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部《古典学术史》的第2、3卷出版，便结束了我们自1900年元旦那天开始的工作。第1卷，从西元前6世纪论述至中世纪结束，在1903年10月问世了，当时我有幸在1905年春天受邀在哈佛发表了朗氏Lane系列讲座，结果在同年出版，题为《哈佛讲演录：论学术复兴》。《学术史》的第1卷在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友好的接纳，如同在英国及欧洲大陆一样，这促成了1906年10月第二版的刊行。
现在出版的两卷，始于学术复兴运动而止于当下。书中包括了对14—19世纪主要学者生平与著作的考察。各卷下分设的每个时期，开篇都有一部该时代之学者的年序纲目，注明了各自生卒年期，以及在这后四个世纪中，将他们按照所属的国别进行群类划分。在16、17世纪，国家按以下次第排列，——意大利、法国、尼德兰、英国和日耳曼。不过，在18世纪，如此顺序就遭到摒弃，因为本特利在希腊学术上对荷兰的影响，使得把英国置于尼德兰之前有历史上的必要性。也有更为显著的理由，19世纪需要丢弃上述这个顺序，才能说明日耳曼的情况。因此，在第3卷第1部分，日耳曼18世纪的学术史，之后接着叙述同一国家在19世纪的情况。有出色的惯例，论述日耳曼语瑞士时即与日耳曼有关，论述法语瑞士时即与法国有关。西班牙与葡萄牙被我们关注，主要在16世纪；比利时与荷兰分开论述，是在1830年比利时王国建立之后。在此世纪中，有些篇幅可用以回顾丹麦、挪威以及瑞典、希腊与俄罗斯的古典学术史，也有简短的论述涉及匈牙利与之相关的命运。19世纪在英国的历史，直接连接着合众国，见于此书后一章。
第2卷所附的书目，展示了在准备第2、3卷时采用的大多数资料来源。或许令人觉得，这部著作有着比实际情形更多的先驱。在哥廷根，厄恩斯特·科耳修斯Ernst Curtius徒劳地试图劝导绍佩Sauppe以及迪滕贝格Dittenberger写作一部古典语文学通史，未能如愿。关于这个主题简略而具有提示意义的概述时不时会出现一部，但只有本书尝试涵盖整个领域，涉及任何丰富的细节。福格特Voigt那部令人怀有敬意的著作，只涉及了意大利学术复兴的个世纪。布尔西安Bursian具有价值的“德国古典语文学史”，则几乎专门局限于该国之范围；卢奇安·穆勒Lucian Müller写过一小册关于古典学识在荷兰的著作；还有勒尔施Roersch，他在一部比利时的百科全书中埋藏了比利时古典学术之命运的简述。在所有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下，还有在美利坚合众国，都没有一部单独成书的历史；因此，本书的所为乃是首次之创举，这不仅对于英国而言是如此，也同样可用于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希腊和俄罗斯，以及合众国，而对荷兰、比利时以及德国之学术史的重新研究，也使之延续到当下的情形。在本书中，其生平与著述得到评议的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作古之人。只有非常少数的个案中，完全缄默会显得不太正常，于是我提及了几位在世学者的姓名，诸如韦尔Weil与孔帕雷迪Comparetti。
在努力描述自彼特拉克时代至今一长串古典研究代表人物之主要特色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回想起古罗马人的一个风俗，他们在中庭的壁龛里按照宗谱支系放置着祖先的彩绘面具。这些肖像被视为家宅的主要装饰，从不移动；除非偶而家庭成员中有人亡故，这时每个面具都由一位在世的代表戴上，并穿上长袍来摹拟逝者，为其举行葬礼游行，至广场中的讲台处方止。在那里，“祖先们”从马车上走下来，就座于显要席位，直系的亲属上台并列数四周环坐者的姓名和功绩，后是那些晚近刚刚去世的人[ 波里比乌斯，vi 53；普林尼，《博物志》，xxxv 6；蒙森的《罗马史》，book III，chap. xiii开篇。]。对于今日的学者们，这些篇章提供了一系列他们自己的imagines maiorum【先辈肖像】，每一幅都安置于自己独特的壁龛中，并按照时、地次序将之分属于各自的世纪和国家。他们在一支绵延漫长的游行队列中先行于我们，本书作者有权走入这世界的中心广场，向所有聆听者宣扬每一个人物的姓名与成就。
在此后这两卷中，有接近六十位学者的肖像被采用制版。有17幅作品的原始版画或石印本[ Burman， Ernesti， Fabricus， Gronovius， Hemsterhuys， Heyne， Lachmann， Lambinus， Meineke， Montfaucon， K. O. Müller， Muretus， Niebuhr， Ritschl， Ruhnken， Salmasius， Vossius. 以上这些及其他所有肖像的出处，后可从插图目录中获得。]，我得益于古德曼教授，他从前在康奈尔就职，现在则在慕尼黑工作，慷慨地将全部藏品赠送与我。皮埃尔·德·诺亚克Pierre de Nolhac先生友好地允准我复制了彼特拉克的肖像，这幅图构成了他讨论“彼特拉克与人文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之扉页。亨利·奥蒙Henri Omont先生业已同意我重制瓜理诺的肖像，那幅图首次是由他从英国一份钞本中公布于世的。大英博物馆的G. F. 希尔先生，馈赠给我薄伽丘的大奖章之铸模。萨洛芒·雷纳克Salomon Reinach先生大行善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选择了罗贝·艾蒂安、卡索邦、杜康日和马必雍的肖像版画，为我拍摄下来，并代为复制布瓦松纳德Boissonade的肖像。罗伯茨E. S. Roberts牧师，他是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现在是剑桥的副校长，曾将詹·葛鲁忒的海德堡肖像的一幅精美相片出借给我。哈特曼教授，现在是莱顿大学的校长，也许我使用他私藏的科贝特所赠肖像的石印副本。莱比锡的托伊布纳Teubner诸先生，早已允准复制柏克的某幅肖像，其子向我担保，在他看来那是为出色的一幅。范·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教授，蒙森的乘龙快婿，曾借给我一幅他岳父令人敬慕的肖像，由威廉·里奇蒙德爵士绘制。约翰·穆雷先生曾给我一幅格罗特肖像的精美版画，并允许我在该史家传略文字前重新该图。佛罗伦萨的阿李纳理Alinari先生们允准使用吉兰达约Ghirlandaio所绘费奇诺、兰迪诺、波利齐亚诺与喀耳孔第勒斯群像的复制版；伦敦的照相师们也同样授权，使我得以采用伊拉斯谟的肖像，以及后来的理查德·耶博爵士之像，而牛津的几位莱曼Ryman先生，使我得以在清单中添加上盖斯福德的肖像。后，纽约的惠勒J. R. Wheeler教授寄给我美利坚雅典学校的大奖章，复制于这部著作的结尾处。
在那些友善地提供我传记或书目信息的人中，我可以提及的，除了萨洛芒·雷纳克先生，还有前驻伦敦希腊公使约翰·真纳蒂乌斯John Gennadios先生；圣彼得堡的杰林斯基Zielinski教授，他促成其同侪马林Maleyn教授为我撰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国内学术简短论述；还有米兰的萨巴迪尼Sabbadini教授；哥本哈根的葛兹教授；乌普萨拉的许克Schück与维德Wide教授，以及该大学图书馆馆员毕格登Bygdén博士；根特的图书馆馆员范·德·海根V. van der Haeghen博士，以及鲁汶的助理图书馆馆员维茨J. Wits，他向我提供了同乡人物许多记录资料；哈佛的怀特J. W. White教授与摩根M. H. Morgan教授，纽约的西勒尔E. G. Sihler教授，巴尔的摩的马斯塔德Mustard教授，以及耶鲁的已故席默尔Seymour教授；牛津默顿学院研究员艾伦P. S. Allen先生；剑桥国王学院的卡尔·赫尔曼·布罗伊尔Karl Hermann Breul博士，以及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贾尔斯Giles先生。在转写俄罗斯姓名方面，我遵从了布雷Bury教授的建议。涉及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传记时所研读的丹麦文、挪威文及瑞典文原始资料，都是受惠于大学图书馆的马格努松Magnússon先生，而在修订有关首刊版的部分编年纲目时，我得到了圣约翰学院文科硕士查理·塞尔Charles Sayle先生的帮助。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史密斯W. F. Smith先生翻译过拉伯雷，他向我提供了有关那位人文主义者的一条记载。我从未邀请友人们对拙著加以考评，但是当国王学院研究员亚瑟·蒂利Arthur Tilley先生对部分属于他大作《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之文学》Literature of the French Renaissance论述范围的片段略加垂顾后，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审读意见。这部著作其他部分的少数被我和大学出版社细心的审读员们都疏忽了的错谬，被记录在《勘误表》中【译按，中译本俱已在原文各处加以修正】。每一卷结尾的索引，都并不局限于当卷的内容。比如特别是第3卷的索引，收入了条目对象的可选择部分综合文献之参考页码。
J. E. 桑兹
默顿楼，
剑桥，
19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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