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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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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如何发展，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思考: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内圣之道，着眼点于如何提高个人的修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外王之道，着眼于如何经世致用。本书引述经典，深入浅出地阐述如何将个人修为与事业发展相融合，引导青年正心向学，修德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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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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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融合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诸子对完美人格的阐述，结合历史经验和理论建构，从“励志”“正心”“修身”“怀德”“向学”“立业”等六个方面详述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所应该具有的修为，引导青年了解了成就事业的核心根基。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中国自身的传统之中，运用几千年文明积累的经验、教训、策略、方法来审视我们周边的人和事，来审视我们成家立业、修齐治平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能把自身的实际情况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师古而不复古，才能卓然独立，超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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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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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胜高，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家讲坛”主讲人，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兼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等。著有《汉赋与汉代制度》《从汉风到唐音》《汉乐府全集》《国学通论》《国学导论》《图说儒家文化》《文化的格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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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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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5
引 言 11
第一章 励志 12
第一节 自立 14
第二节 自勉 27
第三节 自新 34
第四节 自信 39
第二章 正心 46
第一节 明心 46
第二节 全性 51
第三节 慎欲 55
第四节 养气 62
第三章 修身 69
第一节 养生 69
第二节 谨慎 75
第三节 省思 79
第四节 浑厚 83
第四章 德行 91
第一节 大度 91
第二节 隐忍 97
第三节 善友 101
第四节 格局 105
第五章 向学 111
第一节 读书 111
第二节 为学 117
第三节 深思 121
第四节 明理 125
第六章 立业 131
第一节 齐家 131
第二节 处事 137
第三节 用人 141
第四节 谋略 147
结语 152
初版后记 153
修订版后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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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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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楼宇烈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华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
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在近代这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上个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取得了自主，八十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说，“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是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他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华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的话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
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十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他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他伤害的轻重判五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十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他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他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他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他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存、我的成长、我的成就是离不开他人的。没有天地我们能活得了吗？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荀子讲礼有三本，第一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地。荀子讲“先祖者，类之本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族类观念，生命是由父母、祖父母给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天地、拜父母？报恩，勿忘本也。人最基本的品质里面就应该有报恩的思想。荀子还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过去的君也指圣人，意即圣人和老师是他懂得做人道理的根本。“治”的意思是治人治己，治人必先治己，正人必先正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不忘本。
年轻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价值，但怎么实现呢？被别人认同才有价值，要取得别人的认同，他必须要对别人作出贡献。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儒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秘诀，可是我们却说是否定自我价值的罪魁祸首。因为儒家告诉我们要投入到群体中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体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途径和秘诀吗？可是有人讲中国人一点儿自我都没有，怎么没有自我呢？前半生为父母服务，后半生为子女服务，就是没有为自己。我们说现在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子女、为父母服务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他现在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来他的子女对他尊重和尊敬。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报应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去延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孝，好像给父母吃饱穿暖就是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礼记》里面讲孝有三本，“大孝尊亲”，就是使他的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勿辱”，不要让他父母受到社会的侮辱；“其下能养”，能养是其下。
有人问：中华文化这么好，那么中华文化里面糟粕多不多？当然有。比如中华文化里面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愚忠愚孝。其实儒家也不提倡这个。《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成汤杀了夏桀，武王杀了纣王是不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谁都讨厌他，谁都抛弃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所以《周易》里面才有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革故鼎新”。《荀子》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就是回到家里能孝，出到外面能尊重长辈，这只是“小行”。那么什么是人之“大行”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也就是孝和忠都是有原则的，不是提倡愚忠愚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荀子?子道》。
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人就说是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是推卸责任。今天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对传统文化运用得好坏也是我们今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
三
中华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照《礼记》里面的讲法，中国古代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入小学后学习的一个内容是洒扫应对，即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第二个内容是进退有节，怎么进、怎么退，都是仪式上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徐行后长”，是说当有长辈与他同行的时候，一定要让长辈走在前面，而他要慢慢地跟在后面。第三个内容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主要是仪轨的东西。除礼乐外，射、御就是射箭、驾车，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书法，数就是指的术数，就是天文、地理之类的东西。从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可以说是礼乐的表演，这些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去年北京奥运会上，韩国在射箭比赛方面失利了，没有得到冠军，他们很懊恼，认为应该得到。因为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射箭。为什么射箭受到那样的重视呢？
按照《礼记》来讲，射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有乡射礼。乡礼就是社区活动的礼，其体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90岁的老人，那么80岁的老人要等90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坐。射礼里面体现什么精神呢？必须要身正，要身正必须先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他没有射中不能埋怨，说这个靶设得不对，这个时候他必须反省我心正了没有、身正了没有。射礼是让我们通过射培养自己心正、身正，反省自己的品德。这些礼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通过这些礼培养自己的行为。
十五岁进大学后要学什么？要学穷理、正心、修身，学这些做人的大道理。所以就整个中国传统教育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也就是为人之道。我们讲教育乃立国、强国之本，何者又为教育之本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技能的传授上，这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讲为学之方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给他怎么样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比他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现在学科分得很细，以至于各科之间完全是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就中国传统来讲，如果教了他这个只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那我就再也不教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知识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要求我不会去启发他；如果他有了这个要求，我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教育不是我灌给他，而是他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不能反三，他的知识就是一个死的知识。举一能反三才是活知识，才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由此及彼。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良相就是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中国人比喻宰相是大厨师，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味道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的汤来，这就是和。宰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高级厨师。而良医也是调和他的脾胃，调和他的五脏六腑以达到平衡，通痹解塞，道理是一样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君子治治不治乱。”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建立好礼仪秩序。所以不是就乱治乱，治乱只是治标，必须要抓本，就是把社会的礼仪制度建设好。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如果举一不能反三的话就是孺子不可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出大师呢？因为我们都不能举一反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融会贯通。中华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天地之道就是简易，我们从《易经》就可以读到这个道理。《易经》的“易”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不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不易是个基础，所谓不易就是要定位，天地定位，刚柔定位，也就是有相对的东西。有了相对的东西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到自己穷尽的地方，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它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可以调整、变通，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有《周易》里面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变就要死亡了。变了以后就可以通，找到新的道路了，通了就可以久。而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最简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也就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要被它的复杂、博大精深“吓唬”住了。他深入进去就不复杂了，他要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就可以左右逢源了。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在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方面积极地努力。
明朝名士陈继儒编格言集《小窗幽记》，收录了诸多格言，其中有一句说：
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
穷困没必要感到羞耻，人最该羞耻的是走投无路时仍没有志向。二十多岁贫穷很正常，此时还在读书，还没有工作；三十多岁贫穷也可以理解，或是没有继承财富，或是结婚、生子、买房、买车而所剩无几；但四十多岁还没有经济独立，那便是自己的问题。孔子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矣。”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仍然一事无成，必然是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要么心性上没有修养好，不足以成事；要么能力有欠缺，不能够做事。
回望历史，诸多成就事业的人，之所以能从卑微走向高远，从柔弱走向刚毅，从平庸走向卓越，关键在于“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3］就是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事业，不在于幸运、聪明、勤奋，而在于能否一如既往地不忘初心，坚守志向。
苏轼所说的“不移之志”，一是要坚持梦想。也许梦想非常遥远，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离目标越来越近。过程把握住了，结果自然就有。二是不要轻易变换目标。常立志不如立长志，我们常常有很多想法，也会遇到各种机会，面对各种诱惑，正因为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下来的便是极少数，最终他们会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相反，那些看似聪明的人却在突如其来的幸运中迷失了自己，或者在没有理想的勤奋中循规蹈矩地放弃了追求，既没有曾经轰轰烈烈的投入，也没有真真实实的获得，最终只能把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让他们来实现自己曾经有过、却从没有去实现的所谓梦想。
我们身边从不缺少有梦想的人，但为何成就者却少之又少？关键在于不能坚持，更不能持久。没有行动的梦想，只能是空想；没有坚持的梦想，只能是幻想。这就需要我们用梦想来自立，用坚持来成就。
第一节 自立
自立，是不要存依附于他人的想法，要尽量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事，致力于提高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修养。在现实中，有时候或许需要依靠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才能把事情做好，但能否走得更远，还是要靠自己。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自己具备了成就事业的基础，才能百往无不利。韩非子便言：“恃人不如自恃也。”［4］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这便是自立。
自立，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在生活中，哪怕要做一件小事，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如果我们的梦想是远远超过身边的人，那就要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通向事业大道的，只能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苏轼在讨论晁错的功绩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5］
晁错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在汉景帝即位后出任御史大夫。当时的御史大夫，职责是协助丞相处理朝政事务，主管执法与纠察。晁错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打老虎、打苍蝇的问题，他需要对付汉高祖、汉文帝的那些龙子龙孙们。刘邦为了巩固皇权，将他的八个儿子封到全国各地，拱卫皇室以守天下。汉文帝又把他的四个儿子封出去，到了汉景帝时，天下除了皇帝，还有赵王、燕王、楚王、吴王、济南王、济北王、胶东王、胶西王、齐王、临淄王、梁王、淮南王、衡山王、长沙王、九江王。这十五个诸侯王手握军事权、行政权，都有虎视眈眈的实力；有的还能铸钱，更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从经济上说，王国富得流油，皇帝却穷得无奈。从军事上说，皇帝名正言顺地掌握天下，诸侯王却实际控制重要地区。
这些诸侯王安心做贪官、富官也好，偏有人有野心，觉得自己势力强大不是皇帝的赏赐，而是自己能力强，之所以没有当皇帝，是汉高祖、汉文帝的选择不当，于是便有觊觎皇位的野心。皇帝要想巩固自己的皇位，朝廷要想保持一份体面的话，就需要限制诸侯的权力。负责纪律检查的晁错，便坚决主张削夺诸侯权力和封地，来巩固中央政权。这便给了心存不满的诸侯王一个把柄，吴、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个诸侯王便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汉景帝一看：摊上大事了，便处死晁错以谢天下。但七王不仅没有停兵，反而看到了汉景帝自断臂膀的软弱，于是大举进攻，形成了“七王之乱”。
在苏轼看来，晁错的削藩与被杀，是自己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而不计较个人安危。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够立德、立功，正在他们“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敢于面对历史的困境，以一己之力在大多数人沉默、退却时而选择承担，成为为民请命的人，成为担负责任的人。遗世独立，横而不流，闭心自慎，秉德无私，是为自立。
王勃，一生只活了二十七岁，却留下许多名垂青史的诗篇，是中国文学无法忽略的一位青年才子。他能写出《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些名篇，在于他天赋异禀。他九岁时，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就看出颜师古的错误，还撰写了《指瑕》十卷，一一加以讨论。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品位是从七品上，是当时最年轻的官员。用现在的眼光看，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被提拔为一个副处长，恐怕有人要喧哗了，忍不住要查查他有没有背景。
王勃真没有背景，他的父亲王福畴只是雍州司功参军，也是从七品下的官，比王勃做官的起点还低。这类官员在唐代一抓一大把，能把孩子弄到朝廷让皇帝任命，老王肯定没有这个本事，要不他也不会官越做越下，越做越小，越做越远。其实，王勃最大的靠山，就是相信自己。他有高度的自信，曾在《观内怀仙》中说：
玉架残书隐，金坛旧迹迷。牵花寻紫涧，步叶下清谿。
琼浆犹类乳，石髓尚如泥。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6］
这首诗是他在一个道观游览时所想，却可以看出，王勃没有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神仙点化，而是坚信只要自己修养好、准备好，便不需要仰仗别人提携，就能成就事业。这样一看，我们就不会对王勃羡慕、嫉妒，而只能转为赞叹了。他生活在人人崇信仙、佛的时代，并期望神仙、佛祖能够给自己一些眷顾、提携时，却有着这种自立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信心依靠个人努力去读书思考，有动力通过提升个人才德、能力来完善自己。
自立，是相信自己，勉励自己，不攀附，不趋势，先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先把自己能管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基础，是一生绕不过去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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