟壮丽，丑陋怪诞；异域风情，严苛。也正是因为此类事物脱离于我们的日常经历，要描述它们，并将你对它们的印象传达给读者并非易事。但我的选择——不描述非凡之事，而是记录平凡、典型、寻常的事物——同样有难度。我会去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只带上我妻子那台美丽的奥利维蒂牌打字机，还有我的无知，尝试从外来者的角度进行报道。或许是因为诺曼·施拉普内尔的撰稿习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会尽量避免进行正式的访谈，尤其是对政治家和专家。我不会刻意为之，而是通过随性接触，留意后续发展。用双眼观察，靠双耳倾听。我会保留自己的看法。上述只是理论。实际操作起来却大相径庭。我报道的个
主题是古巴——在那里，几乎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显得非同寻常。同时，如果没有官员及专家的帮助，没有他们的解释和概括，是无法对古巴进行连贯报道的。更糟的是，我发现自己无法像先前承诺的那样保持中立。我见到的一切似乎都只是大局的组成部分，是认同或反对革命及其结果的证据——而所谓的大局，每天，每时每刻，随着近一个与我交谈的人，随着每一次的天气变化，都会消散再重组，令人困惑。
我发现，我写过的每一个地方多少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连那些风俗习惯、社会安排为我所熟悉的欧洲城市亦不例外。我本打算从我描述的事物中完全抽离出来，引领读者踏上旅程，而我不会夹杂在他们与所见所闻之间。可我做不到，我和我那不断变化的感受总是与这些旅程互相交织，难以分割。或许，与战地记者、出入沙漠及丛林的严肃旅行者所经历的恐惧与苦难相比，我的体验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来到陌生的城市，入住沉闷的酒店房间，忍受着对妻儿的深切思念，感觉自己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想到要打电话给勉强算是有点联系的陌生人，打扰对方的生活，请他们拨冗与自己碰面，面对如此凄惨的境遇，很难不感到沮丧。同样，次日清晨在明媚阳光和温暖清风中醒来，很难不会觉得自己犹如自由翱翔的飞鸟。享受着他人友善的微笑致意或者是路人暧昧的回眸，很难不纵容自己当一天无忧无虑的荣誉市民。
抛开个人感受，我就如同一台光电设备，保持客观中立。我脑袋前部那两个晶状体专注于面前事物散发出的光芒，脑袋两侧那两个小小的接收站负责接收相关的声音。这一小部分光子，局部的气压变化，通过我大脑的处理，从原本的物理偶发现象转换为信息，而我会根据特定的经验、书本知识、偏见、环境及我在人生更早阶段做出的选择赋予我的认知，对这些信息进行解读。后来当我开始研究一些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结果时，就发现即便是被认为客观的、由科学家给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陈述也会受到同样的限制。观察者和观察对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以尽管很不情愿，我本人却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这些文章中。有些主题是我出于以前的兴趣或新近冒出来的好奇心选择的，有些则是《观察家报》提议的。我很感谢《观察家报》委托我写这些报道，也要感谢如今担任这份报纸执行主编以及《卫报》编辑的阿伦·拉斯布里杰，他慷慨同意我将这些文章收录入此书。
这本文集中有一些文章则是在不同情境下写成的。《蛮荒西部 11 号》是我为《格兰塔》（Granta）志的周年纪念特刊所写的，当时它还只是一份剑桥大学的学生刊物。《泰晤士河上的彩虹》则是为《紧缩时代》创作的，这本有数位作者参与的散文集由菲利普·弗兰奇和迈克尔·希松斯编选，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执政的那几年，即 1945 年至 1951 年。《圣特罗佩朝圣之旅》以及《从大海到闪亮的波涛》是我在离开《观察家报》后写的，后者其实是我在当时写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之一。我的部小说《罐头人》赢得了毛姆文学奖。但该奖项规定，获奖者必须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待上至少三个月，然而当时的奖金只有 500 英镑，所以这是一笔代价不菲的馈赠，尤其是家人要和我一起出行，我只能继续干老本行贴补收入。
其中一些文章成为我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我初写的剧本之一《云》就是以古巴为背景的。关于柏林的几篇文章更是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我找到《观察家报》的主编大卫·阿斯特，将我对德国有兴趣却苦于找不到聚焦点的烦恼告诉他时，正是他提议写写柏林。我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部分是因为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还有位于东德腹地、被隔离的西柏林，要理解柏林，需要不断投入想象力，同时结合这座城市的历史及其初的功用。我和一位名叫丹尼斯·马克斯的年轻电视导演合作拍摄了一部另一个主题的短片。在发现他也痴迷于柏林后，我们说服 BBC 让我们拍摄一部关于这座城市的 90 分钟影片。此后，我和丹尼斯又一起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聚焦不同的地方——维也纳、伦敦郊区、耶路撒冷、澳大利亚、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也正是从陷入对德国的长期迷恋开始，我创作了不少剧本和小说。我觉得，这些作品引发的常见问题——即关于观察者及观察对象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得我素来对此类问题所抱有的理论兴趣变得更加强烈，后来也成了《人性接触》一书探讨的主题。
自写完这些文章后，世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现在还有人记得 TWA 1 或福特野马吗？有人知道肯尼·埃弗雷特是谁吗？12s.6d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 1969 年，以色列仍然占据着内盖夫，隔着苏伊士运河与埃及发生冲突吗？或者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一个叫南斯拉夫的国家？习惯用法也发生了改变。如果现在还在写作，我就不能用“黑鬼”或“有色人种”称呼我那黑肤色的邻居，也不能称政治困局导致 1951 年成为“同性恋纪念的一年”。但彼时写作的我现在不写了。同时，个人感悟也在发生变化——以更为潜移默化的方式。现在的我为自己以前在剑桥时能自由享受并保有这种强烈的感受而感到尴尬。
这些文章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希望其中一些仍然引发读者的“考古”兴趣。关于莫斯科和柏林的两篇文章描述的是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世界。而关于巴黎和剑桥的两篇文章可能捕捉到了这两座城市在被大众旅游业吞噬之前的风貌。或许岁月长河中某些时刻的某些场景在所有这些文章中被定格。平淡无奇的场景，平淡无奇的时刻，就像家庭相册中出现在快照背景里的海滩和花园那样。
1968 年，我写了个人首个电视剧本，得到了父亲的鼓励，这是他第二次就我从事写作一事给予支持。但更让我开心的是，一年后，关于古巴的一系列报道让他第三次（同时也是后一次）对我表示肯定。“你应该多做做这种事。”他说。至于他是意识到我在此前十余年时间里一直断断续续在做“这种事”，还是记起来自己在约二十年前让我萌生做“这种事”的念头，在我有机会的时候，始终没能找他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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