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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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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晚年在学术反思中提出了“社会学的人文性”这一议题，强调社会学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本书从口述史与社会记忆视角进一步探索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特征，并提出“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可以说，本书的研究成果是对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学的人文性”议题的回应，对学科建设具有独特的价值。而这方面的知识探索也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让人安所遂生，从而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也是社会学人文转向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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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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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硕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记忆理论、知青社会记忆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在《社会学研究》、《社会》、《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她的社会记忆研究在学界具有比较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所发文章曾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等转载。其中，《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5）在知网的引用率是217，下载量为8986；《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与王汉生合著）（《社会》2006.3)，引用率289，下载量6842；《“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2）引用率95，下载量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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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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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费孝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
章人的研究及其时代意义
一文化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并重
二大时代中的文化反思
三作为主体人的“安所遂生”
四社会学的重新定位和学科未来
第二章以“我”为起点的社会学人文性
一费孝通的人文性意涵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人的精神世界
三迈向一种主体研究的思考
第三章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观念
一“主体”与“社会关系”：回顾与反思
二主体的自觉：探究深度自我的可能性
三“主体”与文化自觉：主体研究应有的格局与意义
四文化大相遇时代的文化自觉
五以“自我”为起点的文化自觉
六“文化自觉”与“文化创造性”
第四章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及心志
一社会学面临的质疑及相关问题
二社会学的务实性格与“为研究而研究”
三费先生早年“务实”品格及其形成
四费先生的坚守
五社会学中的西学与中学
六对社会学困境的思考：学者治学与历史境遇
中篇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视角：口述史与社会记忆
第五章口述史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
一口述史实践：来自两个阶段的对比和思考
二口述史视角对社会学的意义
第六章中国社会记忆研究的两种取向
一对特定群体的记忆研究
二人类学视域下的记忆与文明问题
三记忆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四中国记忆研究的取向：权力观与文化观
第七章口述记忆的主体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
一从“底层”进入的口述史实践
二传统史“求真”假设的可商榷性
三口述历史的“生命”特征
下篇社会变迁中的人：知青的记忆
第八章“青春无悔”：知青一代的心态史
一有关“青春无悔”的争论
二记忆的重建
三个人生活史视角与知青调查资料
四个体记忆模式
五集体记忆模式
六“青春无悔”记忆的建构逻辑
第九章在城乡缝隙间的边缘性记忆
一城乡关系的传统二元思路及其道德意涵
二知青苦难对于城乡命题展开的可能性
三知青苦难与城乡不平等格局之间的关系
四知青对农村的多样化记忆
第十章亲历者与旁观者的性别记忆
一女性解放话语与传统性别话语的博弈
二旁观者讲述的悲剧婚姻故事
三亲历者的叙事：记忆中的性别话语
四旁观者与亲历者两类叙事的意义
第十一章社会记忆结构
一记忆研究的权力观和文化观的再审视
二关系型记忆
三义务型记忆
四社会记忆结构中的公平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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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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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主题
对人的研究，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转向来划分，可分为人的生态研究和心态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后者正是费先生晚年学术反思的起点和关注。在社会学理论中，理论家们一直绕不开的也是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生态和心态、结构和能动性两组提法大略可以分别对应得上。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也分别对应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按照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学术反思，社会学对于社会的科学性研究较为成熟和系统，而对于人文性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尤其是197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因此，费先生在2003年才提出发展社会学人文性的倡议。简言之，这里的人文性便是社会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本书便是在这一基础上讨论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其具体含义在于，社会学对于客观社会结构的研究，我称其为社会学对“社会”的探究，而社会学对“人的精神世界”议题的讨论，便是社会学对“人”的研究。相比于主流的客观社会结构研究，对于人的研究是社会学中相对薄弱的一个方面，可被称为“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主题”。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和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交流中亦获益匪浅，但也不时面临冲突和困境，其中很多问题来自现象背后的文化差异。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类似“战国”的时代，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让人们继续彼此获益？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愈发紧迫。事实上，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代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1990年，费先生开启了他漫长而深情的文化反思历程，而“文化自觉”概念便得自这一历程。
可以看到，费先生晚年的学术反思，与对中国文化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几乎是同步的。文化与人，构成了费孝通2003年提及的社会学的“人文性”的两个重要内容。2003年，他在里程碑式作品《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明确指出，社会学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两个特征，认为以往中国社会学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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