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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大家小书 屈原研究(增订本)(精)

書城自編碼: 364555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 郭沫若
國際書號(ISBN): 9787805547329
出版社: 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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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屈原是郭沫若先生“喜欢的一位作家”,他以屈原为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屈原言说,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印痕。本书即选取了其中为重要的两部著作——《屈原研究》与《〈屈原赋〉今译》,再现了作者心目中个性鲜明、充满怀疑精神的诗人屈原形象。
內容簡介:
本书是郭沫若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屈原研究》初出版于1943年,作者梳理了屈原的身世、作品,对其作品进行解说,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当时的时代特征,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分析,突出反映其以人为本的文艺观。同时,本书将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一并收录。《〈屈原赋〉今译》是郭沫若先生在1935年至1953年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反复推敲、修改的白话今译《 楚辞》,鲜明地体现了其学术研究进展和具体观点背后的时代印痕。此次出版,是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的首次联袂呈现,对于我们理解屈原及《楚辞》大有助益,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屈原虽九死其未悔的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
關於作者:
郭沫若(1892—1978),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号鼎堂。四川乐山人。1914年留日学医,后成立创造社,从事文学活动。1924年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倡导革命文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日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金文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开展抗日救亡与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继续进行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著有《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屈原》《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蔡文姬》等,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目錄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研究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二 屈原的时代
  三 屈原的思想
《屈原赋》今译
  屈原简述
  九歌
  招魂
  天问
  离骚
  九章
  卜居
  渔父
  后记

  “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评《“离骚”底作者》
  评《“离骚”以外的屈赋》
內容試閱
郭沫若《屈原研究》导读
   李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郭沫若曾坦言:“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从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到1978年逝世,郭沫若始终喜爱着屈原。他读《史记》时,就对《屈原列传》深感兴趣;1912年在旧体诗《寄先夫愚》和为亡友吴耦逖所写挽联中,多次使用屈原的典故;其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伐战争时期、流亡日本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他都曾对屈原深致敬意,直到去世前一年,还挑出了礼赞屈原的《黄钟与瓦釜》(1963年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郭沫若以屈原为主题,写过旧体诗、新诗、古诗今译、小说、研究专著、剧本、杂文、报告等各种文体,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屈原言说。这些言说以学术论文和戏剧创作为代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印痕。对于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学界已经多有展开,本文以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与《屈原赋今译》为对象,对其以屈原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特点略作探讨。
  一
  五四时期,郭沫若对屈原最早的言论出现在1920年初写给宗白华的信中。在这封信中,郭沫若以《东君》中东君跟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Apollo在“乘车马,操弧矢,射天狼等等几无不相类”,证明“吾华民族西来说之可信”,“人类全体有一共栖时代之说,可于神话传说中寻出有利之证左”。1920年年底,郭沫若完成了以屈原为主人公的诗剧《湘累》,剧中屈原的台词实际上是郭沫若的“夫子自道”,除表达了郭沫若本人的诗学理想,还“借屈原之口,抒发了自己对‘混浊的世界’的愤懑之情,表现了自己为‘无辜的百姓’而长太息的赤子之心”。
  郭沫若最早对屈原所作的系统论述是1921年写作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他在文章中将屈原思想分出三个时期:“《离骚》《九歌》颇带神秘的色彩,盖因袭三代之思想而未变,是为因袭时期;《天问》及《九章》对于天问及其他因袭之观念始大起怀疑,是为怀疑时期;《远游》中借仙人王子乔语以表示其对于宇宙人生之彻悟,遂由多神的、神秘的思想,一变而无神的老庄派之形而上学。”郭沫若对屈原思想的分期是在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凸显出来的。在与欧洲文化的类比中,郭沫若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也就是夏殷西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被郭沫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之黑暗时代”。“虞夏之际,为我国历史上之一极大的转换时期:古代思想由形而上学的、动的宇宙观,一变而为神学的、固定的宗教论;而政治组织由公产制度一变而为私产制度,由民主主义一变而为神权政治Theocracy。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政教专制之暴威,不输于秦汉以还;自由独创之传统精神,早已终绝一次。”屈原的《离骚》《九歌》就处于这个时代的阴影之下。在郭沫若看来,《天问》充满了怀疑思想,体现了Renaissance(文艺复兴)的精神。郭沫若重点讨论了《天问》“吾人试细味屈子原文,可知其深为有扈氏鸣不平。聊借他人之酒杯,以自舒愤懑。……屈子殆深为有扈氏呼冤而因以疑天帝之存在”。这正表现了郭沫若当时的研究取向:以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对于屈原的“怀疑”和“彻悟”,郭沫若在《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郭沫若认为,对于宇宙人生,人类在不开眼的时代“是最幸福的时代”,但人类逐渐“把我们的心眼睁开内外观察”时,才发现有很多即便是科学也不能回答的问题,屈原“在《天问》《卜居》之中对于宇宙人生发了许多的疑问,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称的,他也是知道本体的悬拟的”,“他曾梦想上天,但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学的灰色的理论,也终竟于他无补,他终竟跳在汨罗里面死了”。在郭沫若看来,这种因为彻底怀疑而自杀其实并不可取,他心中的偶像是浮士德。浮士德在“大悟一番”后,“献身于陶醉之中,献身于至痛苦的受用,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内部的自我中领略,把一切的甘苦都积在胸中,把自我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西方理论为关照,在跟西方文化的发展进行类比中确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位置,突出了个性鲜明、充满怀疑精神的诗人屈原形象。这事实上是诗人郭沫若的镜像,对这一镜像,郭沫若充满了反省意识。
  二
  1935年,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应开明书店之邀,写作《屈原》作为“中学生丛书”之一并出版单行本。该书是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第一本专著,由《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离骚今言译》四部分组成。
  1921年,郭沫若对屈原作品按照创作时间排序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但在1935年的《屈原》中,郭沫若认为:《离骚》是屈原“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九歌》“当作于他的早年得志的时候”;《天问》作于“襄王时被放逐于汉北以后,是在《悲回风》之后,《哀郢》之前”;《九章》非作于一时,《橘颂》最早,其余八篇与《离骚》《天问》同,都是屈原放逐以后的晚期作品,顺序依次为《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招魂》也为屈原早期的作品。据此,郭沫若将屈原的作品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50岁以前的作品,有《橘颂》《九歌》《招魂》;第二期为50岁至62岁时的作品,包括《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第三期为62岁自沉汨罗之前短短几个月间的作品,包括《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对于屈原作品的如此分期,是基于郭沫若独特的研究所得。
  《屈原》最后一节标题为《言行一致的爱国诗人》,着重论述了屈原的爱国精神。郭沫若认为,楚国无论从疆域还是富庶程度上说,都有可能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但偏偏被后起的秦国战败了。但屈原“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愤的文辞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涨了民族的义愤”。“由楚人所产生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不灭种,中国文如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永远存在的。”可见,郭沫若认为屈原和楚国虽然在事实上失败了,但在精神上却统一了中国。在郭沫若这里,文学作品充当了民族形成和统一的重要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武力来得更为重要。但郭沫若很快就对这种论述有了反省。
  这种反省体现在1935年11月郭沫若所写的《屈原时代》一文中。该文是“由社会史的一个角度里来作的观察”。郭沫若赞美屈原“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但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不过是“在时代的边际上彷徨”。郭沫若遗憾屈原没有充分发动楚国的民众,成就千秋功业,改写中国历史,并对此扼腕不已。在郭沫若的心里,文学家在时代的大潮中不能仅仅从事文学创作。郭沫若真正欣赏的,是那些能够领导民众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政治活动家。
  完成《屈原时代》半年之后,郭沫若写了小说《贾长沙痛哭》。在这篇小说中,他再次对知识分子以“文人”为志业表达了不满。那种将文人、武人分为不同领域,要求他们各自恪守职责、明确身份的观念,对于像郭沫若这样企图逾越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束缚。郭沫若在文中综合了《屈原》和《屈原时代》的观点,体现了对屈原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觉得屈原没有领导民众,只是自己跳水而亡,这是一种失败;另一方面,他觉得屈原跳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可以凝聚起民族的意志。对屈原的矛盾态度,成为他后来解读屈原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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