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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收录了著名青年古文字学者郭永秉教授近年来阅读金、石、简、帛文字和古书的心得,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古文字、古音韵,以“轻学术”的笔调加以调和,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既不失学术深度和严谨,又能让普通读者体会考释古器、古字、古文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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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青年古文字学者郭永秉教授近五年来的学术笔札、随笔、评论和访谈结集,大部分曾在《文汇学人》《上海书评》《新民晚报》等刊载,共20篇。所收文章涉及范围主要是金石文字,笔调轻松但不失严谨,多以某一个具体的点展开,研究文物中的古事遗文,发掘文献背后的乐趣,启迪普通读者以古文献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路径,同时,还对近年来对古文字、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现状作了回顾与展望,在提倡“冷门绝学”复兴的今天,不失为一针“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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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郭永秉,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上海市“曙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出版著作《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九个汉字里的中国》等,并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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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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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1
孔子“瑟教”谭 / 1
屏风上的断想 / 14
“衣镜赋”的凤凰 / 18
春秋晋国两子犯 / 23
雒阳武库钟铭是伪造的吗? / 36
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证真 / 47
关于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的补正 / 62
代笔,还是亲笔?
——汉代小吏书艺一瞥 / 66
“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
——《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读后 / 89
《夷坚甲志》的前三个故事是什么? / 103
古人如何降落到草木之上? / 116
关于“穗、秀”问题的一封信 / 144
与时俱进 精益求精——《文字学概要(修订本)》评介 / 152
《出土文献与物质文化》序 / 156
从出土实物看中国古代简帛书籍文化 / 160
功甫帖墨迹的题外话 / 214
字认完了吗?——谈战国竹书热背后古文字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217
清华简最大的特色是“高大上” / 227
古人的文本不是写给机器看的 / 239
我是如何走上学术之路的 /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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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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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本《金石有声》收录了我2014年以后在书刊、网络上发表的大致可以归入今所谓“轻学术”范畴的文字(也许对“轻学术”的划分尺度各人不同)。这几年我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公表的特别专门、读者太少的学术文章,都没有收在本书中。
儒道古书里常常说“金石有声”,人不去敲击就不会响。这是讲内外相互感应的道理。面对古人留下施有文字的金石资料,吾辈亦宜以一种倾听的心态去尝试小心叩问,让它们代替古人发出声音,知音者方能寻绎千载之外的古人用心。这是小书书名借用此语的主要意思。小书的内容,大致是近年阅读金、石、简、帛文字和古书的一些粗浅心得,还有若干访谈及评论文字。诸篇撰成颇历年所,文字风格这次未加齐一,只在编辑过程中对个别文章做过一些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润色删削,不一一注明了。
以“正经学术”面目出现的论文相对容易写,面向读者较多的一般性学术文字或述评,则比较难为。大约从2009年开始,我在陆灏、李天扬、黄晓峰、盛韵、郑诗亮、石伟杰、任思蕴、李纯一、单颖文等海上各报社媒体师友的不断督促和鼓励下,努力利用日常读书教研余暇写一些可供媒体读者阅读的文章、书评文评和访谈(其中2014年之前发表的相关文字,已收入拙著《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初版,2019年修订版)。也许从“京派”学术的角度看,这某种意义上是“海派”的做法,是所不屑为者。然而陆灏先生对我讲过一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做学术研究的人文字大都太紧了,也应把手笔练得“松一点”。我知道,曾受到陆先生类似感召鼓舞并步趋为之的海上青年学人,自己并非唯一一个。陆先生在读书之余写下的文字,简净有味,乃夙所歆慕,他的这些温言厚语,便是我至今在“堂皇”或“端着”的学术文章之外,仍坚持写一些其他“轻学术”文字的缘由。
我也总是奢想着,什么时候能写出既不失学术深度和严谨,又让一般读者能看懂的、有趣味一些的文章来就好了。可这本小书大概最终证明,复经六七年持续练笔,虽竟又累积十余万字,却并没有让我的手变得多活泛,除了个人禀赋不够,或许还有学术研究客观上对人形成的强势异化,自己的主观努力难与之抗衡。但话又说回来,对自己而言,小书的文字多是介于软硬之间的尝试。吴人讲究做事情的“软硬劲”(其他地域似乎尠见此类说法),写这些文章尤让我略略体会这种智慧在调剂学术生涯中的奥妙,亦别具意义。因此,特别感谢《文汇报?笔会》《文汇学人》《上海书评》《新民晚报?评论随笔》等时时垂青我这块顽石并多加叩击,让一个淹没于古书古字堆里的人能暂时拔出头来,发出一些也许不合时宜、不悦于人的声音。眼下,纸媒面临毕竟东流去的命运,《上海书评》纸刊已不复在焉,《文汇学人》也改版融合,常令这十几年由它们陪伴着步入中年的我不胜感怀,这本小书也可算留下廉棱未磨时光的一个纪念。
利用自序,我想交代跟这本小书的文章有关的几个问题,记下几位师友给我的真诚友善的帮助,以志感谢之情。
讨论颜真卿《西亭记》用典问题的《“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一文发表之后,友生许志恒君来微信向我指出,武周时的樊廉墓志叙述廉曾祖礼在隋朝任梓州飞乌县令、上柱国,“鸣琴化俗,制锦调风,跃鱼之绩克彰,驯翟之功允著”(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很值得注意。“鸣琴”也是《吕氏春秋》所记宓子贱治单父典(《察贤》),“制锦”典出《左传》尹向为邑时子产之言(襄公三十一年),“驯翟”之典文中则已解释过。“跃鱼之绩”非用武王渡河白鱼跃舟的典,而与《荀子》《淮南子》《列子》中的瓠巴鼓瑟流鱼出听(鸟舞鱼跃)典有关,“跃鱼”又与“鸣琴”相照,形容德教之下百姓受到感化。那么这里的“跃鱼之绩”会不会跟《西亭记》“夜鱼春跃”有关呢?从语法、用典的角度看,“夜鱼春跃”是讲不通的,查检文献也找不到“春跃”的说法,“躍(跃)”应该仍然是“翟”的错字,“夜鱼”和“春翟”是二事,而非主谓关系。不过志恒提示的这条材料,让我想到两点需要补充的:第一是“翟”误作“躍(跃)”,并不是简单字形上的错误,也不完全是手民无识之讹,而很可能是受古书“跃鱼”之典影响、沾染的结果。唐人诗歌当中,常常用上述“鱼出听曲”之典形容音乐艺术的感染力(范之麟、吴庚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词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5页),声音与教化古代往往相通,这个典故用在形容德政的感召力方面,也是合适的。鲁公文章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因为这个极常用的典故深入人心,文章被自觉不自觉改造成了似是而非的“夜鱼春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第二是从墓志文句来看,当时描写县令一类基层官员的德政,言子、宓子贱、鲁恭、尹向等人的这些典故,被往复组合套用,是当时这类文章所普遍爱好的。我记得在2019年底的颜碑会上,白谦慎先生结合自己写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的研究经验,对小文中关于某些作家先后互相影响的表述提出了一些怀疑,现在看,这种质疑很有必要。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作家留存的文章只是相当小的一部分,像墓志这种并非精英化写作的文本中间所反映的情况,也许更接近于当时一般识字人的知识储备系统,在这样庞大复杂的知识网络中,每一位作家用典及写作,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孤立的结点而已,没有必要把直接的、因果式的关联强加到这种网络中的某几个作家之间,否则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可能。先秦秦汉文献存世者比例或许更低,文本间的类似问题也就更值得警惕。
次记与《夷坚志》之文有关的一次巧遇。2019年5月,我趁首师大开会间隙,去北大文研院拜访师友,从东门进校往图书馆方向走去时,忽然听到边上文史楼方向有位年轻学生叫我。他简单自介,说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即将读博的硕士高树伟,随后即开门见山告诉我此前刚刚看过我讨论《夷坚志》前三个故事的小文,说他也很关心静嘉堂所藏宋元本的问题,并且手头有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元修《夷坚志》的图版,我文中讨论的“三事皆孙九鼎言”确实是“三事”而非“二事”,不过他说仔细看过黑白图版,怀疑“三”字似是在“二”字之上朱笔添加了一横所成的。晚上树伟便给我发来了那一页的局部截图。果如树伟兄所言,“三”是“二”所添改的结果,那么这段注文所指的“二事”就是《李员外女》与《卢忻悟前生》两条,而不包括《孙九鼎》条,后人配补缺叶之后不明此所指,或遂改为“三”,后来版本中或作“二”或作“三”的缘故即在于此。小文中的相关解释可能需要修正。希望今后能看到静嘉堂本《夷坚志》的彩色照片,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前年的这次奇妙邂逅可说是一段因《文汇学人》而起的文字因缘,令人难忘,特予记之。
2018年11月,我在北大文研院访学期间,去社科院历史所听邢义田先生关于古代基层社会读写能力的演讲,邢先生的演讲中提到了我与他商讨过的悬泉帛书《元致子方书》是否代笔的问题。那天马怡先生也在场,讨论时她简单讲了她的理解。第二天马怡先生又发来微信赐告她的具体意见,她的看法是:1.同意我的断句;2.元所谓“自书”,应指从帛书起始第7行“元伏地再拜再拜”为止的文字,元特地补写了这一句,使该信完整,且与其后的文字(“吕子都……”至“幸留意”,此是记述“它人”委托的部分)作了分割;3.信中工整的八分书有可能是代笔。“自书”二字与是否代笔无关。该帛书很可能有代笔,但似乎不必特地指明(依常理看。况且帛书用代笔的几率本就较高)。“自书所愿以市事”的意思,大致是“主文(我本人的信)中所(说)想买的东西”。马先生的看法是基于她对秦汉书信格式的认识而提出的,也就是说“自书”可能只是标识书信主体部分(尤其是发信者本人相关内容)的意思,与信件是亲书还是代笔并无直接关联。马先生讲法的好处在于把“自书”和“它人”请托分开,能比较妥帖地把最后一行文字的内容跟书信两段正文对应起来,这对《元致子方书》的理解很重要。不过“自书”到底是“我本人的信”还是“自己写下”的意思,似尚难完全论定;另外,我对全信为一人所写,并无二人手笔这一点仍然坚持。因此,这封信到底是否元本人所书写,也许还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关于《元致子方书》,还有一事需要提及。信中“郭营尉所寄钱二百买鞭者,愿得其善鸣者”一句,我在文中未加细思翻译作“郭姓武官(营尉)寄二百钱托子方购买鞭子,希望子方留意买鞭子声响较大的”,实属望文生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本科生贾雨潼著文指出,此所谓“鞭”应是吹鞭,即《说文》的“箛”,一种竹制的管状乐器,郭营尉用吹鞭正是起到《急就篇》所谓“箛篍起居课后先”的功用(《大众考古》2019年第4期,第44—45页),其说甚是。有一次在某学术交流群里说起此事,唐雯师姐提醒我,我们上海话里就是把“哨子”称作“叫鞭”的呀!真没想到千岁万里之外,汉语竟有如此奇妙的联系。
2018年9月,山东大学文学院王辉兄在读了《春秋晋国两子犯》之后给我发来微信,他提醒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一引卢学士(文弨)说已指出《史记?晋世家》“子犯或是臼季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0页)。卢氏卓识可佩,我读书太少又不勤于查检,以至失引,实在汗颜。
《关于“穗、秀”问题的一封信》,所讨论的是战国文字中的一个疑难形体,此形或以它为偏旁的字后来在清华简、安大简中也曾出现,问题仍未得到合理而彻底的解决,今后也许会对此另作讨论。把这封曾在网络自媒体上登载的函札收入小书,其实主要是想说明古文字研究在字形辞例之间的平衡抉择,常常是极为踌躇的。文义好、字形贴,是最佳的情况,可是我们面临的经常不是这样理想的现实,而是类似跷跷板一样的境遇。
《从出土实物看中国古代简帛书籍文化》是2018年底受刘明先生邀请在国家图书馆所作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因为是针对大众的普及性演讲,表述征引及实例容有不谨不尽之处,敬请识者谅解。关于汉晋时代由“纸”(丝质纸)到“帋”(植物纤维纸)使用变化及在文字记录上的变化,以及作为原始纸的“赫蹏”可能仍然是丝质纸而非植物纤维纸,最近学者又有比较新的讨论(符奎《长沙东汉简牍所见“纸”“帋”的记载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读者亦可留意参考。
讨论元封年号铜器的三篇文章写出后,促使我对西汉年号启用的过程全面重新考虑,2018年下半年在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对此问题用力最多,相关思考曾应陈正宏先生邀请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司马迁讲座”(2019年4月10日)上讲过,又曾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古典世界中的文本、思想与自我——北京大学第三届国际古典学会议”(2019年11月22—25日)上报告,定稿《更始与一尊——西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最近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八卷通过审查,近期有望刊出,有兴趣的读者亦可留意。
这本书的选题策划,要特别感谢张钰翰师弟和老同学倪文君,他们愿意将小文结集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论衡”丛书出版,实在是对我莫大的鼓励。责编高笑红女史,以她高效、准确的工作,确保了小书的编辑速度和质量,深所铭感。学棣陈文波君惠予题签,为小书增色,于此一并致谢。
郭永秉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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