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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系“反英雄史”三部曲中的一种。
他发现了生命赖以存在的氧气，却因此失去生命。
法国大革命前夕，拉瓦锡掀起了一场化学界的革命，他扫除炼金术的残余观念，催生了现代化学。令人惋惜的是，一生秉持理性的拉瓦锡，最终难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恐怖激情，被非理性的浪潮吞噬。拉瓦锡的贵族身份让他拥有充裕的收入来进行研究，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也正是这一身份，让他最终走上了革命的断头台。刀起刀落，断头台下六万冤魂不过再添其一，一位天才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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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麦迪逊·贝尔
美国作家，古徹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著有《海地三部曲》等十七部小说，其作品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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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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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旧制度
第二章 走出炼金术
第三章 氧气的发现
第四章 化学革命
第五章 法国大革命元年的结束
延伸阅读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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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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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
1793年初秋，法国国民公会的官员们来到安托万·拉瓦锡位于巴黎玛德莲大道243号的私人住所。在这条繁华街道西部的一个街区，正在修建一座希腊帕特农神庙风格的教堂。教堂名为“圣玛丽-玛德莲”，自1791年起，其修建工程就始终停滞不前。从这座教堂未完工的古典门廊上向南眺望，是直通革命广场的皇家大道，不久后，广场上将安装一座断头台。断头台这个设想的提出者是吉约坦医生，他和拉瓦锡都是巴黎科学界的精英人物。吉约坦曾设想，自己所提议的装置是文明且人性化的刑具，可以取代残忍的刀斧和绳索。但看到自己的设想终演化成西方世界恐怖的武器之一，他必会因此感到震惊。
这些官员代表可怕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他们搜查并扣押了拉瓦锡的文件。但终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除了来自科学家同行的一些外文（英语和意大利语）信件，来信人包括：拉扎罗·斯帕兰扎尼拉札罗·斯帕兰扎尼，、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约瑟夫·布莱克约瑟夫·布莱克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拉瓦锡要求用自己的私人印章在被查封的文件上盖章，这一请求得到了官员们的批准。尽管相关报告指出 “拉瓦锡这一举动并非出于不信任，而是为了遵守秩序”，但他这样做，也许是担心政敌会把其他更危险的文件放进他的文件中。
按照法国大革命历法，这一天是共和国元年果月果月的第24天，但拉瓦锡等人并不知道这些。对他们而言，这只是1793年9月10日。尽管法国大革命历法在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时便已确立，但直到1793年10月才宣布启用。因此，共和国元年只在回顾历史时才存在。虽然没有人直接经历过，但它仍旧很重要。共和国元年以前，拉瓦锡的生活和事业完全融入了波旁王朝的社会结构中。然而，从这一天起，他的生活和工作将在新的充满革命和恐怖的环境中被重新审视。
法国大革命历法旨在将宗教的专制权威从历法中剥离出来，并废除儒略历。改革后的日历采用十进制，每月分成30天，每天10小时，每小时100分钟，每分钟100秒。拉瓦锡本人也是历法改革的倡导者，1793年，他也积极参与与之并行的度量衡体系改革。事实证明，这种十进制的换算方法比大革命历法的“寿命”更长，是至今为止仍在使用的公制标准。共和国元年果月24日，拉瓦锡的一位科学家同行安托万·弗朗索瓦·德·富克鲁瓦与其他官员一同来到玛德莲大道，收缴了拉瓦锡在度量衡项目中所使用的仪器。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拉瓦锡本打算依靠这一公共改革来安稳度过动荡的年代。
如果拉瓦锡能清醒意识到充满激进革命气息的全新环境将给他带来的危险，他也许会逃离这个国家。尽管在他所了解的其他领域，比起同时期的其他科学家，拉瓦锡要更了解彻底改变观点的重要性，但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拉瓦锡对于氧气的发现将确保他突出、恒久的科学地位，尽管在拉瓦锡之前也有人对氧气进行过研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根据研究提出过“固定空气”说法，卡尔·威廉·舍勒则将氧气称为“火空气”。但拉瓦锡的创举在于经过深入理解和思考，将这一并非全新的气体命名为氧气，并将它置于一个全新的化学语境中，进而推动现代化学的整体发展。拉瓦锡对氧气的命名是一次伟大的实践。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数年里，拉瓦锡做事极为守序的天分已经在他纯粹的科学研究之外有了诸多体现。1788年，他同时担任了五个重要公职，包括火药和硝石管理局的局长以及贴现银行董事在内，这些职位使得他在法国的国家金融之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1790年，由于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上非常可观的财富，拉瓦锡成了激进左派的抨击目标。1791年1月，雅各宾派的记者让-保尔·马拉在《人民之友》这份报纸上抨击拉瓦锡：“我向你们揭露骗子首领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之子，半吊子化学家，日内瓦股票投机商内克尔即下文的雅克·内克尔。的弟子，包税总会的包税官人，火药和硝石管理局局长，贴现银行董事，国王秘书，科学院院士，沃维利耶即让-弗朗索瓦·沃维利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者以及当代的阴谋家。”
马拉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公开谴责，是因为他与拉瓦锡有私人恩怨——1779年，拉瓦锡曾代表法国科学院将马拉判定为科学骗子。1791年的动荡中，国家科学院、文学院和文化学院的存在被视为可恶的精英主义。拉瓦锡在1771年得到父亲赠送的结婚礼物——贵族特权，此时它已不再有什么价值了。拉瓦锡受人诟病的一点，是他在法国包税总会任职——这是他赚钱的工作，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之所以到他玛德莲大道的家中来查抄文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税收一直由法国国王出租或“外包”给私人投资者。在每次租赁期间给王室财政上缴足够税收后，这些私人投资者便可以自己支配剩下的税款。到17世纪末，包税总会的规模不断扩张，已经是拥有3万名员工的庞然大物。18世纪末，法国政府已极度依赖通过包税总会来获得借款和偿还迅速增长的国债。
1768年，拉瓦锡进入包税总会时，该公司由40—60个包税官共同管理。那一年，一个包税官全部的股份收购价格为156万里弗尔里弗尔为法国古代的一种货币单位名称。 ；24岁的拉瓦锡从一位正在聘请助手的名叫博东的包税官手里，以首付6.8万里弗尔的价格，购买了其三分之一的股份。拉瓦锡将改革家的热情带入了包括税收工作在内的所有活动中。然而，即使是拉瓦锡提出的为开明的创新政策，也会引起法国纳税人的反感。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税收机构一样，法国包税总会并不受人们欢迎，甚至有可能是不受欢迎的机构。它不仅对盐、酒精和烟草征税，甚至还对从法国其他地方进入巴黎的商品征税。人们通过走私等各种手段逃税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包税总会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过严厉打击，更增加了公众的厌恶感。此外，关于暴利的指控也有充分的根据。
1791年，由于饱受管理不善的指控，包税总会终被废除。拉瓦锡在此前不久就已从这里辞职，不过，法国国民公会要求彻查包税总会在1740—1791年间的所有事务。包税总会的资产本应被清算并收入国库中，但由于一系列政治危机，清算程序一直被推后，而包税官或前包税官也被批评拖延怠慢。到1793年秋天，随着“恐怖统治”的开始，处理捐税专收总会事件（及收集资产）走向。拉瓦锡只是遭到搜查和收缴的许多前税务官之一。
在波旁王朝统治的后20年，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加入包税总会，拉瓦锡成功跻身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到1786年，拉瓦锡的总收入为120万里弗尔，相当于20世纪的4800万美元。即使拥有这么一大笔财富，拉瓦锡的生活方式却并不奢侈。据1791年的一份财务声明显示，拉瓦锡在卢瓦尔河谷拥有1400英亩（约5.67平方千米）的弗雷钦庄园，在维勒弗朗克尔还有254英亩（约1.03平方千米）土地，但他只有6名佣工（1名厨师、1名女仆、1名马车夫和3名男仆）。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身份地位来说，这样的仆人数量算是极少的了。
包税总会的工作为拉瓦锡提供了可观的收入，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科学研究和其他公共事业上。实际上，是税收收入资助了他的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在18世纪的法国，科学研究可以是事业，但绝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很小。有抱负的科学家必须自行承担研究费用。拉瓦锡的家庭背景相对优渥，他用从包税总会赚取的利润，组建了当时欧洲、昂贵的实验室。
法国大革命元年的结束
1789年，拉瓦锡仍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他在幕后的影响力大于台前。他在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贴现银行，甚至是包税总会都有职位，在政府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影响力。受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影响，拉瓦锡在这些领域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他相信改进方法能促进政府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与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一样，都相信将理性实证主义应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可能会取得成功。
经过1789年夏天的动荡，法国的局势似乎重新恢复了稳定。理性似乎在8月28日的《人权宣言》中得到了重申。拉瓦锡肯定会批准通过这个宣言，因为这与他在那个春天为布卢瓦的贵族起草的那份说明中的许多条款是一致的，并且基本上是模仿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宪法是以一种合理而庄重的方式在不断完善。1789年9月，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构成《权利法案》的前十项宪法修正案。拉瓦锡与其他温和派一样，期待着法国国民制宪议会采取类似做法，建立一种在某些程度上与英国类似的君主立宪制，一种在表述乃至实践上都更为自由的制度。
这种期望没有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具有本质区别，这两场革命的爆发时间非常近，确实难以分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抗税运动，终以殖民地与殖民政权分离结束。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声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其在扩展公民政治权利方面开始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就像法国激进分子很快开始抨击的那样）将大部分政府权力留在了依赖奴隶劳动的弗吉尼亚大地主手中。此外，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太破坏殖民社会的结构。
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阶级起义，爆发在国家中心而非边缘的殖民地区。一开始，它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妥协——例如法国经济非常依赖加勒比殖民地，特别是富裕的圣明多戈地区的奴隶制。随着国内经济在法国边境日益混乱和多场对外战争的压力下逐渐崩溃，殖民地成为可以依赖的收入来源。然而，法国大革命总有激进派，他们不做任何妥协，决心不顾任何经济或其他后果，限度地遵循解放思想的原则。当激进分子掌权时，旧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被连根拔起。
拉瓦锡和他的大多数温和派同僚一样，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重要区别。1789年10月初还发生了另一起冲突。当时，由面粉长期短缺引发的食品暴动在巴黎已是司空见惯。10月5日，拉瓦锡夫人玛丽遇到其中一起食品暴动，她（玛丽此时依然是一个热衷于步行的人）的马车被一群愤怒的女人拦住，这群女人的行为比男人还要过激。玛丽被迫走下马车，走在这群危险的织女中间，直到她们厌烦了折磨她，才放她前去参加拉瓦锡和美国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在军火库公寓计划好的午宴。事实上，这些织女有更大的猎物；她们正在前往凡尔赛的路上，准备捕捉“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面包师的儿子”——这是她们对王室成员的讽刺语。10月6日，法国国王、王后和王子在受尽凌辱后，被押回巴黎，关进杜伊勒里宫。国民议会也在毗邻的大厅里开设了办事机构。这一事件之后，拉瓦锡开始尽其所能地远离政治，尽管他在贴现银行还活跃了好几年，但他同时也发现自己很难与因对军火的持续担忧而引发的丑闻撇清关系。
敌视法国大革命的英国评论家埃德蒙·伯克曾这样描述法国大革命：“狂暴的气体，固定空气，显然挣脱了束缚——但是，我们应当等初的泡沫稍稍消退，等酒再清澈一些，等我们看到动荡不安的表面骚动下更深层的东西，再做评判。”伯克用这些话来攻击拉瓦锡的老对手——革命同情者普里斯特利。拉瓦锡可能喜欢这个类比，并赞同晚一点评判的观点，他渴望革命的“泡沫”消退。
1790年2月2日，拉瓦锡写信给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示自己相信革命已经平息：“我们认为（政治革命）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贵族政党徒劳无功，明显更为弱小。另一方面，民主政党人数多，而且得到教育界、哲学界和启蒙主义者的支持。温和派以及在这种普遍狂热中保持冷静的人，认为革命形势已经把我们带得太远了，不得不武装全体公民，这很不好；把武力交到那些应该服从的人手中是极不明智的；我们担心新宪法的制定将给那些受益于它的人造成障碍。”
在描述他认为的温和立场时，拉瓦锡流露出对旧制度的怀念。在声明法国大革命已经过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时，他显然也希望革命的某些元素能够被逆转。毫无疑问，许多温和派人士与他一样，对民粹主义可能达到的性十分紧张且不信任。无疑，他对富兰克林说的这句伤感的话是真诚的：“此时此刻，我们对你离开法国感到非常遗憾。您本可以做我们的指导，为我们划定不能越过的界限。”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拉瓦锡虽然非常希望法国大革命就此结束，但他的眼力十分敏锐，强烈预感到将来会发生更多更糟糕的事。然而，从他1790—1793年的行事轨迹来看，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似乎削弱了他的洞察力。拉瓦锡一直走在化学革命的前沿，但在政治革命上，却落在了后面。
……
虽然法国大革命有过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但恐怖统治不属于无政府状态。相反，它是一种秩序的力量，尽管这不是拉瓦锡所认可的秩序。其结果的无意义性是它自身逻辑延伸到极致的产物。重要的是，这种恐怖统治是合乎逻辑的。
21世纪的评论家查尔斯·默里甚至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咎于牛顿，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归咎于18世纪末对所有事物进行彻底“牛顿化”的思潮。“理性是新的信仰，它的个政治产物是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扭曲的雅各宾共和国。”假设所有的现象（包括人类行为）就像物理和化学中物质的变化一样，终都必须屈从于理性，这在被证明是一种政治上的鲁莽。默里指出：“牛顿的崇拜者们认为掌握了物质运动的规律，就能掌握人类活动的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运用科学理性来设计新的人类机构，从而从零开始，创造世界。”
随着启蒙运动逐渐陷入黑暗的恐怖统治，许多与之相关的文化思潮也支持这一观点。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支持的基督教理性神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初由上帝创造，但有人类有能力维护甚至升级这个机器。拉瓦锡所推崇的孔狄亚克的《逻辑学》则暗示思想、语言和写作的协同作用延伸到了行动领域。如果说化学可以遵循代数规则，为什么政治不能呢？当然，拉瓦锡不会让政治的理性化走得如此之远。和其他大多数处境艰难的温和派一样，他更倾向于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用一种更仁慈、更人道的政治观点（用默里的话说）来“处理棘手的、有问题的人性”。
……
此外，他也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安然度过这场风暴。毕竟，他坚信即使在学术机构被废除之后，科学家的身份也终能保住学者们的生命，而他可能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为国家所做的多方面、广泛的事务，比其他科学家都更勤奋、更有热情，也为更成功。很难相信法兰西共和国会肆意无度，舍弃拉瓦锡的才能。
尽管如此，拉瓦锡的文件在《嫌疑犯法令》通过后仅3天就被查封。由于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逮捕他的行动，拉瓦锡当时本可以离开法国，但却选择留下来继续奋斗。起初，他的努力似乎很成功。9月28日，包税总会文件上的封条被除去了，拉瓦锡被授予了一份“公民美德证明”，证明中指出，所调查文件中的一切“都体现了你的公民精神，足以消除任何对你的怀疑”。借此，富克鲁瓦不动声色地把从拉瓦锡玛德莲大道的住宅中没收的信件还给了他。
证明上的话语似乎是防范《嫌疑犯法令》的保险，所以拉瓦锡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事实上，他的生命已走向终局，这一切都加快了节奏。11月24日，一项命令发出，要求逮捕包税总会的所有前包税官，这些包税官将被监禁，直到包税总会的可疑账目被呈报并审查才能释放。至此，“公民美德证明”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警察没有在军火库实验室和玛德莲大道的房子里找到拉瓦锡，他们不知道拉瓦锡那天在国民自卫军。又过了3天，拉瓦锡仍然“逍遥法外”，还给公共教育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信——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仿佛是要预先定义他们对他的态度。
公共教育委员会负责拉瓦锡此时仍在进行的度量衡项目。此外，拉瓦锡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项目，终以1793年7月向国民公会提交的一份支持艺术学院的报告结束。他对科学的兴趣总是与对教育学的兴趣交织在一起，清楚地认识到在艺术和贸易方面进行良好训练的实际重要性（在学院被打压前，传统的行会已经被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段时间）。他在1793年夏天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并不是通过庆典实现的，而是通过给予全行业力所能及的发展来实现的。”在这个领域，拉瓦锡也许能继续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他11月25日写给公共教育委员会的信措辞非常巧妙:
前科学院院士，大约3年前辞去包税总会职务的拉瓦锡……众所周知，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由大臣任命的一个小委员会主持的包税总会的日常事务，而且他所发表的著作（原注）在这里，拉瓦锡是想提醒委员会他著有《化学命名法》和《化学基础论》。也证明，他主要从事的是科学研究。他从来不是法令中指定的需要呈报包税总会账目的委员之一；因此，对于委员们被指责有延误的状况，他无须对此负责，包税总会有些人要一直被羁押到交出账目为止，而他不认为自己也在其中。
如果公共教育委员会接受这一说法，拉瓦锡就可以与包税总会的危险联系巧妙地切割开来，拉瓦锡也为这样做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理由:
怀着这种疑虑，他请求国民公会告诉他，国民公会是否是想让他继续从事为包税总会清账这项拉瓦锡认为自己不适合的工作，或者他是否应该继续履行度量衡委员会的职责。目前为止，他仍对度量衡工作充满热情，而且直言自己必会对其有所贡献。
11月26日，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写了一封类似的信——尽管这个机构的名称与公共安全委员会相似（或者正因为如此），但往往与公共安全委员会作对，现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由罗伯斯庇尔和狂热的恐怖分子控制。拉瓦锡逃避逮捕已有48小时，在第二封信里，他宣布愿意自首:
前科学院院士拉瓦锡受国民公会法令的委托，致力于制定国民公会通过的新度量衡的建立。另一方面，新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包税官必须被关在拘传所内，以便查清账目。他准备自首，但在此之前，他想他应该问一下自己应该遵守哪条法令。
因此，这似乎是公平的问题。基于公平的利益衡量，拉瓦锡理应获得自由，至少拉瓦锡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让“两个无套裤汉无套裤汉兄弟”看守自己，这样他就能在巴黎周围行动自如，并且有足够的自由继续科学研究。
11月27日过后，两个委员会都没有回复拉瓦锡。拉瓦锡左右为难，但仍可以逃离这个国家，或者像孔多塞那样长期躲藏起来。他没有选这两条路并非完全因为愚蠢。他的岳父雅克·波尔兹及其他包税官也被困在同一张网里，显然，全家逃走并不现实，尽管在气氛紧张的11月波尔兹尚未被捕。拉瓦锡对未来设想还不那么悲观。他受过法律训练，虽然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但他和波尔兹都相信，公正的审判终会为他们伸张正义。拉瓦锡是十足的实用主义者，他意识到自己的巨额财富容易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但在恐怖统治的这个阶段，他没有意识到国家也可能会夺走他的性命。到目前为止，被送上断头台的科学家们都参与了明确的政治行动，而拉瓦锡非常小心地避开了这些。他设想过的糟糕的情况是，自己被没收了全部财产，然后作为一名药剂师谋生，过着简朴生活，就像瑞典化学家舍勒一样。拉瓦锡非常关注秩序，认为事态终究会回归平衡，这一点肯定会让他站稳脚跟。后，他处事冷静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逃跑。
11月28日，拉瓦锡和波尔兹（两人都不是那么可怕的逃犯）被关进巴黎的自由港监狱，当时其他包税官已经被关进了那里。下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也会被关在这儿。拉瓦锡仍然希望他11月下旬寄出的一封信能得到回复，这样他就有可能获释。他的朋友们在整个12月都在代表他提出类似的请求——但都没有成功。对于公平审判，另一个被捕的包税官艾蒂安-玛丽·德拉汉特有着更加明了、悲观的看法：“我想委员们会指责我们虚构账目，滥用权利，他们不会允许我们对这些指控进行辩驳，我们会因这些所谓的腐败行为而定罪。这样一来，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事实上，恐怖统治的领导人已经牢牢地握紧了奥卡姆剃刀。对这些包税官的威胁是战时经济的贪婪。包税官们无疑是当时法国富有的私人资本家。在他们被监禁的5个月里，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将富人送上断头台被戏称为“在革命广场上铸造钱币”。
……
拉瓦锡入狱的头几个月里，他的许多科学家同行都为他奔走游说，但当拉瓦锡越来越不可能从税务指控中脱身时（恐怖统治变得越来越），他们就越倾向于保持沉默。特别是富克鲁瓦的行为，一直受到很多人的指责和批评。当时，萨库姆博士谴责他说:“如果一个人仅用只言片语就能拯救一个伟人却因懦弱而选择保持沉默，那他至少应该知道如何弥补自己的沉默。”
富克鲁瓦曾是拉瓦锡的门生，但在1794年，他的地位要比拉瓦锡稳固得多，他是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富克鲁瓦的批评者认为他放弃拯救拉瓦锡是由于嫉妒拉瓦锡的化学成就，想要取代拉瓦锡的地位。这种行为并非没有先例，拉瓦锡在自己的全盛时期就打垮了许多前辈与竞争对手。但事实上，富克鲁瓦为了保住拉瓦锡，也费了很多心思，想了许多计策。就在包税官们被带到革命法庭的不久前，他甚至还闯进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场。在同时代的安德烈·洛吉耶的描述中，“他支持拉瓦锡。他带着愤怒解释道，这位伟大的化学家的死将会给科学界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当时的委员会主席罗伯斯庇尔没有作声，所以没有人敢做出回应，富克鲁瓦先生不得不默默离开，似乎无人注意到他说了什么。富克鲁瓦先生一离开会议室，罗伯斯庇尔就斥责他的鲁莽，还声称要他好看，这让普里厄·德拉科特·德·奥尔非常害怕，他追出去告诉富克鲁瓦，如果想保住项上人头，就不要再这样了”。
1794年5月初，迪潘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带有浓重偏见色彩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包税总会的账目，拉瓦锡自己的那部分自然也不例外。5月5日，包税官们（仍被关押在他们原来的总部）得到通知：国民公会已投票决定将他们送到革命法庭。虽然名义上还要进行审判程序，但每个人都明白这次投票等于宣判了他们的死刑。有两个包税官企图购买鸦片自杀，并向拉瓦锡透露了他们的想法。他无情的务实回答必定惹恼了这两位包税官，但会让斯多葛学派感到荣耀:“我不像你们一样执着于生命，我已经牺牲了生命。我们正等待的死亡时刻无疑是痛苦的，但不应用你们所提议的方法阻止它的到来，窒息而死对我们更有好处。为什么要在这之前就去寻死呢？是因为接受别人的命令，尤其是接受不公正的命令是可耻的吗？但在这里，过分的不公正本身就抹去了耻辱。”
5月6日，这群人被转移巴黎古监狱，这是位于城市岛的一座中世纪堡垒，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那里度过了被处决前的后几天。第二天，包税官们接受了简短的审讯。那天晚上，他们首次拿到了一份指控他们的书面陈述，但在阅读这些文件之前，就已经到了熄灯的时候。因此，在第二天黎明前，他们都无法得知自己受到的确切的指控。
这些书面材料其实并不重要。第二天上午10点，审判开始，正如德拉汉特所料，他们接受的是私设法庭式的审判。尽管“革命不需要科学家”这句话被认为是后人的杜撰，但法官们确实以嘲笑被告的回答来取乐。这些包税官被判刑后，坐着敞篷马车沿着塞纳河来到革命广场，他们从卢浮宫的窗下经过，这条路曾见证过拉瓦锡辉煌荣耀的时刻。其中一个被判死刑的包税官帕皮永·德·奥特罗什瞧了一眼追着马车咒骂的人群，自言自语地说：“有这样令人讨厌的子民，真让人恼火。”当晚5点，他们被押到断头台下。一位名叫欧仁·舍韦尼的目击者后来写道，拉瓦锡“为其他人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没有记录具体是怎么做的准备。
这些包税官都是“体面人”，舍韦尼还写道。法国人民对恐怖统治已经失去了兴趣。不到3个月，罗伯斯庇尔就会丧命。拉瓦锡被处决后的第二天，不久前曾与拉瓦锡在艺术与交易顾问委员会有过合作的前科学院院士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就大胆宣称：“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只要一眨眼，可是这样的脑袋再过一百年也再也长不出来了。”
虽然拉瓦锡后为人所知的肖像并非来自生活场景，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幅由玛丽·勒妮·热纳维耶芙·布罗萨德·德·博利厄所绘的全幅版画，画中拉瓦锡头发散乱，衣领敞开，正在迎接断头台上的刀锋——这是此类断头台场景的传统风格。拉瓦锡的面容看起来比大卫那张舒适的肖像更加清晰和严厉——考虑到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所遭受的困难和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看上去冷静、自信，有点专横，完全克制住了自己，（一如既往地）有点瞧不起智力不如自己的人，对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愚事完全不以为然。
身陷自由港监狱，尚有一线生机时，他就已经着手交代后事。12月，他写信给玛丽：“亲爱的朋友，你承担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身心疲惫，而我却无法为你分担。你要保重身体，身体抱恙将是的不幸。我的事业很成功，自认识你以来到现在，我就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你给我留下了爱恋的印记，每一天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我将永远把关心和尊重的记忆埋在心底。所以，我的任务已经做完了，但是你，仍然有权力有希望长久地活下去，不应浪费这个机会。我昨天留意到你很难过。既然我将一切都听天由命，既然我将所有未输掉的事情都视为胜利，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难过呢？”
通常，拉瓦锡会在控制不住情绪之前转换话题，在信的结尾，他告诉妻子兑换纸币的时间和方法。5月6日，当得知国民公会投票决定审判他们时，其他包税官便开始写信给直系亲属。拉瓦锡则不同，他的后一封信并没有写给亲密的人，而是写给了他的堂兄奥热·德·维莱尔。除此之外，维莱尔在拉瓦锡的故事中没有太多的戏份：
我的职业生涯很长，也很快乐，我相信我也能有一些遗憾，甚至能有一些荣耀。除此之外，我还想要什么呢？我卷入的事件，很可能会使我免受年老的不便。我将痛快一死——这是我能享受的其中一个好处。如果说我确实有什么痛苦的话，那就是我没有能力为家庭多做些事，因为我被剥夺了一切，所以无法向他们或你表达爱慕与感激。
事实是，即使尽到所有的社会美德，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一生致力于艺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也并不足以避免悲惨结局，或避免像罪犯一样死去。
我今天能写信给你，也许明天就不行了，在后的时刻，在脑海中想起你和我所爱的人，对我而言是一种甜蜜的安慰。请代我问候他们，让他们分享阅读这封信。这封信很可能是我给你写的后一封信。
如果他直接写信给他“亲爱的朋友”玛丽的话，也许他就不会这么理智。当然，拉瓦锡知道他是在书写历史。像往常一样，他小心地摆正了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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