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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诗词歌赋有平仄、有节奏、有美感,文章也同样如此。古文有着自己的独特韵律,有其或平稳或激昂的呼吸节奏,有隐藏在一呼一吸之间起起伏伏的情感,有不必甚解就可自然领会的美,又或是曲奥幽深,但若读懂其背后复杂情愫后回味更为悠长的美。本书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实用文类”为主要书写对象,带领读者精读文本,解析古典实用文类之代表名作,以精辟细致的方式解剖诠释,将古文中的典故、写作者的人生抉择与实际处境等一一拆解阐明,是极为实用的学习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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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直指中国古典实用文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用文——所蕴含的美感特质,照见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容忽略的半壁江山,以补一般文学史之不足,正面迎向“文学”这个现代观念的挑战。作者柯庆明教授为台湾中文学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学根底极为深厚,现当代文学美学以及西方文学理论也熟稔于心。他从诸多实用文类出发,探讨其文体规约,带领读者精读文本,解析古典实用文类之代表名作,以精辟细致的方式解剖诠释,旁征博引,将古文中的典故、来历以及写作者的人生抉择、实际处境等一一拆解阐明。作者深于古典传统,议论通畅而不板滞,极能启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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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柯庆明(1946—2019)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现代文学》杂志主编,《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委员兼执行编辑;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同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访问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境界的再生》《文学美综论》《中国文学的美感》等文学论著,以及诗集《清唱》、散文集《静思手札》《省思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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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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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不实用的大用 张淑香 1
导 言 1
章 “论”“说”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4
第二章 “序”“跋”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58
第三章 “书”“笺”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95
第四章 “表”“奏”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167
第五章 “吊”“祭”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230
第六章 “碑”“铭”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343
第七章 “传”“状”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390
第八章 游览“记”与山水“记”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442
第九章 修造“记”与器物“记”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468
总 结 489
附 录 怀念柯庆明兼论《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 [美]艾朗诺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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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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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晚清以降,整个东亚、华夏文明,以吸收效仿西欧、北美为务,积渐成习,我们渐渐忽略了,“文学”与“literature”不但分属两种语言系统,而且是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产物。当西方人逐渐以poetry、fiction、drama为literature的指涉物时,我们亦理所当然地以为:文学指的就是诗歌、小说、戏剧,它们不但是特殊的语言形式所构成的文体,而且必须是想象的、虚构的、纯粹为了美感需要而创作的产物。从康德以降,我们或者以为美感只是形式,或者以为美感与实用的作为不相容。
因而中国文学的领域,就不知不觉遭到大幅的删汰。于是中国文学就仅限于《诗经》《楚辞》以降的诗、赋与志怪、传奇等以下的小说,然后是宋元才开始的戏曲,《庄子》《史记》等相关著作,则自然被排除在外,推给哲学与历史等领域。这是利用别人的系统,作自家的系谱时,必然会有的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的现象。于是《昭明文选》(下简作《文选》)里的泰半作品,除了诗赋之外,都成了“行迹可疑”的存在;更别提汉唐以降,众多的古文写作了。
研究“文学史”,的困难,不仅是在中外的异类文化下,大家并没有共通的文类区分与使用规范;即使以古今而论,历代的文体、文类亦迭有变迁。汉魏六朝以降的古诗,迥异于《诗经》《楚辞》之作,而唐宋以后方有词,元明以后乃有曲,其体制、美学形态各不相同,勉强求同,了无益处;不妨先以同情的了解,各顺其异,来加以接受,加以欣赏。同样,《文选》以降的古典实用文类亦有许多篇章,传统社会皆以“文”视之。西方并无所谓“以软笔写硬字”的书法,我们是否就得否定书法是一种艺术?我们不妨重新面对这类作品,探索其作为各别“文类” _是否有其美感特质,使得古人以其为美“文”,而我们亦不妨考虑,重新将它们纳为“文学”之一部分。
由此一念,由“论”“说”开始,我连续九年的台科会研究计划都以相关的两个“次文类”为题材,探讨它们作为“文学类型”的美感特质——我真正的意图是,综集成册,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但在教学与行政双重压力在肩的情形下,进展甚为缓慢,而我倏忽已届退休之龄。原以为退休后可以整理改写成书,但又接了一个台大“新百家学堂”计划的任务,加以教学仍未终止,因而四年已过,仍然全无进展。后来想功成未必得在我,仅只此类尝试,或许亦可号召有志的学者,在踵事增华中,发展为完整的体系,做更为博大精深的呈现。书中各篇的分析,选文重在知名之外,亦在凸显类型,以此喻示其种种的可能性。综集而观,则略可显现我对此一文学传统之各种名文、美文的择取。
少时立志遍读中国文学名著,结果志大才疏,涉猎仍然有限,但是文中讨论所及的各种篇章亦可略示多年来浸润其中的喜悦!
野人献曝,曝在野人之外,亦非野人所有。野人所献,终究只是自家体验的喜悦罢了。唯愿有心的读者自可于冬阳之曝中,各有更深、更广的体会也!
2015年仲夏于台大澄思楼308室
仕隐谪退生活的安顿(“书”“笺”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促成“书”“笺”写作的分离或别离的状况,并不仅是谪退或隐居,亦可以是仕进,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即是如此。屠隆《在京与友人书》就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京师生活与昔日江村生活境况的不同:
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百姓竞策蹇驴,与官人肩相摩。大官传呼来,则疾窜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
这里避开了生活的具体内容,只以日夕归路作比,写江村的情景,颇有“渔家傲”的悠闲风味,而燕市骑马之拥挤尘嚣,写来亦亲切如身历,情景中各自别具风味,虽则写景,实为抒情,自然富饶深意与妙趣。屠隆更在《答李惟寅》以“士贵取心冥境,不贵取境冥心。此中萧然,则尘壒自寓清虚;内境烦嚣,则幽居亦有庞杂”为写作的主旨,而描绘出一派“大隐隐于朝”的生活境界:
含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炉,丹经一卷,日生尘外之想。兰省簿牍,有曹长主之,了不关白,居然云水间人。独畏骑款段出门,捉鞭怀刺,回飙薄人,吹沙满面,则又密想江南之青溪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飙吹沙,而吾胸中有青溪碧石,其如我何?每当马上,千骑飒沓,堀堁纷轮;仆自消摇仰视云空,寄兴寥廓,踟蹰少选而诗成矣。
五鼓入朝,清雾在衣,月映宫树,下马行辇道,经御沟,意兴所到,神游仙山,托咏芝术,身穿朝衣,心在烟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为犹夫宰官也。江南神皋秀壤,多自左掖门下题成。
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山水美感是如何内化成为作者的胸中丘壑,因而触目皆成诗情画意,并且转化为一种生活的智慧,还看到了作者是如何以内心的诗意的回思与想象,去超越生活中的尘杂。“取心冥境”正是所以逍遥自得的根本,也正是文学美感中想象创造的胜利。屠隆作此书答李惟寅,原即因为李惟寅“住秦淮渡口,烟销月出,水绿霞红,距风沙之地万里,而来书忳憏,殊不自得”,因而自叙其生活的安顿,现身说法,发出者与接受者先自有其情谊,然后种种的描述才有其亲切体贴的含意,然后方有其娓娓道来的动人诗意与足可参酌取法的智慧表现。无论如何,生活安顿的描述中,不论明言道破与否,终是反映了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生活艺术化的美学成就。
(本文摘自柯庆明《拨云寻径: 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三联生活书店2021年4月出版。)
女性的英姿(“传”“状”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女性进入史书,自《左传》《国语》即已屡见,司马迁《史记》更撰有《吕太后本纪》与《外戚世家》,继刘向《列女传》之后,范晔也在《后汉书》撰有《列女传》,因而女性早亦已在“史传”之列。历代私撰之女性“传”文亦屡见不鲜,大抵可分为“烈妇”与“节妇”二大类型。“节妇”之“传”文,往往伦理教训之意味较浓,事虽艰难罕异,但未必皆具文学兴味。本节但取唐代李翱《杨烈妇传》等,以略见呈现于“传”文中之女性英姿。
《杨烈妇传》首叙背景: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将盗陈州,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盖将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会于陈州。
遂因面对大军压境,“县令李侃不知所为”,而引出传主杨烈妇的种种作为:首先,决定基本方针,杨氏劝其夫力守,继之以死,因为这是县令的职责;其次,则提议执行方式,起用仓廪府库之财,重赏以令百姓为死士,作为防守之具。接着,聚众于庭,晓以作战之大义,实为众人乡邑坟墓所在,劝喻吏人百姓为家乡致死守节。除借情理,晓之以义之外,更喻之以利,待之以周。
接着是对贼表明死守之决心,以及劝说对方亟去的喊话经过:
使侃与贼言曰:“项城父老,义不为贼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无为也。”贼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伤而归。
由“贼皆笑”,可见数千人之贼,目中固无视数百县民之抵抗。“有蜚箭集于侃”,采取的正是“斩首”的行动策略。而杨氏亦完全了解这一策略的意义,因而当“侃伤而归”,杨氏固劝李侃重回城上:
杨氏责之曰:“君不在,则人谁肯固矣?与其死于城, 不犹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复登陴。
作者接着重述敌我对抗的态势与战事的发展——项城县方面,正因反过来对敌方采取了“斩首”行动,而得到了保全。
这篇“传”记言、记事交相为用,充分地彰显了事由言决的效果与过程。杨氏虽以女子而未乘城守御,但实为整个守城行动的灵魂人物,她的智慧与决心,都通过她的言辞与丈夫及群众的行动而得到贯彻。虽然“杨氏亲为之爨以食之。无长少,必周而均”,真正能够采行的还是妇女职分的行动,但实质上她所扮演的其实是“军师”的角色。因而作者李翱接着大发议论:
人之受气于天,其何不同也!妇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尽恭顺,和于娣姒,于卑幼有慈爱,而能不失其贞者,则贤矣。至于辨行阵,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难。厥自兵兴,朝廷宠旌守御之臣,凭坚城深池之险,储蓄山积,货财自若,冠胄服甲,负弓矢而驰者,不知几人!其勇不能战,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 彼何人哉?若杨氏者,妇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杨氏当之矣!
这一段议论,一方面指出杨氏远远超出贤妇之德,甚至能为公卿大臣之所难;另一方面其实正借以嘲讽那些“勇不能战”“智不能守”“忠不能死”的守御之臣,而以“仁”而“有勇”誉之。终而在“赞”中强调虑其事迹湮没的作“传”旨意:一方面强调“贤者”古今不殊,间接地再一次肯定杨烈妇为不可多得的“贤者”与“烈女”另一方面则亦以“序”其“行事”作“传”,由“将告于史官”一语,则亦可以窥见其时“私传”与“史传”的潜在关联。
(本文摘自柯庆明《拨云寻径: 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三联生活书店2021年4月出版。)
宦游与贬谪(修造“记”与器物“记”作为文学类型之美感特质)
唐宋由于迁调制度,宦游本属常事,加上政争频仍,贬谪外放之举无时不有,如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中所谓:
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
影响所及,必须时时修造居所,或者对前人之建设“嗣而葺之”,以为己用。《黄冈竹楼记》中的竹楼就是以“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由于初临异地,就地取材,因而就有了陌生的美感,一方面是不同的山水景观——“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另一方面是由于修造竹楼的材质特异而产生的独特的居室生活美感:
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 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但是这种美感其实是建立在诗意的联想或想象上的;真正的情况,或许只是居室简陋,而心情泰半亦是孤寂落寞而已。因而, 以暂时想象自己是隐居的高士来自我安慰: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 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一句“亦谪居之胜概也”,道尽了其中的无奈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涩。终究,所有的“胜概”不过只是苦中作乐,强作欢笑或潇洒而已。山水美感、道家美学以及它们与隐逸高士的历史关联, 无疑在唐宋士人的“谪居”或外放岁月中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消遣世虑”的重要出口。因而他们往往于城隅、“雉堞圯毁,蓁莽荒秽”的废弃地,修造出足以远望遐观,遂可作高引出尘之想的“楼”“台”类的建筑。苏轼亦于改知密州期年:
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
所谓“放意肆志焉”,其实正是“世虑”“消遣”后的状态,所以要有这番修造。苏轼亦自知,“余自钱塘,移守胶西”,在职位上由通判而知州,不算贬谪;在生活的现实上,却是“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其实形同谪居。因而遂有自行超拔之必要,遂因苏辙名其台曰超然,而作《超然台记》,而力阐“游于物之外”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的思想,而主张: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他发展出一种游“观”,以美感观照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与人生,追求因美感态度所产生的美学乐趣,以此来取代对于美好生活之追求。但这终究只是在此身如寄、不断迁移的游宦生涯中别无选择之“态度”的“理论化”罢了;否则连“修补破败”“稍葺而新之”皆可不必,更不必谈“相与登览”,然后“放意肆志”了!世所知名的公共建筑,修造者与作“记”者,自可以“记文”而丽名其上;但对于尚不知名的公共建筑,则修造者或作“记”者就具有了命名权,而“记”文往往亦在阐扬其命名的旨趣,因而就成了修造者或作“记”者个人“言志”与“留名”的一种途径。当修造者为地方官时,其建筑往往就具有公共性质或半公共性质,是以王禹偁以材质而称其小楼为“竹楼”但仍可期望,“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但身属迁谪的作者,若当时之身份仅为僚佐,自然只能在谪迁之地卜居,兴建纯属个人空间的“草堂”,即或冠以其他名称,如“雪堂”之类。因为已是贬罪之身,往往只能强调自己的谦退隐逸之意与居住的“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如白居易《庐山草堂记》, 着力描写的是一种“居住美学”,包括建筑、庭园、周遭的四时景观与居止方式……白居易甚至强调:“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 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这类修造“记”中,所描绘的幽人雅士之“居住美学”的栩栩如画,以及所蕴诗意的高情远韵,固令读者玩味流连,但其中亦往往另有寄意。苏舜钦《沧浪亭记》记作者——“予以罪废, 无所归,扁舟南游,旅于吴中”,购得“钱氏有国,近戚孙承祐之池馆”,“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强调自己居处其间,“尤与风月为相宜”“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因而,以为“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王文濡所评“放废之余,借此自遣,极冲旷语,正是极牢骚语”,则是知言之论。
(本文摘自柯庆明《拨云寻径: 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三联生活书店2021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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