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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桃花树下的鲁迅(一部见微知著的鲁迅别传)

書城自編碼: 354989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文学家
作者: 黄坚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0887987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0-09-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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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这是一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鲁迅别传。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推荐说:这种十分个性化的鲁迅研究,有助于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巨细无遗地关照一个立体化的鲁迅,并在阅读的同时获得审美愉悦。
★ 本书旨在探讨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此书所涉论述角度,可以说是阅读理解鲁迅的一把把钥匙。
★ 本书一大特点,是不再只是单纯地从鲁迅作为启蒙者角度来谈论鲁迅,而是把鲁迅作为近现代一个鲜活的、承载着各种文化特质的、有着独特性情的个体人物来讨论和研究。
★《桃花树下的鲁迅》有益于冲淡多数读者一想到鲁迅就是一副怒目金刚的悲苦印象,直观地提醒读者鲁迅的菩萨低眉的气度和亲和的正能量。作者说,只知鲁迅沉郁、悲愤,而不知鲁迅明快、亮丽,不足与语鲁迅。
★ 本书的内容过硬,援引参考29种海内外研究专著,认真严肃。桃花树不仅作为意象,也是书中的具体写作材料,由桃花在鲁迅的作品和生活中的多次出现为线索,串联起鲁迅的美学修养及心路历程,以及桃花在中国文化上的独特风景。
內容簡介:
本书通过鲁迅与亲人的生活、鲁迅的重要行迹、生命中的波折以及为人旨趣与审美倾向等十多个熟悉又陌生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有理有据又饶有风趣的解读,呈现出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
本书作者可以说是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个异数,其行文不拘学术套路而能直抵内核,能于细节中见思想,于众多研究之上出新意,且颇具抱负,旨在探究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
關於作者:
黃坚,江西萍乡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社科院思想研究室主任黄宣民之侄,大学期间因此直接受教于李泽厚、何兆武、李学勤等名师大家。曾在南方从事媒体工作,定居南昌后,以研究和写作为志业。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等。
目錄
陈漱渝序:小悟大、见微知著
自序
越对立的越相像
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
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条路
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经之地
学潮中作为不同角色的鲁迅
鲁迅一生中的避难与风险
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
桃花树下的鲁迅
鲁迅的哭泣
随感与遐想:散说鲁迅
游走于好饮与戒酒之间的鲁迅
越熟悉的越出错
鲁迅的几处离奇笔误
江、浙较量:巧合还是传统?
从鲁迅、陈源笔战中的籍贯说起
定庵、鲁迅比较说
参考书目
后 记
內容試閱
桃花树下的鲁迅

1936年4月,一直在病中的鲁迅,收到一封署名颜黎民的来信,虽然是一封让人猜疑的陌生来信——来信人是以儿童口吻写的信,这着实让鲁迅和许广平猜测了一番,但鲁迅还是及时地回了信,而且前后回复了两封。在第二封回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1936年4月15夜《致颜黎民》)
从这段话看,一定是来信人在信中提到了桃花,这才会引起鲁迅的回应。这位叫颜黎民的来信者,为何会在信中说到桃花,原信早已不存,缘由也就无从推断,但想必跟时节有关。颜黎民给鲁迅写信,是阳历三月底,也就是阴历的三月上旬,正是桃花绽放、盛开的时节。也许颜黎民在信里,只是一句随手无心的应景之语,却触动了鲁迅某根情感的心弦。
颜黎明给鲁迅写信时,人在北京。北京对鲁迅来说,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充满感情的,尤其是跟上海对比时,鲁迅情感的天平,明显倾向北京。鲁迅回信颜黎民时,北京早已改名北平,但在这封信中,鲁迅还是按老习惯,写成了北京,而在给颜黎民的封信中,写的却是北平,并且动情地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
我猜想,鲁迅在北京时,就留意过桃花,因为北京也是桃花的盛产地。“我在上海也看见了”,其中的“也”字,似乎也隐隐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当然也许只是针对颜黎民说到北京桃花而说的。
鲁迅对上海,虽然有极尽失望、愤恨之语,但说到桃花,情绪却是愉快的。“连泥土都不容易看见”的上海,种的是一株桃花(树);不管这株门外的桃树,是不是鲁迅家自己种的,“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几个连接转折词语之间,淡淡的语气,流露的却是难以掩饰的欣悦之情。“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似乎在表明,如果不是有屠场在,龙华的桃花,也会有兴趣去看看的。
鲁迅说的“门外的桃花”,萧红在她那篇《回忆鲁迅先生》里也写到了,但却把品种弄错了,说成了柳桃:
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柳桃又名夹竹桃,只要是南方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两种不同的植物搞错。鲁迅家门前的肯定是桃树,不会是夹竹桃,否则鲁迅的植物学知识(这是鲁迅的强项,可以称专家)就太糟糕了,不但错认了自家门前树,还把它跟龙华的桃花混为一谈了。
说到上海的桃花,鲁迅好像真的留意过,在给颜黎民写信的头两年,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两次提到过上海的桃花。
上海一带今年特别冷,因此什么都迟了。但桃花已开。 (1934年4月25日《致山本初枝》)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是给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又说到了上海的桃花:
上海变成讨厌的地方了,去年不曾下雪,今年迄未转暖。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倘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再热衷于赏樱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罢。(1935年4月9日《致山本初枝》)
把上海的桃花,跟东京上野的樱花相提并论,无形间,似乎拔高了桃花在上海的地位。
鲁迅给颜黎民的信里,有些兴致盎然地说到桃花,而且笔墨细致委婉,起因当然是由颜黎民的来信引发,却不好说只是应景之笔——如果只是纯粹的应景,那就没什么必要回应,何况是细致周详的回应。综观这封信,可以看出,只有说到桃花这一部分,不属于谆谆教诲的内容。那是什么原因,让鲁迅愿意在桃花上面稍费笔墨?联系到之前给山本初枝的信件,鲁迅在他生命的后三年,在相同的时节月份里,跟人通信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桃花,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我想,这跟鲁迅的生命状态有关。
鲁迅给颜黎民回信时,生命只剩下后的六个月,濒临病危只有两个月。这封书信的语气、笔调,读起来有一种柔缓,以至于近乎沉滞的感觉,跟鲁迅平生所作绝大多数文字、书信相比,都显得面目迥异。除了流露出鲁迅一贯的爱幼之情,即“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同时也不难让人感受到一种传统格言所说的“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温婉苍凉。这时候,桃花这一意象的突然沁入,会给即将病入膏肓的鲁迅带来一种什么的触动?是否唤醒了鲁迅生命中某种曾经有过业已遥远的明丽讯息?
1918年对鲁迅来说,是个重要年份。这一年,37岁的鲁迅发表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就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期《新青年》上,还刊有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写的三首新诗,其中一首的标题,就叫《桃花》,全诗如下: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狂人日记》直到今天,都是鲁迅研究和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我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专门单独研究过这首新诗《桃花》。迄今为止,我看到有关这首新诗印象深的评语,来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
唐(指唐俟)则能像扒拉茶泡饭一样,爽利地处理诗味淡泊、不够诗境的情况,往坏了说是平庸。(转见于丸山升著《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 日本的鲁迅研究》,译者王俊文)
丸山升在这段话后补充解释说:
这是对鲁迅用唐俟笔名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等白话诗的批评。
青木正儿是日本上世纪一位汉学家,跟鲁迅有过一次通信,但未曾谋面,是早将鲁迅引入日本的学者。早在1920年,青木正儿就对鲁迅作出了“是一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的评价,但青木正儿不知道,鲁迅和写新诗的唐俟是同一人,并对唐俟的新诗,给出了“平庸”的评语。
因为写作《桃花》等新诗,鲁迅得到了一个“平庸”的评语,这在鲁迅身上,大概是的。丸山升说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啊,想想看,除了这一次,鲁迅还有什么机会,能“荣膺”这样一种评价?对于生前身后,身上堆满了诸如伟大、深刻和非凡杰出的鲁迅来说,“平庸”的评语,简直有种“拨乱反正”的性质。在此我敢放下一句话,只知道鲁迅伟大、深刻,非凡杰出,而不知其平庸者,不足与语鲁迅。
鲁迅对于自己写新诗,后来有过谦虚而诚恳的解释:
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
“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具体来说,这首《桃花》诗作得怎么样呢?
就诗本身看,平易、简单,顺口,几乎没什么诗意和诗味,但口语感极好(许广平称之为“语体白话诗”),在我看来,比鲁迅大部分散杂文的口语感,还要更好,也不乏情致趣味性,只是离诗比较远,有点“桃花体”的味道,被人遗忘,也属当然。但如果不从诗歌本身,而从另一个角度,即诗歌作者的角度——这角度的前提当然因为诗作者是鲁迅——来审视一下这首诗,也许能看出些别的价值和意义。这首《桃花》诗跟《狂人日记》发表于同一期《新青年》上,其写作时间,想必也比较接近,但两者的差异,让人难以相信,它们是出于同一时间同一作者之手,难怪青木正儿会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判。你看《狂人日记》,是何等的阴暗、沉重、尖利,通篇充满了一种窒息感;再看这首新诗《桃花》,又是何等的自然、轻松、明快、亮丽,充满阳光明媚,还加上些打趣、逗乐,两种“黑白分明”的风格内容,是怎样在同一时间集于一人之身的?不过,如果细细品察,还是能看出两者之间,那种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桃花》一诗,正像是作者刚刚从一个地方走出来,又像是刚刚结束一件什么事,全诗的句,“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其中的“过了”“又”“走到”等字眼,传递出的,不正是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愉悦感?由此我判断,刊登于同一期《新青年》上的《桃花》和《狂人日记》,在写作时间上,应该是《狂人日记》在先,《桃花》在后。
1918年,鲁迅已年近四十,按一般说法,要归于中年,可我们看新诗《桃花》,分明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说它出自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之手,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因此,假如说《狂人日记》要更接近反映鲁迅此时的实际年龄,那么新诗《桃花》所反映的,就是鲁迅此时的某种心理年龄。从这个角度说,鲁迅此时的作品,刊登在《新青年》上,是名副其实的。
历来鲁迅的研究爱好者,注目埋首于《狂人日记》,意图奋力探赜索隐者,不知凡几,可曾有人注意过这首同时诞生的新诗《桃花》?当人们极力想在《狂人日记》里探寻出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搜寻出更多鲁迅的影迹,殊不知,有个鲁迅的身影,从一株桃花树底下,悄悄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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