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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安东尼·杰克是一位出生于迈阿密的黑人穷孩子，他凭借天赋和努力，成为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本书的主人公并非杰克，也并非要讲述一个穷孩子逆袭的励志故事。杰克通过三年的田野调查，上百位本科生、数百小时的面对面访谈，深度素描双重贫困生、寒门幸运儿、高收入学生三个群体的生活样态，向读者揭示了，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里， 做一名穷学生， 这意味着什么？ 究竟是哪些学生，他们在学术生活的社交场合能游刃有余， 从容应对他们的同学和教授， 又是哪些同学感到举步维艰， 格格不入？
此书虽刻画美国精英大学，却令人想到黄灯的作品，实乃令人心碎的美国版《我的二本学生》。
亚马逊网站4.7星好评
2020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皮埃尔·布迪厄图书奖”
2019年度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书籍奖
2019年度美国教育研究协会评论家图书奖
2020年度美国社会问题研究协会杰出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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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美国的精英大学里，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凭借超常的努力，冲出破败、暴力、无序又匮乏的“废弃”故土和社区中学，踏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无关性别、肤色和地域，因为出身穷苦，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寒门子弟。
通过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连续三年的田野调查，覆盖上百位本科生、数百小时的面对面访谈，本书作者发现，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踏入大学校园只是一个开始，被录取并不代表能够融入。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显示出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本书所记录的，便是美国大学的真实生活样态：在有钱人的校园里做一名穷学生，他们的挣扎、焦虑、彷徨和挫败，实乃一部寒门子弟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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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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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出生于迈阿密的黑人穷孩子，作为一名“寒门幸运儿”，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走向成功。现执教于哈佛大学，任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寒门子弟上大学》是作者的本书，改写自他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出版后荣获一系列学术奖项，并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大量报道。2020年，因本书的贡献，穆伦堡学院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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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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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寒门也能出“贵子”吗？
“来啊，跟我一起去意大利！”
有归属感， 或没归属感
这里就好像是高中
“炫富”
“您能为我在书上签个名吗？”
面对教授， 轻松还是紧张
经营关系网， 还是独自单干
减负， 还是加压
“我，也，饿”
把她们当女仆吧
请你去排另一条队
春假期间的挣扎求生
结语 在录取之后
认真对待 “过去”： 穷学生的多样性
此时和此地: 从录取到融入
向前看: 政策解决方案
附录
注释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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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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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也能出“贵子”吗？
“托托，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在堪萨斯了。”
——桃乐茜，《绿野仙踪》
“别的黑人穷孩子在哪儿呢？”这是记忆中我问自己的个问题，那时的我，还是一名肥嘟嘟的大一新生，梳着辫子头，走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校园里。不一会儿，我就发现自己来到了校园主庭院的中心地带，站在约翰逊教堂外。草坪刚刚修剪过，看上去很清新，闪着深绿色的微光。那个夜晚，对于我这种迈阿密土生的外来客略有些冷，但初来乍到的新生在四处闲逛，躁动不安地互相问候寒暄，夜晚的空气中也飘浮着激动。话匣子打开后就再关不上，我被包围起来。没费多大工夫，新同学就带我通过了跨入大学的仪式，15年后，我现在称之为“破冰对话”——就是发生在你去吃饭或上课的路上，那些短暂且随意的闲谈，以自我介绍为主，仿佛不经意之间，同学们口头提及一段他们的学业经历，或者向所有愿意听的人讲述他们暑假的消夏旅途。
这些陌生人——我的新同学们——交换着他们夏日玩乐的趣事。有人出国旅行了好几周，有人在家里的避暑别墅内办了酷炫的派对，有人拿到了职业篮球赛的场边票，还有人接到邀请，观看电影的私人首映礼，据我所知，都是那些尚未到影院公映档期的电影。这些孩子多是白人同学，但黑人同学也会插话进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开始讲述自己护照印戳背后的精彩故事。班上就有一位黑人同学，漫不经心地提到她曾经坐过私人飞机。我当时就想到自己次坐飞机的经历，其实就发生在数月之前：为了赶上阿默斯特的橄榄球招生行程，我乘坐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劳德代尔堡飞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所有人都警告我，使得我非常害怕自己的耳膜会爆裂，于是乎，我，拼命嚼了5块绿箭薄荷口香糖。我搜肠刮肚，试着想出一个可以让我加入对话的故事。在我印象中，能称得上家庭度假的一次，就是全家人驾车沿着95号州际公路，从迈阿密开往我们在佐治亚州的亲戚家。这些富家子弟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夏天，但在我家，夏天仅仅是一个季节而已，是一百天挥之不去的酷热、潮湿和飓风。当然，还有该死的蚊子。
我被富人包围了；我在阿默斯特的一些同学是真有钱。阿默斯特的宣传手册骄傲地宣称，约有40%的学生获得了经济资助，但我知道，这句话的真意要反过来读：在这所学校，超过一半的同学来自能赚大钱的家庭，这让他们压根没有资格申请任何经济资助。但财富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毕竟，我已经知晓了同富人一起上学是什么样子。我刚刚从格列佛预科学校（Gulliver Preparatory）完成高中学业，那是一所昂贵的私立中学，就位于迈阿密。虽然我在格列佛只待了一年，但那一年却让我初尝了未来的滋味，我也因此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好了准备，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术上。我在格列佛交到了好的朋友，是他父亲说服我开始吃五分熟的汉堡，而不是我们家里习惯的全熟汉堡，在高中后一年，他收到了一辆车，还有费用全部付讫的横穿欧洲背包游，作为他的毕业礼物。我次听到“青年旅社”这个词，就是在他们家的西班牙风格的豪宅里，里面有两个家庭活动室，我们当时就坐在较大的那间闲谈。
然而，从我在格列佛的经历，到我在阿默斯特的发现，两种生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差异。尽管财富已经不再让我震惊，但我确实曾因阿默斯特的肤色而感到惊讶。在格列佛，那些富家子弟，开着路虎揽胜车，炫耀着昂贵的度假旅行，都不是黑人。但在阿默斯特，在我的新同学里，却有很多富家子是黑人。
我在那天下午的发现，丝毫不差地映照了我多年后的阅读。我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学的研究生，在阅读威廉·鲍恩和德里克·博克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开创性研究《河流的形状》时，我又回想起初到阿默斯特的日子。鲍恩和博克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28所精英文理学院和大学（其中既有常春藤盟校，如哥伦比亚大学，又有居于领先位置的公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大多数的黑人学生都来自高收入家庭。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学们也不例外，有些人是贝恩资本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公子哥，还有些则是出身梅奥医学中心和麻省总医院的富家女。我则不然。我来自迈阿密的椰林区，是一个“赢在起跑线”项目（Head Start）的孩子。2013年，我的故土作为一处破败之地被《迈阿密先驱报》称为“被时间遗忘的街区”。我的母亲30多年如一日，穿着一件绿色的Polo衫，背后印着“保安”字样的白色大写字母，在庞塞德利昂中学的长廊里巡逻。白天，我大哥穿着他的淡蓝色制服，全身布满了漂白剂的斑点，在我从前的破旧小学里打扫教室；到了晚上，他还要在南迈阿密医院里清扫急诊室。
在我转学到格列佛之前，我同财富亲密的接触要数奶奶讲给我的故事。在她成年后，占据她全部生活的，就是在有钱的白人家里打扫卫生，主要是医生和律师家庭。当我的堂兄因非法持有管制药品而被捕时，奶奶的一位律师雇主代表他出了庭，算作对奶奶20多年家政服务的回馈。奶奶从不八卦雇主的家长里短，但她间或还是会透露一些琐事，关于某次昂贵的采购或者某次奢华的家庭旅行。其中一家的父亲是一位民航飞行员，他曾邀请奶奶搭乘由他执飞的某次航班去旅行，这样一来，在登机旅客找位子就座时，奶奶就能听到雇主通过班机通话系统传来的迎客声。（奶奶压根就没去。）然而，即便是这些二手的叙述和没有回应的邀请，也已是我能接触到的极限了——于我而言，财富只不过是一种传说。听着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学讲述他们的奇遇，仿佛我们坐在奶奶的膝头听她讲故事一样遥远，我早已学会让自己坦然面对，在一个富有且以白人为主的地盘上，成为少数的黑人穷孩子，从前在格列佛是这样，如今在阿默斯特也是如此。
那个下午，我匆忙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是极其不平等的，其阶级分化也令人不安。与有钱人家的同龄人相比，穷人家的年轻人，不论族裔为何，他们上大学的可能性要更低，而其中来自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穷孩子就更没啥可能了。即便他们能够上大学，也很少就读于阿默斯特这样的学校。在美国的全部本科生中，虽然约有一半学生是其家庭中上大学的人——这部分学生又多半出身贫苦背景——但代大学生却不成比例地被分流至社区学院、以赚钱为目的的学院，还有某些更容易被录取的四年制学院。这些学校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资源匮乏，学生资助稀缺，在读生流失严重。
当然，这种不均衡在精英大学里却颠倒过来。学校在录取时选拔性越强，则它们录取的苦出身的学生人数就会越少，无论在阶级还是种族意义上，都是如此。安东尼·卡耐瓦莱和杰夫·施特罗尔是乔治城大学教育与人力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统计1982年至2006年间的大学生人口数据，他们的研究清楚地记录下这一现象。在录取竞争激烈的大学梯队里，如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来自全国收入分配排位后半段家庭的，只占全部本科生的14%。而在录取竞争难度第二梯队的大学里，也即诸如狄金森学院、福尔曼大学和斯基德莫尔学院这类大学，同比数据也只有16%。在两位学者合作研究时，他们在录取竞争激烈的分层里纳入了193所学校，在此类大学里，低收入学生的稀缺，同另一现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上述两档类型的大学里，来自收入分配排位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的学生，其比例分别为63%和70%。换言之，以经济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富家子弟已经在全美好的大学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席次。
来自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家庭的孩子们到底去哪儿上大学，新的数据提供了一幅更详细但却也更令人沮丧的图景。2017年，经济学家拉杰·切蒂和他的合作者研究发现，来自收入高居金字塔顶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与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类型家庭的孩子入读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后一类型高出77倍之多。这项研究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者在样本中纳入了共计38所精英院校，包括科尔比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这样的地方，结果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这些大学，来自收入居前1%的家庭的学生，其人数之多，超过了来自落在后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总数。在科罗拉多学院，这一比率甚至已经高于2:1，而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经突破了3.5:1。
换一种比较方法，我们再来看看超级富豪的大学目的地，上述的不平等还能有更加尖锐的呈现。切蒂的研究报告指出，统计收入在0.1%家庭的学生，他们就读于精英大学的比例为40%，这一百分比同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的比例是相同的，只是后者要把所有的大学包括在内，无论是四年制，还是两年制。
我们现在或许有了更好看点的数据，但这一状况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在此前20多年的时间，大学一直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它们被认为应当更积极有为，更努力地去战胜不平等，具体而言，大学应当利用它们可观的财富来应对高等教育“上学贵”的问题。2008年，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就发出警告，根据它的指控，大学拿到的捐赠虽然水涨船高，但却没有将经费用于学生资助和录取。公众也随声附和，抱怨学费开支不断增长，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力承担。大学也因此错失了出身卑微但上进心十足的好苗子，过去是这样，现在依旧如此。因为录取中的不平等，出身贫寒的年轻人难以获得精英教育的收益，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同时也为了回应公众对教育开支飞涨的强烈不满，有些大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引入了无贷款助学政策。在此之前，助学政策通常采用奖学金和学生贷款的组合，对于许多贫穷家庭来说，成本之高依然令年轻人望而却步。而现在，学校开始引入一揽子的助学政策，用奖学金和其他形式的资助代替了贷款，希望借此帮助那些出身卑微但却有学术天赋的申请人，首先把他们招进大学，继而支持这些穷孩子。
普林斯顿大学在1998年开启了这场变革运动。当年的校长哈罗德·夏皮罗在谈及该政策时曾如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尽我们之所能，确保没有学生仅仅出于经济考虑而决定不申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改革之后，许多高校立刻跟上。阿默斯特在1999年也如法效仿，此举为数年后我获得录取扫除了障碍。到2008年为止，所有的常春藤盟校都加入了无贷款助学的行列。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和杜克大学也采纳了类似的政策。虽然推行此类政策的大多是私立院校，但无贷款助学政策也在一些旗舰排位的公立大学得到推广。2003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成为首个引入无贷款政策的公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紧随其后。唐纳德·萨利赫，此前曾任康奈尔大学新生录取及助学办公室的主任，就曾道出社会大众对此类助学新路径的感触7：“保证社会经济背景的多样性，其意义不可低估，唯有如此，大学校园才能成为整个国家的缩影，而不只是高收入者的家园。”
这些政策革命扩展了进入大学，尤其是步入精英院校的通道，其收效可谓立竿见影：学生群体看起来开始发生变化。2015年，瓦萨学院赢得了首届“库克促进教育公平卓越奖”，在该校，有资格申请“佩尔奖学金”的学生，也即来自收入分配位居后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占比从2008年的12%提高到2015年的23%，几乎翻了一番。而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的报告，统计它们在2012年至2014年间所录取的学生，至少有20%来自低收入家庭。
精英大学虽然为数不多，但这些学校的影响力，特别是它们对学生个体之生活乃至美国社会之整体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对于那些家境贫寒或出身卑微的学生而言，能到精英文理学院或大学读书，就意味着踏上了一块社会流动的跳板。从任何一所大学毕业，学生都能因此受惠——尤其对于隶属某些群体的学生而言，他们之所以能上大学，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旨在让大学生在阶级和族裔构成上更加多元的政策红利——高等教育更是能提供实在的收益。但是，在毕业率更高的精英院校，这种差异却更加显著。在美国，那些在入学录取时竞争激烈的大学，也向来因其90%甚至更高的毕业率而骄傲，相比之下，社区学院的平均毕业率只有57%。如何解释这种毕业率上的差距，一方面要看到就读于不同类型的院校，学生在学业上的准备是天差地别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精英文理学院和大学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源以及充分的支持。也因此，就读于精英院校，学生在毕业后的经济回报也会更大。一项1999年的研究发现，比较精英私立院校和排名靠后的公立大学的毕业生，虽然是同龄人，但前者的经济收入要比后者高出39%。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联邦法院的大法官，还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看到的往往是毕业于精英文理学院和大学的校友，极少有例外。社会学家劳伦·里韦拉也为我们展示，在尝试进入管理咨询、法律和投资银行这类高收入行业时，来自精英院校的学生都带有文凭的优势；久而久之，精英院校的校友也就主导着此类公司的各级人事。
考察精英院校本科生的人员构成结构，变化是显著的。越来越多的院校都在推行新政，促进出身卑微者的社会流动。这些院校致力于让校园更多元，引申开来，也旨在扩展美国未来领导者梯队的元素构成，它们也因此备受尊重，并获得嘉奖。对于穷学生来说，精英院校的大门正在日渐打开。但我们要问，究竟这扇门现在开了多大的缝？我们不应忘记，普林斯顿是率先引入助学政策变革的，但即便是普林斯顿，在前述切蒂的研究中，仍是其样本中的38所大学之一，来自收入1%家庭的学生多于后60%的家庭。较之于50年前，穷学生进入精英院校的人数现在可能多了些，但这些大学的校园仍是财富围成的堡垒，作为其坚实地基的风俗、传统和政策，所反映的仍是有钱人的品位和习惯。
我坚信，我们应该祝福这些文理学院和大学，应该为它们的改革意愿而骄傲。然而，我们也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追问：那些得益于新助学政策而走进大学的学生，他们究竟是谁？当这些学生置身校园之后，他们又会遇到什么状况？既然他们已经成为某一精英院校的学生，他们又是如何在学术圣殿内安身立命的？
回到阿默斯特方庭的那个下午，在四处闲逛并寒暄问候之后，我和新生同学们一道，步入了瓦伦廷餐厅。用餐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黑人女孩，她刚从一所高贵的私立中学毕业，前一年还曾到西班牙做交换生，但当我知道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而且也是家里的头一个大学生时，诸位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讶。发现了我们竟有共同的过去，一股强烈的安慰就涌到心间，不仅因为我们都曾经历的贫穷，也为我们共同体验的自由。我们当即找到了共同话题，开始交流来阿默斯特之前的生活故事。原来，我们俩都在隔离社区内长大，那里差不多都是黑人。我们所见过的白人，不外乎如下清晰可辨的三类：警察、瘾君子、迷路的人。她家也是勉强维持生计，经常入不敷出。我们俩都曾在烛火下写作业，不是为了烘托气氛，而是因为没钱买电。
当说起为月末开支买单而陷入绝望挣扎时，我俩都笑了，感受竟是如此相同。很快，在我们桌上，又有其他几位同学也加入进来。事实证明，我们不是的例外，原来，曾在小时候尝过穷困的滋味，但却在转入预科中学后接触到另一个不同世界的，并非只有我们。我这才发现，在刚才的破冰寒暄中，我从一些新朋友口中听到的度假别墅，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家的。这些度假屋，经常属于他们有钱的高中同学，就是那些与我们交好的家庭，让我们得以瞥见过美好生活的模样。原来，我不是孤身一人。我也不是校园内的黑人穷孩子——曾超越家庭的经济能力甚至是想象力，有机会去体验那些原本不在自己生活经验里的经历和场所——我在阿默斯特并非孤例。原来，在我和身边同学之间，并没有我曾认为的那么不同。我们都很穷。但我们也都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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