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致谢
本书书名源于1964年著名音乐剧《梦幻骑士》（Man of La Mancha）中的一首经典歌曲《追梦无悔》（The Impossible Dream）。该剧取材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7世纪的杰作《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个故事隐喻了无法企及的理想，或者如歌词所示：“去探取那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不论希望多么渺茫，不论路途多么遥远”。这也如同战士间的殊死搏斗，“去和那打不败的敌人战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与音乐剧中所呈现的情景相似，大学今天的壮志雄心是一个宏大的梦想，像“一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不过，这种抱负与其说高尚，不如说高效。一流不是所有大学都能实现的，尤其是那些知名度不高的大学。它们往往缺乏经济手段，更谈不上政治上的精明和对高等教育基本宗旨的高度聚焦。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成为超级巨星。大学不同于作家兼幽默大师卡里森·凯瑞（Carrison Keillor）虚构的沃比冈湖镇（Lake Wobegon），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是佼佼者”。
事实上，知识型机构正日益分化。在利用各种方式驾驭全球潮流的同时，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正以美国梦的方式来获取“世界一流”的地位。我认为这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正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前行，但大学的发展还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对于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对卓越地位的遐想与塞万提斯的小说情节类似： 无论多么鼓舞人心，但想要达成这项崇高目标都不过是一场浪漫的幻想。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学追逐梦想的风险被放大了。
堂吉诃德想要让世界变得崇高，而大学想要跻身全球等级体系的顶层，二者的相似之处表明，为了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应加倍努力，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不过，这种类比并不完美。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力大战风车，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于他而言，目标是内部生成的。相比之下，在全球化时代，大学是一个庞杂的组织，必须应对外部驱动的质量保证标准以及一系列其他重大的技术转变。虽然从两则故事中都可以得到重要的启发，但一则故事是虚构的；另一则故事则是真实鲜活和不断发展的。考虑到这一区别，我认为当代大学正在进行一场偏离轨道的竞赛，因为他们在追逐不切实际的目标——本书将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
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大学的梦想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引入歧途，这源于我踏上高等教育的道路以来学术界发生的重大变革。17岁时，我作为一名大一新生对周围的广阔世界知之甚少，但我通过课堂与阅读接触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这种觉醒唤起了我的学习兴趣，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励着我，成为我涉足高等教育的开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高等教育的世界已经历经数次转变。
在芬兰、马来西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美国等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期间，我从多个角度目睹了这些转变。我在日本、莫桑比克、南非从事过教学研究工作，也在其他地方担任过短期的驻院学者，这些经历都让我受益匪浅。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个案例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经历了广泛的变革，动摇了学术界的根本宗旨。本书所追溯的共同元素将这些不同的变革过程联系在了一起。
十载复十载，当我愈加频繁地从一个国度迁往另一个国度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来龙去脉就越发使我困惑。这些困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大学精髓（即大学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正在侵蚀它？尽管我深爱着大学，却也为其未来担忧。
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院的学者以及（通常是前任）大学校长和教务长们的著作为高等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有益的见解。我所学的学科——政治科学，长期关注美国的案例，自成一派。除了极少数例外，“国际关系”学科很少关注到作为全球舞台参与者的大学。尽管新兴的全球化和全球研究填补了空白，但它们也只是刚刚开始解决本书引言中提到的有关学术界转变的具体问题。教育与全球化的关系对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但没有人探索和了解过这种关系的本质。
通过讲授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这门跨学科课程，让我对有关知识和权力交织方式的古今文献进行了批判性阅读。这一概念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研究方法，我尝试将个人发现和学术研究放入一个独立的框架内。书中所涉分析需要大量的自省，这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对大学的立场、希望和梦想。我会尽量如实地呈现这些信息，并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表明我的观点。
在这趟研究旅程中，我对我的学生们表示衷心感谢。他们与我结伴而行，充满热忱地梳理研究资料，对我初的论点提出质疑，推动着我去重新论述。要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们： 丹尼尔·戴伊（Daniel Dye）、河允彬（Yoonbin Ha）、帕特里克·里坦吉（Patrick Litange）、尼古拉斯·T·史密斯（Nicholas T. Smith）、曼纽尔·赖纳特（Manuel Reinert）以及简·韦斯特（Jan West），他们投入的精力和积极性对这项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要向支持这项研究的机构致以深切的谢意：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教务处和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吉姆·古德基尔（Jim Goldgeier）院长和纳内特·莱文森（Nanette Levinson）副院长在方方面面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便利。幸运的是，我们学院重视多元主义，并在此之前顶住了一元论（即坚持单一的主流知识范式）的风潮。本研究还得到了由芬兰科学院（Academy of Finland）资助的合作项目“政策工具和全球治理： 概念和数字”（Policy Instruments and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Numbers）的协助。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会（Helsinki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和麦克雷雷社会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接洽对我开展实地研究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从若干讲座和研讨会中汲取了对本研究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内罗毕大学（University of Nairobi）的“美利坚大学项目”（American Univeristy Program）、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的“全球治理圆桌会议”（Global Governance Roundtable）、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会、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非洲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African Development）、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年会、麦克雷雷社会研究所（MISR）、乌干达国家规划局（National Planning Authority of Uganda）、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科学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以及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教师研究座谈会”（Faculty Research Colloquium）。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长期以来，我与他们一起就思想和知识的力量展开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讨论，特别是罗伯特·W·考克斯（Robert W. Cox）、洛克斯利·G·埃德蒙森（Locksley G. Edmondson）、詹姆斯·N·罗斯诺（James N. Rosenau）和J·安·蒂克纳（J. Ann Tickner）。乔尔·巴尔金（Joel Barkin）、泰罗·埃尔基莱（Tero Erkkil）、弗兰克·霍姆奎斯特（Frank Holmquist）、纳尔逊·卡斯菲尔（Nelson Kasfir）、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海基·帕托迈基（Heikki Patomki）和亨特·罗林斯（Hunter Rawlings），他们热心地给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每当各章初稿完成后，亚当·布兰奇（Adam Branch）、肯·孔卡（Ken Conca）、泰罗·埃尔基莱、丹尼尔·E·埃瑟（Daniel E. Esser）、查尔斯·赫斯本德（Charles Husband）、帕特里克·撒迪厄斯·杰克逊（Patrick Thaddeus Jackson）、曼弗雷德·斯特格（Manfred Steger）、泰沃·泰瓦伊宁（Teivo Teivainen）、图罗·维尔塔宁（Turo Virtanen）、保罗·韦普纳（Paul Wapner）和琳达·亚尔（Linda Yarr）就对文章提出了批判性意见和明智的建议。
在努力解决本书所讨论的关键问题的实用性方面，我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学术自由委员会（Academic Freedom Committee）和国际研究协会学术自由委员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s Academic Freedom Committee）的工作使我获益良多。
另外，我必须向我的出版方和三位外部审稿人致敬，他们受托审阅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我的编辑兼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负责人彼得·J·多尔蒂（Peter J. Dougherty）和助理编辑杰西卡（Jessica Yao）使本书的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帮助完善了我的论点。高级编辑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也给本书提出了宝贵建议。副主编泰里·奥普瑞（Terri OPrey）和文字编辑詹妮弗·贝克（Jennifer Backer）修校并完善了我的手稿。他们为本书的出版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我希望我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期望。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合作经历，我非常满意。
后，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琳达（Linda）和我们的孩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乔丹（Jordan）和艾丽西娅（Alicia），他们给了我坚定的鼓励、包容和关怀，支撑着我撰写本书和顺利完成这项研究。我们一家人快乐地生活着、工作着。我的妻子琳达和我携手经历了研究、校对和手稿刊印成书的整个历程，她的聪慧和创造力以及我们的幸福婚姻一直是力量的源泉。不过，若本研究有任何疏漏，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
问题与争论
随着跨国竞争和市场利好型全球化的兴起，大学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走向一个充满争议的未来。本书讲述了是什么改换了大学的旧貌，又是什么塑造了大学的新颜。书中阐明了高等教育的全球性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应对挑战所能采取的行动。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统一的论点。
首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范围和影响都呈指数级增长。大学已经成为全球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形成了市场力量。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以明智且可靠的方法来使用这种力量，这也是本书后续章节要讨论的问题。
其次，我认为大学的核心学术宗旨受到了威胁。虽然未被普遍采纳，但这些核心宗旨在19世纪开始生根，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逐步发展，到21世纪陷入了新的紧张局面。进入21世纪，三位一体的核心教育使命——培养公民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正在失去立足之地。一种新的功利主义正在崛起，它优先考虑有用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而非基础性的探索；将市场价值置于教育价值之上；强调理性思维，不推崇艺术、古典语言、历史和哲学等其他思辨模式。而且，这种功利主义具有全球化的特点，更偏好教育—服务—出口模式（educationalservicesexport model），对建立跨国界课程的有机联系并不重视。简言之，大学正在重新定位。
第三，基于大多数国家都同时面临着提高绩效和减少公共投资的压力，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对所有大学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极少数大学例外。这一小批研究型精英院校提供的“奢侈品牌”仅面向全球不到0.5%的学生，且大多分布在发达国家。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让许多不太富裕的学生望而却步，以免在进入前途不明的就业市场前背上沉重的债务；学生被招进大班课程，其中许多课程的主讲人是临时教师而非全职的终身教职；大学对日益增多的管理人员给出了过高的薪水补偿，这导致了学生对管理人员的信任度降低。
当迫切需要明确目的性的时候，大学都陷入了一种错觉，认为应该在这场超级联赛中力争上游。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大学都树立了同一个梦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虽然志存高远值得称许，但这种时髦的目标是虚幻的，因为在一个多层体系中，并非所有大学都有资格进入顶层。有些大学得天独厚，而另一些则先天不足，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手段，后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然而，在这些大学的梦想世界中，一大批教育工作者都将哈佛及同类院校（主要是处于研究型大学上层的少数富裕私立大学）当作黄金标准。哈佛拥有世界上规模的大学捐赠基金（2016年的年中数据为357亿美元），并且每年收取的学费为63025美元。哈佛位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剑桥市（Cambridge），其所处的知识经济环境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等研究型大学、辉瑞（Pfizer）、诺华（Novartis）等尖端生物制药公司以及亚马逊（Amazon）、谷歌（Google）办事处集聚的中心。这里的企业往往将大量高薪职位提供给了家境优渥的学生，他们大多毕业于哈佛或其他捐赠基金雄厚、负有盛名的精英大学。
正如本书书名“遥不可及的梦想”（Implausible Dream）所传达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因为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与现实相悖，具有迷惑性，让人联想到构建双赢局面的想法和行动，而实际上，全球化的特点是赢家和输家之间存在等级分化，二者地位并不平等有关信息参见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2011);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由于国家的重点绩效奖励政策，那些入选全球各类卓越计划的院校每年的年均预算估计高达20亿美元，大大地分流了弱势大学的资源，但美国和其他两个案例国家的大多数学生都就读于这些弱势大学Ellen Hazelkorn， “Could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s Be Socially Transformative?” University World News 432 (October 14，2016).。
此外，“世界一流”的比喻掩盖了高等教育的具体政策、实践和声明，也是凝聚若干含义的总括性概述。这些以全球化为中心思想的话语包括战略规划、实践、品牌化、基准、基于绩效的生产力测评以及诸如此类尚待进一步充分讨论的概念。这些概念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概念——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更是一种自上而下思考和理解高等教育的方式，“世界一流”的说法已经渗透进了潜意识，往往会躲过批判性的审视。
今天，全世界的大学都憧憬着获得世界一流的地位，这无可厚非，而且可以给大学带来切实的好处社会、国家和国际形象的概念探讨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Manfred B. Steger， The Rise of the Global Imagin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世界一流”的说法是由世界银行等机构组成的全球治理网络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使某些行动方针合法化，并为教育决策者所用。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共通的说法被大学用作聘请更多管理人员为世界排名等活动筹备分数的理由；被学生及家长用作填报志愿的参考；被认证机构用来评估大学现状和发展方向；被各国政府用作资金分配和决定海外留学基金资助方向的标准；也被其他国家在移民法中用来赋予那些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学位的入籍申请者们优先权。
尽管“世界一流”的标语被广泛采用，但关于其统筹的若干问题却仍未解决Philip G. Altbach，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33 (Fall 2003)： 5-8， touches on these concerns.。如何定义“世界一流”？要调动多少资源才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要跻身屈指可数的一流学府之列需要采取哪些策略？是否所有大学都应该效仿精英大学，大学与国家体系中的其他机构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条道路是否正在导致全球学术共同体偏离其根本宗旨？
我并不是说大学不应该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像磅礴的交响乐或恢弘的壁画一样，梦想可以鼓舞人心。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梦想常常能激励进步。但是，如果门槛定得过高，如果这些愿望完全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随之而来的是失望、沮丧，甚至有时会让人抗拒新的尝试。当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无法跨越时，人们往往会变得愤世嫉俗或意志消沉。如果目标是4分钟跑完一英里，卧推500磅，或者达到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的世界游泳纪录，那么许多选手会感到整个练习毫无意义。因为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人们会普遍质疑努力的目的。这种落差解释了公众为何对负责培养下一代人才的院校信心骤降的关键关于改变大学表现观点的具体阐述参见本书第二部分。。
接下来的章节将要探讨的是，当所有大学都去追求同一个目标时，他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是否会导致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无法达成？这种质量和卓越是否能够适应该模式所在的原生环境（即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富裕的、私立为主的高水平大学）之外的土壤？这并不是说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就应该放低理想，接受低水平的发展进程。相反，这些机构应该是不同的个体（受各自经历影响），与自身的教育环境相宜，并反映出应对环境变化的多种方式。因此，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克服根深蒂固的障碍，改善教育和研究环境。
因此，“世界一流”的定义对分析高等教育的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定义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了解大学使命普遍意义背后的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在高等教育日益被视作重要私人投资和经济利益的大环境中，如何满足公共需求的问题普遍存在。鉴于此，大学存在的价值受到拷问。随着量化指标渗透到学术议程中，有关大学的办学宗旨已经改弦更张。日常的绩效考核缺少了对使命本身的关注。问题不仅仅是用什么方法来评估大学和如何改进这些考核方法，还包括考核的具体内容。
尽管教育机构本应奉行崇高的办学宗旨，但他们必须应对全球市场的不稳定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各种理念，即生产力、竞争和效率。这些实践和规范改变了大学共同协商和共同治理的民主基础，带来了预期外的结果。
本书的第二部分展示了这些预期外的结果。该部分讨论的具体案例包括对美国大学校长们的观察，他们批准了外部资金来源，但却对某些咨询业务、版权和专利协议以及大学与制药等大型企业的合同表示后悔，因为这些产学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了激烈冲突，这些冲突一方面集中在专利知识和盈利之间，另一方面则是在教师忠诚和学术自由原则之间。在另一个案例中，芬兰大学采用了适用于区域和全球标准的政策框架，以期从全球化中获益。但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框架削弱了互信、合作、平等的本土教育价值观。在乌干达，当地大学与海外大学签订的协议为后者进入乌干达国内市场提供了机会，但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做法违反了乌干达的法律，甚至被认为是对当地文化的冒犯。曾在乌干达开设分校的一所英国大学的冒险经历就是一个例证，当乌干达人断然拒绝这位合作伙伴的要求时，分校立即被关闭了。
综上所述，这些案例展示了大学的各种使命（历史使命和新使命）以出人意料、相互矛盾的方式相互影响。案例还表明，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目标和教育目标可能会发生冲突，但如果今后这些目标能够正确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则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对立。
因此，问题并不是大学在改变，而是大学改变的方式。本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以更明确的方式刻画出高等教育的改革策略，并指出改革需要怎样的替代性策略。我认为，要解决困扰高等教育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公式或单一的政策“办法”。本书后一章详细阐述了五条适用的建议，为高等教育转型指明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基于对大学结构调整的多重考虑，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粉碎这个全球大多数大学都抱有的遥不可及的梦想。再则，我提出了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多元愿景，为培养“本地—全球”的批判性思维服务。与我们这个时代流传的许多悲观预言不同，我对高等教育的展望更为冷静和乐观。
我所主张的结构性改革不是一项乌托邦式的行动。机构调整的可行性需要自上而下坚实的领导力。大学管理者能提供远见卓识和经验，而领导力则集合了理事会成员的敏锐、核心管理者的洞察力、教师的主动性、工作人员的创意、学生的活力和社会运动的推动力。多方参与者可以起到催化的作用，引领大学超越临时方针和治标不治本的改革。这群思想主体组成的联盟有可能使旧的办学宗旨焕发出新的光彩，并创造出超乎政策制定者想象的前景。
前 景
尽管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前景仍是可以预测的，这种预测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以历史证据为基础。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既是融合的，也是分化的，这种相互抗衡的趋势融汇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中詹姆斯·N·罗斯诺（James N. Rosenau）是全球化的研究者之一，他将全球化视作融合与分化的混合体。参见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mes N. Rosenau， Distant Proximities： 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 (Prince 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11-16ff.。为重塑大学的宗旨和结构，基于对这些前景的预视，我搭建了下述框架。
类发展轨迹是大学规划的进一步趋同。无论其效果是否有意为之，标准制定机构和程序正在促进学习目标和结果的同构，这其中包括学术认证（一项国际贸易服务）和全球大学排名（一个获利丰厚的行业）关于规范趋同的长期趋势，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约翰·迈耶（John Meyer）和其他“世界政治”社会学家追踪了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融合。G. Kruecken and G. Drori， eds.， World Society： The Writings of John W. Mey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nald J. Daniels and Phillip Spector， “Converging Paths：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TIAA Institute， 2016).。大学的课程在学位要求、学分互认体系、、教师职位定义，甚至课程名称等方面越来越趋同。例如，就像欧洲高等教育区域（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形成过程一样（第三章），欧盟（European Union）国家的大学正在统一其教育系统在相隔遥远的各大洲，学生们越来越多地被指定阅读同样的书籍和文章。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客座教授，我发现研讨会上的参与者比许多美国同行更熟悉美国学者的成果。在很多方面，大学越来越相像了。。当然，同一性并不是的趋势。
第二类发展方向是大学规划编制上的巨大差异。全球化融合了不同地方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法律框架和经济规模，从而扩大了差异。此外，大量研究表明，教育全球化扩大了大学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而且可能造成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虽然大学被认为是社会流动的通道，但实际上，大学可能会助长或减少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参见“Has Higher Education Become an Engine of Inequality?” (a forum)，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July 2，2012， http：//chronicle.com/article/HasHigherEducationBecomean/132619/(accessed January 25，2016).苏珊娜·梅特勒认为美国大学制造了不平等，参见她的著作《不平等的学位： 高等教育的政治如何摧毁美国梦》，Suzanne Mettler， Degrees of Inequality： How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Sabotage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有关对她这本著作的回应，参见“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4， no.2 (June 2016)： 486-97.。在许多地区，大学所处的环境都越来越不平等。社会经济局势冲击着高等教育机构，使他们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不规范。公立和私立、营利和非营利、世俗和宗教、虚拟和实体、富有和贫穷、城市和乡村、大型和小型、传统和现代机构的大量涌现，将高等教育机构划分出多种类型“大众大学”（popular university）一词用来描述20世纪初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工人阶级大学，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教育活动家和社会运动领袖的倡议。参见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he Rise of the Global Lef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Beyond (London： Zed Books， 2006)，148;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2014). 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曼德拉在《通往自由的漫漫长路——纳尔逊·曼德拉自传》中谈到了“监狱大学”，他提到了在罗本岛上为囚犯设计的课程大纲和具体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和私立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公立正呈现出私立的主要特征。事实上，名义上公立且本应是非营利的教育机构正在增设营利性项目在这些活动中有大型运动队的业务、私有化的咨询服务、知识产权的商业化，以及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支付巨额报酬的科研人员和医生的工作。此外，一些大学试图通过对课程进行市场定价来弥补预算的不足： 对高需求课程收取更高的费用，提出更高的毕业要求。。
矛盾的是，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高等教育的趋同和分化。在这种不协调的发展动态中，第三类发展轨迹已经浮现出来。这类轨迹刚刚萌芽，所以还没有名字。按照规定的叙事习惯，且将这种趋势称之为“多态性”（polymorphism）。在自然科学中，这个词指的是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我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是因为它可以描绘出高等教育多元化排列的特点在生物学和化学中，“多态性”一词意味着一种现象的多样性。多态性在社会科学中不太为人所知，但已被用来研究东欧的政治体制、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法国的城市政治，参见Thomas Lowit， “Le parti polymorhe en Europe de lEst，” Revue fran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29， no.4-5 (AugustOctober 1979)： 812-46; JeanPierre Rioux， “En Algérie， une guerre polymorphe (1954-1962)，”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68， no.1 (OctoberDecember 2000)： 122-24; Crispian Fuller， “Urban Politics and the Social Practices of Critique and Justification： Conceptual Insights from French Pragmat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7， no.3 (October 2013)： 639-57.。多态性概括了高等教育矛盾和多变的现象。多态体（polymorph）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特质，呈现出多种形态和表象，同时也包括偶然性。简言之，多态性是在当前和未来教育全球化之间的一种阈限力量。
多态性既弘扬民主公民意识、批判性思维和学术自由的核心教育宗旨，也可以兼容现代大学经久不衰的人文主义价值精神。这将高等院校重新置于其独特的环境中。使命反映了环境上的细微差别，因为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非西方世界都不存在一种民主、批判性探索和自由表达的通用形式。鉴于我们对高等教育未来的预判有限，因此这项举措更多的是一种潜力而非现实。结论依然是开放的，没有任何预设。
在本研究中，我要强调大学重新定位的利害关系，对这些利害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的价值，以及认识全球化驱动要素的必要性，而不是把这些要素混为一谈。预先表明我的立场，我认为多态性是有希望重新聚焦大学使命和重振高等教育的突破口。这条路能否走下去，不仅涉及难以攻克的结构性问题，还涉及能动性、策略性以及偶然性问题。
计 划
本文将通过三个案例研究来充实我的论点： 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全球化形式，以美国为例；强大的公共领域，以芬兰为例；早期以公立大学为主，现在私立大学日趋扩大的发展中国家，以乌干达为例我考虑再三后使用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一词，指的是在公共领域进行公开辩论和积极思考。在公共领域（本书后面会对大学现状的讨论限制加以界定）阐明了我的案例研究如何在不同程度上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提出“公共领域的结构改造”模式相对应。参见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虽然有不同的公共领域理论，但哈贝马斯的著作被公认为是其基础。关于这一点的阐述，以及关于是否需要将哈贝马斯的概念扩展到众多（而非单一）国家体系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参见第八章。。我选择这些案例来辨析高等教育重新定位的多样复杂环境。每个案例的原型可在区域和国别经验上加以区分。确切地说，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都很重要，例如美国和加拿大，芬兰和瑞典，乌干达和肯尼亚大学之间的异同值得关注。
本书为审视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学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视角，并展示了开展知识治理的多种方法。毫无疑问，美国的影响力及英语的扩张对世界各地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芬兰的大学因为国家学术计划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但作为先锋教育系统，芬兰的大学依然保持着较高的评级。不过根据新的《大学法案》（Universities Act），也就是2009年实行的改革，芬兰的大学要进行大范围的改革。而乌干达旗舰大学麦克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的案例不仅体现了国家和新兴市场改革的紧密结合，也揭示了制定知识去殖民化议程的可能性与困难。麦克雷雷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案例，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后殖民时代高等教育机构争议性变革的先驱。
不可否认，选择上述案例研究的同时也遗漏了其他重要的案例。本书初稿的读者们曾建议增加更多的案例，有人建议中国，有人建议马来西亚，还有人建议某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坦白说，我没有资源和精力去开展更多的实地调研。我也不想推迟本书的完成时间，为此，我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研究。的确，每个国家和大学体系都有自己的故事，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所有国家都在进行着广泛的高等教育改革。大学发展的方向呈现出明显的相似之处，譬如，知识机构在全球化世界中的作用，竞争伦理的兴起，以及知识市场中技术的使用。
尽管不同的大学体系都已经接受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即将“世界一流”地位作为教育政策的典范，但我的目的是丰富并调整对这一意象的分析，而不是将其压缩为片面的主流解释。我选择采用循证方法来了解当地的知识和特定的历史环境。
与其泛泛而谈大量缺乏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的案例，不如通过深度剖析少量案例来更好地倾听地方与本土的声音。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证明过这项策略的合理性，他强调大规模的资料数据对跨体系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将关注点集中在少数案例国家能更深入地进行背景比较，研究成果也更具持久力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76-78.。
我对三个历史案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系列知识机构和支撑他们的独特的社会结构上。在分析每一个案例时，我并没有将历史变化简单地看作里程碑式的时间节点，而是将其融入不规则的变迁时期内，这些时期与潜在的社会力量和强大的全球结构相关联。因此，一个出发点是，只关注制度变革而没有将其与社会分层联系起来的大学分析是不完整的。在我们这个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不断加剧的时代，这一点非常明显。为了明确大学体系与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别上的诸多联系，我重点强调了它们的交集。本研究的重点与许多关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或是没有充分讨论这些相互作用，或是完全避而不谈。
本研究的实证调查包含了对主要文献的严密分析，其范围覆盖了政府文件、国际组织报告、公开统计资料、历史文献及其他文献等。另外，我与大学、国际组织、政府机构、慈善机构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教育领导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也与数十位教授、学生和工作人员进行了讨论。我走访了若干通晓高等教育变革的专业人士，包括大学校长、教务长、院长、政府部长、评估与排名专家，了解他们的角色、计划和希望，我想知道这些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们会如何描述大学。在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中，我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看法。本研究的半结构化访谈在赫尔辛基（Helsinki）、堪培拉（Kampala）、内罗毕（Nairobi）、纽约（New York）、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上海（Shanghai）和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进行。这些访谈可能都无法构成任何较大人口的科学样本，但现场访问和所获取的信息却提供了知识治理的手资料。
此外，我始终站在前沿的位置观察着重新定位高等教育的重要变革。本书分享了我的亲身经历，包括在美国和乌干达的求学经历，四大洲（非洲、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任教经历，以及担任系主任、公立和私立大学院长、基金会董事和全球治理机构顾问的任职经历。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都积极参与重新定位高等教育的改革。
我在大学的亲身经历以及大学所承受的压力是大学、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真实写照。我也借鉴了其他观察者的记忆和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还原模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不仅仅是回顾轶闻趣事，叙事（Narratives）是一种认识方法，能够阐明更大的问题。记忆的小片段通过个人经历折射出强大的结构性力量。记忆是信息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记忆可以充当挖掘历史和探索前景的灵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记忆可能生成理论和批判性思维。叙事是一种表达方式，能再现社会融合与社会冲突的故事，并激发人们聆听的兴趣。叙事也提供了一种机会，让我们回归到特定的历史时刻并厘清我们生活中看似混沌的复杂性。在本研究中，叙事提供了一种审视动态力量的工具，一种理解大学之所以存在的方法，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媒介。
有别于对历史的线性描述，记忆可以被当作一种记录方式，它记录的不是已逝的往昔，而是鲜活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评论道：“过去从未消逝，而且仍在继续。”William Faulkner， Requiem for a Nu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1)，92.这种关系可以被理解为关于过去如何进入现在的对话Jacques Lacan， Past and Present： A Dialogue， trans. Jason E. Smi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在2017年的一场关于大学与奴隶制关系的会议上，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谈到一个机构的历史沿革是如何融入到当下的办学宗旨中：“只有正视历史……我们才能够解放自己，自由地去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参见Jennifer Schuessler， “Confronting Academias Slavery T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6，2017.
近来，为解决种族、民族和国际冲突的遗留问题，其他的一些具体事例（其中大多都是为了回应校园的激进主义行为）比比皆是，这些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尤其是第四章和第八章。。这些行动的目标是，通过追溯历史，让我们的时代充满和谐，并开创一个公平的未来。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穿越回过去，但无论记忆是平淡无奇还是不堪回首，重温记忆可以提醒我们超越和感恩历史的必要性。
记忆研究作为一种思考过去的方法，表明了改善现状和引导大学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对高等教育来说，未来就是现在，因为未来正由当代力量塑造。
但要注意，记忆未必是完全靠谱的，必须对选择性记忆进行评估。回忆者必须尽力去避免错记和美化记忆。为了确认真实性，我觉得有必要向经历了相同历史案例的同事们进行求证，并通过日记、信件和其他文件等多个信息源反复核对。借助数字化和其他信息技术形式，许多记忆内容可被存储和访问。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比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等法律规定，当记录和数据被请求公开时必须强制予以披露。不过也有例外，譬如出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防安全保障的考虑则会驳回请求。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表明我的态度第八章提出的一个问题。作者的立场和主观性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详细阐释。。我的立场是保守的，因为我认同现代大学的正统宗旨，前提是这些宗旨能够适应当前时代的严峻挑战。我所有努力的重点是去批判高等教育机构中大量以进入全球竞争和不断向上层靠拢为使命的大学代表。教育全球化成本和贡献承担的不均衡加速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高等教育的另一个梦想能否实现——这正是本书后一章的主题。
本书正文由相互关联的三部分组成。在接下来的部分中，、二、三章为探索大学宗旨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框架。第二部分是历史案例研究。而构成第三部分的压轴章探讨了教育改革，并提出了可行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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