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工业化如火如荼，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所以研究中国农业起源问题就有了特定意义，不仅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来说如此，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发展来说也是如此，这也是本书冠以“史前的现代化”这个名字的重要原因。
李鸿章曾说晚清中国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变故不仅仅是三千年，实际可达上万年。中国这块土地是世界上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一个孪生的农业起源中心，产生了北方的粟作农业与南方的稻作农业，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起源中心之一，而且文明绵延五千年，其中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也因此饱受诟病，成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东西方不同的历史路径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根源，理解东西方历史命运的差异需要我们对史前史有更多了解。如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上万年来深刻的革命，小农经济正在迅速瓦解，快步走向现代化。而在大约1 万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率先开始农业“革命”，开创了近万年的文化繁荣，直至近代被西方超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有必要重温那段历史，那场开创“史前的现代化”历程的伟大革命。那一次，我们的祖先似乎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每个时代每个地方自有其独特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地方自有其相应的学术研究。即针对同样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地方也可能有特定的回答。作为年轻一代中国学人，面对前贤学贯中西的根底不免惭愧，面对发达的西方学术也不免望洋兴叹，但是这些都不意味着我们必定就无所作为。何况，再伟大的先贤也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西方学术也是立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我们能够切中自己时代的问题，立足于自身的思考，那么我们也可能有所作为，此项研究可能浅陋，但也有所期待，那就是让它属于这个时代。
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 Trigger，也译作崔格尔或炊格尔）在其名作《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中强调，考古学的发展总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科学发展等条件的深刻影响。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生活在当代的人们所要了解与所能理解的都离不开现实，这也与克罗齐的著名论点“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谋而合。不过这里强调的不是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而是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无法脱离对现实的关注，即使面对一些看似学科终极难题似的问题。
我并不赞同纯粹相对主义的历史观，虽然我们对于史前史的研究深受当代现实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是一种完全相对的看法。研究者理解上有偏差不等于事物本身就是相对的。我不想在此展开我并不擅长的哲学本体论的讨论，我所强调的是本项研究所置身的是科学的范式，毫无疑问，它并不完善，但它是目前我们尚可以依赖的研究范式。基本的唯物观、有限的概念合理性等将此项研究限定在过程考古学的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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