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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斯文在兹:《学衡》杂志文论典存

書城自編碼: 366095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研究
作者: 张宝明
國際書號(ISBN): 9787567568723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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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学衡》杂志百年回眸,见吾国文化之价值。
回眸百年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涌动一股主动“去中国化”的激进思潮,矫枉过正者有之,全盘西化者甚之。创刊《学衡》,赓续斯文,仁人志士,奋力抵御。学衡派深究中西文化之渊源,直陈自毁文化根柢之弊端,捍卫中华民族之血脉。
张宝明教授长期浸润于近现代史,问题意识明确,从人文传统、文学、政治、教育和治学五个角度,在《学衡》杂志11年凡79期文论中,择善遴选,撰序弘扬,揭示了长期被湮没忽视的思想文本,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且珍贵的文化遗产。
环顾今日之世界,中国正经历着“去中国化”“脱钩潮”,重温《学衡》,重拾文化自信,或许正当其时。
內容簡介:
《斯文在兹》为民国时期《学衡》杂志的文章选编,收录了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刘永济、汤用彤等诸多文化大师的华彩篇章,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进行了富有先见性的探索。在传统文化危如累卵之际,他们按捺不住自己的关怀,大声呼喊出自己的信念,一心要“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透过他们独特的人文视角,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些先驱的世界眼光和家国情怀。
關於作者:
张宝明,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皖江学者,河南省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兼任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尤其是20世纪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学术月刊》等国内重要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论著多部。编著有《回眸<新青年>》《文言与白话》《<新青年>百年典藏》等。
內容試閱
“绅士”对抗“猛士”:那一代人的文化自信与人文救赎
——从《新青年》到《学衡》
张宝明
一、“斯文在兹”:“不识时务”的“学衡”
回眸20世纪20年代初《学衡》的问世,总会有生不逢时的历史感受,仿佛能够看到“学衡”派同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步伐:一群学富五车的海归们并未沉浸于象牙塔中的崇高,他们按捺不住士人阶层特有的那份“忍不住”关怀,怀揣着对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立意为民族做出悲壮的文化担当。那一年正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
《学衡》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作为重要的历史标志,1920年“新青年”派志士掀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巨浪,终于将白话文从厢房挪进堂屋——北洋政府一纸公文将白话文送进初等教育的课堂,“新青年”派很自然地将此视为其所发动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完胜的标志,而且此时在新思想界中“新青年”派的文化重建方案已完全处于压倒性地位。此情此景,“学衡”派以大雅之态卓尔不群,高调宣称要重新开拓中华文化复兴的一条新路,将自我置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口浪尖,直面一边倒的时流,这在当时是需要非凡的气魄与勇气的。如果没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任性与决心,就难以担负起呵护与守望千年文化经典的责任。毕竟,这种与时流的抗衡,已经不是当年“古文大家”对待尚处于摇篮襁褓之中的白话婴儿一般。对此,胡适运筹帷幄、木已成舟的心态颇能说明问题:“《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能感受到《学衡》一族的悲壮与苍凉。在这样的色彩中,我们才能充分领略到士人特有的尊严与气节:正是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悲情,让《新青年》与《学衡》的配色是那样的鲜艳、夺目、抢眼。在这一强烈的对照下,作为读者的我每每想到彼此相对而出的伟岸(文化)“青山”,心中油然生爱,且不免一声叹息:“桃花”何必笑“春风”?
近百年后我们在冷静的历史审视中,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学衡”派的精神深处,埋藏着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以及对于民族文化财富的“温情与敬意”,在“温情”中呵护,在“敬意”中执着。在20世纪20年代所出现的这一幕场景,让笔者想起两千年前的一个经典画面,那是孔子带领贤徒高足在论道、布道、施道途中的一次有惊无险的插曲。遥想公元前496年孔子由卫适陈,困于匡,弟子惊惧,此时却听到孔子从容自信的宣讲:“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如果译成白话便是:“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自命继周公之道,文化血脉一身所系,并怀抱舍我其谁的道义精神,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传扬文化血脉的历史重任,这种自信甚至有些任性的文化态度和担当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斯文在兹。”
“追昔”可以找到“源头”,“抚今”也不难发现一以贯之的“去脉”,即使在时隔数十年后的六十年代,《学衡》核心人物吴宓在激进革命氛围的包围下仍然坚信《学衡》的理想与价值,固执地宣称:“《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吴宓先生所言非虚,当五十年后宣扬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重读《学衡》,便会深深理解他们对悠长中华文脉的“自信力”,并猛然发现,他们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硬干”、“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遥想诸公当年,带着满满的文化自信,开始了崎岖而又坎坷的人文救赎之路。
二、“大其心量”:开放视域下的人文盛宴
如果说“新青年”派烹调了一道“民主”、“科学”大餐,那么“学衡”派奉献的则是一桌“示正道,明大伦”的人文盛宴。在两个“战队”以白话与文言之争为切入点的楚河汉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深水区作业在等待后来者打捞。应该看到,在《学衡》和《新青年》之间并不存在要不要“科学”与“民主”的分歧,因为历经欧风美雨洗礼的海归们,本就共执“德先生”、“赛先生”的“同途”,只是在如何“民主”、何以“科学”的道路选择上步入“殊归”。在近代人看来,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真理在本质上根植于自由和理性。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科学”的膜拜者“新青年”派,还是“人文”的拥趸者“学衡”派,他们都对远道而来的“先生”敬重有加。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与《学衡》一脉相承的《思想与时代》主撰张其昀的言论中不难窥见:“本刊显然悬有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遵循自由和理性的旨归,并同样立足于关怀未来中国的现代性走向,两个文化群体着力于评文学、说文化、论学风、谈教育,以此作为支点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而正是在这些唇枪舌战的文字中,我们无比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世纪的纠结和张力。《学衡》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立场,提倡元典文化精神,坚守文言应有的地位。他们坚信,面对中国现代性命题,唯有激活中国人的信念世界、接续儒家本源之价值观念,才可以在守成的人文关怀中建构中华民族的现代性。那一代人“斯文在兹”的责任担当充分彰显于对《新青年》的反思和批评中:“中国文化既已根本动摇,则决定前途之命运,惟在吾人自身,视吾人所以处置之者何如,而卜其休咎。苟吾人态度正确,处置得宜,则吸收新化而益臻发达。否则态度有误,处置未妥,斯文化之末路遂至。”这里的“文”并非天道化作自然之文,而是社会人文,“文”可以回溯到“吾从周”的孔子,不但包括修辞立诚的文统,也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统。“学衡”派以道统与学统传承者自居,将继承学统、弘扬道统、书写文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舍我其谁,担当力挽“斯文”倾倒狂澜的先锋。他们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儒家文化的紧要时刻,按捺不住自己的关怀,大力呼喊出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从1922年1月创刊到1933年7月终刊,79期的《学衡》杂志流布着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刘永济、王国维、汤用彤、郭斌和、陈寅恪等同仁的华彩篇章,透过他们独特的人文视角,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些先驱的世界眼光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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