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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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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年来自己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中的研习和对这些个案的探索，更为感触良深的是，若能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真正将生命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状貌和演变脉络，那一定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历程与体验，并书写出更接地气、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读者内心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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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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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著作5部，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入选教育部领军人才计划青年学者和特聘教授等人才项目。荣获全国优博论文奖，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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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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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
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回到人间 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
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
微观史与中国医疗史
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
在对具象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基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思考
环境史研究中的环境维度和历史维度
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刍议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探论
明清时期孝行的文本解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
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
“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
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
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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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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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的家乡在浙西一个有些偏远的山区小镇——昌化，东距杭州100公里，曾经是一个县，杭州府属下的一个末邑小县。当地余姓的族人虽不少，但都无籍籍名，不过倒有一位生活于清后期的出家的先人，在家乡留下了不少很有些来头的传说。他叫法云，曾于19世纪后半叶担任京师城南的夕照寺住持20余年，因为擅长书法，而与贺寿慈、翁同龢和袁昶等达官贵人交好，在当时京城颇有些声名，可谓风光一时。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修养且无著述留世的小人物，时过境迁，虽有一鳞半爪的记载留存于浩瀚的史籍中，但其声名早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他的故事，若无我这个从事历史研究的族中后人的钩沉，大概已全然无人知晓。无意中看到的有关法云的史料，和记忆中有关法云传说的关联，激起了我探究的愿望，经过一段时间广泛的资料搜集，我终幸运地较为完整地梳理出了这位族人的生命轨迹。透过这位族人的生命轨迹，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状貌，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未曾料想的时代场景和风气。
站在当下，以历史的眼光视之，法云无疑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过至少在普通人眼里，其生前的日子显然是有些风光的。而盛清扬州的医生李炳，虽然也可谓是小人物，但在医学史上则颇有些声名(著名“温病学家”)，从文献中看，称其为盛清扬州名医亦不为过。不过其生前却穷困潦倒，乃至“身后无余财”。何以如此?以往的解释都是因为他医德高尚，有仁义之心，喜欢为贫贱之人治病而不愿伺候富人。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标签化，有违日常的情理。当我透过文本，进入李炳的生命世界，便很容易发现，这一解释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也不真实。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当时职业医生地位低下，而他又是个性情耿直率真，行事比较偏执甚至孟浪之人。“拙于求富，巧于济贫”之类的话语，不过是受其恩惠的友人在特定的文本中为其穷困潦倒所做辩解修饰之词而已。
这些都不过历史长河中细微的个案，从个案入手探究历史，早已成为历史研究十分常见的做法，毫不新鲜。作为专业的研究者，大概没有人愿意就事论事，就个案而个案，而都希望通过个案来呈现更宏大的历史。那如何将个案和大历史勾连起来?现有做法往往是努力引入整体史的视野，将自己探究的地方和案例置于较大的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来讨论。然而这种结构式的处置，真的可以让自己以及他人(即便具有整体视野)努力呈现的历史片段，终成功地拼成一幅整体的历史图景吗?这显然值得怀疑，事实上，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已有不少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者对此作出了他们的思考，主张通过“全面史”取代“整体史”来解决这一问题。[1]对此，我甚感认同，不过与此同时，通过多年来自己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中的研习和对这些个案的探索，更为感触良深的是，若能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真正将生命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状貌和演变脉络，那一定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历程与体验，并书写出更接地气、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读者内心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历史。
几年前，受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史学》编委会委托，我主编了一卷医疗史研究的专辑(第九卷)，名之为《医疗史的新探索》。完成组稿开始撰写序言时，“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这句话突然就冒了出来，感觉这实乃我探究医疗史的主旨，遂将其作为序的题名。事后细想起来，感觉关注生命，其实并非医疗史的专利，如前所述我对族人法云和尚的探究，无疑也是对生命的关注。但将这类关注生命的史学，称为“生命史学”，似乎是恰当的。自从我开始探究疾病医疗史起，就一直觉得是在关注生命，但应该说早期的关注基本是概念性的，既没有理论的自觉，也缺乏真切的体认。近十几年来，我在从事医疗史的实证性研究之余，也一直在反省自己以往的研究，思考医疗史研究的趋向和可能，思路和理念开始越来越向以具象的人为中心的新史学靠拢。应该与此有关，三年多前，当《人民日报》“理论版”约我写一篇有关医疗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小文时，我首先就想到了“生命史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医疗史研究的趋向。文章刊出后，我突然觉得，这对于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个有一定指向性意义的概念，于是便特别去查询了这个概念在国内外史学的应用情况，发现，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关于历史研究中“人”的缺失的反思和批评很多，但“生命史学”的提法并不多，更少见有人明确提出“生命史学”的概念来对此加以救济。李建民先生曾出版过一本名为《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在该书的自序中称:“《生命史学》旨在建构一个完整的古典医学研究体系，同时也发掘真知识。”[2]在书中，他并没有特别解释这一概念，但通读全书，感觉他应该是将其当做医学史的另一种称谓，而之所以以此名之，大概是因为医学直接关系生命，希望通过其研究，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医学出发，来体会“生命是什么”。我所谓的“生命史学”，在理念上似与该著不无一致，但显然有着非常不同的旨趣。
在我看来，“生命史学”并不只是医学史或医疗史的代名词，而且也绝不仅限于医史，不过也毫无疑问，医史是“生命史学”为重要的实践领域之一。“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的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我们固然要用学术的理性来梳理历史的脉络，但也不能忘记生命的活动和历史并不是完全用理性所能理解和解释的，更不能忘记一直以来生命对于健康本能不懈的追求及其种种的体验与纠结。更进一步说，我想或许可以用三句话来加以阐发。(1)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探究历史时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是理所当然的。(2)生命是丰富多彩而能动的。这就是说，历史固然有结构、有趋向，但历史的演变既不是所谓的结构可以全然决定的，似乎也不存在可以预见的规律。鲜活而能动的生命不仅让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多样性，也让书写丰富、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成为可能并且变得必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文化的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3)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
这里结集的是我近十多年来围绕着“关注生命”而展开探索的心得，虽然综合起来，名之为“追寻生命史”似无不可，但因为完成于不同的时期，而且写作的目标不尽一致，这方面的意蕴的浓淡，差异颇大，不过这也正好展现了自己学术道路上学习和探索的历程。感谢谭徐锋先生长期以来对笔者研究的关注和抬爱，让自己有机会整理旧作，回顾、反省自己的学术历程，并思索未来可能的进路。同时也谢谢我的博士生宋娟女士，她为本书的编排和核校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古人所谓的“知天命”之年，虽然远不敢说自己对人生有什么通达的认识，但多年的生活和研究经历，确实让自己日益真切地体会到，相比于那些历史舞台上轰轰烈烈的政经大事和大人物，不起眼的民众的生命状态和日常生活，才是更能展现时代风貌的“存在”，也才是影响历史演进更为基本而绵绵瓜瓞的力量。如是，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以关注并呈现普通而具象生命为核心的“生命史学”的探究道路上继续前行呢?!
余新忠
2018年8月4日草于津门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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