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 [法]魏柳南著 - 党建读物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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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書城自編碼： 365266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法]魏柳南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09914106
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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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本书针对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矛盾和特点，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重大战略转型：改变唯GDP，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执政目标；放弃粗放型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以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把平衡发展提高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将生态建设提高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新命题等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伟大实践中，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娴熟的政治领导、鲜明的政治立场、强烈的历史担当。

內容簡介：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
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时代是出卷人，中共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本书针对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矛盾和特点，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重大战略转型：改变唯GDP，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执政目标；放弃粗放型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以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把平衡发展提高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将生态建设提高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新命题等等。
本书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比较准确地分析阐述新的伟大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着力抓手、实现路径，揭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深刻内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伟大实践中，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娴熟的政治领导、鲜明的政治立场、强烈的历史担当。

關於作者：

[法]魏柳南（Lionel Vairon）法国汉学家、战略学家、远东学博士。2002年，魏柳南进入国防部担任战略委员会战略顾问。同时，从2002年到2010年他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从2004年到2007年在高等商业学院任教，从2006年到2008年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主持中国研讨会，另外他在国防高级研究院和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作关于中国的主题演讲。在法国外交部难民及无国籍者维权办事处（OFPRA）领导过非洲部的工作。从1989年起，被派驻柬埔寨、泰国和伊拉克任外交官，先后在东南亚和中东担任外交专员。
魏柳南于2006年9月在法国艾力普斯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的威胁？》法文版，2009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中文版，201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多篇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

引　言 >>>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一、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02
二、新答卷：以党的自我革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006
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12

章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一、来自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位置” 018
二、造福人民：“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23
三、依靠人民：“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 030
第二章 >>>
“多跑一次”：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一、从“一站式”服务到“多跑一次” 041
二、从试点到立法：“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045
三、数据共享：用“数据多跑路”换来“百姓少跑腿” 054
四、“人民满意不满意”是改革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 059

第三章 >>>
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一、创新驱动：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066
二、开放引领：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迎风飞扬 073
三、四维张开：撑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天 080

第四章 >>>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正义应当实现，并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090
二、从“看得见”到“摸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097
三、“用得上”：智慧法院让司法服务更便捷 102
第五章 >>>
协商治理：释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活力
一、东海之滨：“这比美国的实践还好” 110
二、西部平原：破解“天下难” 117
三、南粤大地：下围村“突围” 122
四、北方都市：让阳光社区更“阳光” 127

第六章 >>>
平衡也是硬道理
一、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 137
二、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的理想图景 144
三、对口支援：“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150
四、“一带一路”：内陆腹地变身对外开放新前沿 158

第七章 >>>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一、“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 166
二、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 174
三、“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182
第八章 >>>
智慧、便捷、平安：点亮百姓新生活
一、弯道超车的智慧生活 191
二、高铁：跑出中国速度 197
三、平安中国：暖心的国家名片 203

第九章 >>>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一、从区域开发到精准扶贫 211
二、“互联网 ”让扶贫插上翅膀 218

第十章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两山”理念：从余村走向全国 226
二、蓝天保卫战：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 228
三、从“黄色沙漠”到“绿色银行”：库布齐的启示 234
四、从“闲人免进”到“城市客厅”：中国如何破解
“邻避”困境 241

內容試閱：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2018年1月5日，元旦刚过，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了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开班式上，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词：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新时代是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目前所处历史方位的新论断，伟大社会革命则是中共对新时代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这两个关键词是准确把握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把钥匙。
一、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一个看似平常的词语，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意蕴。
“时代”，体现的是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它要回答的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从马克思开始，共产主义政党就将自身的纲领和策略建立在对历史的分析之上。马克思立足于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向后，他追溯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明晰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哪里来；向前，他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指出了资本主义时代将通往何处。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指出了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路径，而且用《资本论》这一杰出的范例，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有效进行历史分析的工具。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将之用于分析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任务和使命。
称其所处的时代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使中华民族“站起来”，洗刷百年耻辱，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共产党人完成了那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建立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称其所处的时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使中华民族“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习近平称其所处的时代为“新时代”，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使中华民族“强起来”。“强”不仅仅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治理、价值观等软实力。
“站起来”横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富起来”横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强起来”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并将引领一个新的时代。
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不同的行动指南和行动策略。
“新”，标识的是“时代”所处的具体历史方位，它要回答的是中国现在立于何处。“新时代”之“新”，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价值判断。
作为事实判断，“新”是相对于过去40多年而言的。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作为价值判断，“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的期盼。中共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一个“新”的美好社会，并以之为基础，为向更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提供基础。
“新时代”，是一个概念透镜，透过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前进方向的目标、策略和理念。
事实的“新时代”并不等于价值的“新时代”，从事实的“新时代”到价值的“新时代”，需要一次飞跃。没有这惊人的一跃，不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中国很可能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前功尽弃。这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次新的赶考。
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7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共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70多年后的今天，习近平说，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这场考试由人民来主考，考的是党为人民谋利益的业绩，考的是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如果说，70多年前中共面临的考试是如何从革命夺权转向国家建设的话，那么，今天中共面临的考题则是，如何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历史之问，是人民之问，也是——时代之问！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然而，要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绝非易事：
环顾宇内，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粗放的发展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滑坡，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近极限。
放眼世界，国际金融危机硝烟未散，逆全球化浪潮勃然而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刀光剑影。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全球治理困局凸显，地区冲突、恐怖主义、主义甚嚣尘上。世界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会交一份怎样的答卷？
二、新答卷：以党的自我革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答卷是：以党的自我革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革命的基因流淌在中国共产党的血液之中。但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革命话语经历了一个转化。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而让“革命”话语走出了长期以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想象，赋予革命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革命”一词回到其在古汉语中的本义——“革故鼎新”。当习近平讲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时，指的就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与革命一样，社会革命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革命主要指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它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领域的重大变革。广义的社会革命则不仅包括狭义的社会革命，而且包括狭义社会革命的前提——政治革命，通过夺取国家政权为社会革命开辟道路，就像列宁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以及狭义社会革命的基础——经济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习近平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时，此处的“社会革命”既指涉广义的社会革命，也特指狭义的社会革命，而且，重心在狭义的社会革命。尽管狭义的社会革命是重心，但这并不排斥广义的社会革命，而且需要广义的社会革命予以配合。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共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后蕴含的正是狭义社会革命和广义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曾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告别革命思维，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这种观点看来，革命是改革的对立物，革命就是狭义的革命，专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邓小平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突破了这种狭义革命的观念，习近平则在此基础上为社会革命注入了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用“伟大社会革命”来统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无论是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还是习近平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它们都是新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政党，其革命话语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古老的经典之一、被尊为六经之首的《周易》有一卦叫“革卦”，它是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源头，“革卦”的卦辞阐明了革命的条件——“顺乎天而应乎人”。
中国共产党的“天”就是时代的要求，所谓“顺乎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政治上积弱，受尽外国列强的凌辱，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共产党用政治革命来回应时代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落后，中国共产党用经济革命来打破贫穷的诅咒；在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了，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国共产党用狭义的社会革命来破解这些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人”就是“人民”，所谓“应乎人”就是要回应人民的呼声，就是要让自己的政策合乎民心。用中共十九大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周易》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翻译成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新的社会革命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重提社会革命，一方面用广义社会革命概念重建了革命的连续性，回应了“告别革命”思潮及其所隐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用狭义的社会革命概念凸显了社会革命的阶段性，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狭义的社会革命概念是建立在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基础之上的。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中共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判断，中共制定了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基础。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在中国都能够找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战略部署。
从1979年11月到1981年6月，中共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并于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政策重心转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持续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这一政策转向的结果。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矛盾进行了重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改动，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多年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70多年前，中国人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非常匮乏。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物资紧缺，城市居民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买米需要粮票，买肉需要肉票，甚至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更别说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了。关键是，所有的物资都是定量供应的。以粮食为例，城镇居民每月人均定量25市斤，小孩按年龄段定量不等，为不满周岁的婴儿，每月每人6市斤。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生活质量几乎是一种奢望。
今天，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当年老百姓可能一年才能吃上一回的食品，今天随时都可以吃到，而且不限量。过去老百姓只有趁着单位出差才有机会顺便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可以常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2019年，中国公民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1.55亿人次。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都进入了世界前列，“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又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发展的数量上去了，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民生领域的短板也还不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今天，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要已经不是吃得饱穿得暖了，而是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面对新的情况，新的社会革命也表现出和前一阶段的社会革命不同的特征：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顶层设计，从注重数量到更加注重质量，从强调效率到更加强调公平。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不仅要破解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悠悠一甲子，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60年一个轮回。
50多年前，中国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美国在经历一场社会革命。中国的这场以“革命”为名的浩劫将中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的那场社会革命以执政党的易手而告终结，人亡政息。
60年后，中国开启了一场新的改革征程——新的社会革命，美国也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50年前，中国与美国基本上是隔绝的，中国的浩劫和美国的“伟大社会”计划没有什么关系；50年后的今天，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和美国已经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今世界上重要的两个国家不能再做零和博弈。
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表明，这一风险正在积聚。2019年香港的暴力事件表明，这一风险迫在眉睫。“颜色革命”是美国打击对手的重要手段，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从乌克兰到北非、从中东到西亚，所过之处，哀鸿遍野。香港的暴力事件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所进行的压力测试。
如何为新的社会革命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
50多年前，林登·约翰逊受制于美国的政党制度，无法为其“伟大社会”计划尽其全功。当尼克松赢得大选，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为白宫的主人之后，“伟大社会”作为一场改革运动就走到了尽头。50年后的今天，中国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制度优势，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其制度和策略，带领中国从崩溃的边缘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今天，中国共产党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其改革措施，其领导地位可以有效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一届接着一届干。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一定能通过新的社会革命建设一个美好社会，让占全世界1／5的人口过上美好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醒，“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一场历史巨变，让我们拭目以待！

章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不知能不能问一下？”
2019年3月22日下午，意大利众议院，习近平主席同众议长菲科举行会见。临近结束时，“70后”的菲科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听到众人的笑声，菲科补充道：“因为我本人当选众议长已经很激动了，而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
习近平主席的目光沉静而充满力量，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首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郑重宣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短短1175 字的讲话中，“人民”（“群众”）一词被提及22 次，单是集中谈论“人民”的部分就占了将近50% 的篇幅。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字眼出现了203次。2018年，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句朴素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牢牢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这与美国的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就是民有；依靠人民、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就是民治；造福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民享。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政党在实现这一民主和民生理想中的领导作用，以及政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巴西学者罗尼·林斯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时，认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也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果。
2013年，在纪念同志诞辰120 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一、来自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位置”

站在长安街上，可以望见中南海新华门内影壁上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这五个字是题写的。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张思德在炭窑内工作时，炭窑突然崩塌，他为救战友，不幸牺牲。3天后，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引用了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并亲笔为张思德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今天，新华门内“为人民服务”的题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它也时时刻刻提醒着每天进出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位置”，必须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顾过去40多年，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邓小平形象地用“黑猫白猫”来比喻中共的改革哲学，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判断“好猫”的标准就是他在深圳视察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落脚点还是人民，邓小平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也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以渐进的方式，在实践中探索，凡是有利于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做法，就坚持并推广之。
习近平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在他的心目中，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把让人民满意作为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裁决者和终评判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时时刻刻要把人民放在心上。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写过一篇短文《心无百姓莫为“官”》。古往今来凡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其著作《之江新语》中，232 篇短论，“心无百姓莫为‘官’”的思想观点占了超过1／4的篇幅。在习近平看来，党员干部不仅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而且要“放在心中的位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讲了一个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把人民放在心上，尤其是要将那些困难群众放在心上。1992年，习近平出版了他人生中的本书《摆脱贫困》，这本书聚焦的就是扶贫工作，是他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感悟。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要在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要知道，即便是在当今富裕的美国，也没有彻底解决贫困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扶贫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即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贫困人数减少，后的较小规模贫困人口脱贫的难度就越大。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后剩下来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家都在扶贫的“后一公里”铩羽而归。正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中共才做出了攻坚克难、彻底脱贫的庄严承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要 “以百姓之心为心”，倾听人民的心声，要了解人民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引用《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来批评某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 “以百姓之心为心”首先要摆正关系、端正态度，将人民的利益放在位，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乱上政绩工程。许多引发政府与民众矛盾的举措，诸如上马环境污染项目、违规征地与拆迁等，其背后，要么是官员“拍脑袋”决策，要么是从一己私利、政绩出发，这就是以“己心”代替“民心”。其次，“以百姓之心为心”必须知道百姓之心是什么。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什么需求，这是要深入基层调研、走访才能知道的，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在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共的优良传统，想当年，花了32天，通过深入调研，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为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选择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中共制定各项决策时的指导思想。中共的群众路线更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将调查研究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要将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重心，让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十八大以来，中共加大民生投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逐步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突出问题；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努力打破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保证人民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结中共改革开放的经验：“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二、造福人民：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共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一词出现了14次。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何谓美好生活，则是政治哲人思考的永恒主题。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将“美好生活”（good life）作为政治的主题。他说：“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美好生活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仅仅为了生活，有家庭和村庄即可，无须建立城邦，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美好生活。城邦既是人实现美好生活的保障，也是人实现美好生活的舞台。优良的政体可以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各种外在的善，如国家的独立、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司法的公正、环境的优美；人积极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则可以发展自身内在的善，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差不多同时，中国的儒家也提出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构想——大同社会。成书于汉代的《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描述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小康社会是一个可以通过努力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社会状况；“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社会图景，是儒家追求的境界。大同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领导者为贤能之人，他们大公无私，充满奉献精神和仁爱之心；其二，整个社会“讲信修睦”，是一个和谐美满、互敬互爱的大家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三，人人各得其位、各安其位，“男有分，女有归”，“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其四，社会的弱势群体得到很好的照顾，“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五，人们没有私心，积极为社会贡献力量，以至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近代以来，康有为著《大同书》，把中国大同理想与西方文明相结合，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孙中山将“大同之治”视为中国“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他将“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己任，为实现“大同”创造政治前提。
将《礼运》中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关联起来，并以革命家的豪情，提出“15年内赶上英国，50年内超过美国”的口号，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共产主义。但事与愿违，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雄心壮志结出的却是一枚难以下咽的苦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对美好社会的愿景和阶段性目标适时进行调整。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小康”一词在汉语中起源很早，它表达的是人民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生活富裕安康的美好期盼。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5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进一步用量化的经济指标对小康社会进行了说明：“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思：“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应该说，历史没有辜负邓小平，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共的雄心壮志真的让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起步，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巨大的生产力，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城市的生产力也得到释放；开办经济特区，外资不断引入，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中国不仅按照原定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而且提前于1995年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如期实现了既定的小康目标。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物质极度缺乏、生活相对贫困到物质极大丰富、生活相对富裕的飞跃，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所能反映的，中共的目标不仅要让经济指标数字好看，更要让经济指标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原因何在？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 按照他的构想，小康社会是人人皆小康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人人都能过上富裕安定的生活。他还提出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习近平也多次表明：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随着“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中共又适时地丰富小康社会的内涵，从生存型小康社会概念转变为发展型小康社会概念。2002年，刚刚跨入新的世纪，中共就在十六大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小康社会的内涵也从单纯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总体小康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小康；十七大加入“社会”维度，从“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十八大又加入“生态文明”维度，进一步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社会蓝图。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过去4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环境的承载能力不堪重负，经济发展方式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在习近平看来，只有“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共对美好生活的构想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计，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的。
它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共在提出其美好生活的阶段性目标时，从中国传统中找到了“小康”这样一个朴素的词。千百年来，“小康”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潜意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都知道“小康之家”是什么意思。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中共就非常善于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善于将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语言来实现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时代曾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来描绘美好生活的图景，习近平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来充实小康社会的内涵。
它有现实的考量，有经有权。尽管中共的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不同时期，中共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提出现阶段的任务。中共对美好生活的构想是基于现实的情况，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提出的现实可行的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只是一个小目标，首先解决温饱问题，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有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足，美好生活才有可能；等温饱问题解决了，中共马上往小康社会概念中填入新的内容，逐步将其升级为小康社会2.0版、小康社会3.0版，使之超越单纯的经济指标，发展为“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当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中共又在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了具体的步骤和安排。如此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
它有民意的基础。它植根于人民，回应了人民的愿望和需求。1984年10月1日，35周年国庆首都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行进中自发地打出了一条横幅——“小平您好”——此画面瞬间传遍世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也成为中共政策深得民心的象征。邓小平从革命的战火中走出来，他是深刻了解人民的疾苦的。同样，习近平的7年知青生涯也让他和人民心心相通：“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说：“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中共勾勒的美好社会蓝图中，它首先是一个丰裕繁荣的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它也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平衡、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司法更加公正、政治参与渠道更加畅通，人民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它还是一个有尊严有温度的社会，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它更是一个安全舒适的社会，有更便捷的公共服务、更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更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人民有更多闲暇和条件追求高品位的精神生活。
中共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近年来，中共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努力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描绘了一幅美好世界的蓝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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