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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手抄本到当代信息图,汇聚历史学者与艺术家绘制时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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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历史是什么样子?时间该如何绘图?《时间图谱》是*部综述性专著,呈现时间被图形化的历史,涵盖1450年至今欧洲与美国关于时间线、时间表、时间轴等历史年表的视觉化创作。
从古老的图案到当代的图表,在对时间的呈现中,线条都是一个核心要素。线性的象征隐喻,在时间的视觉化描述中无处不在,无论那是年鉴、历书、图表,还是各类的图形图解。即使是我们的日常语言,也充满了关于时间的表述,有前有后,或长或短。时间是思维装备或智力结构中如此熟悉的一部分,以至于有时候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这其实原本是后天习得的东西。况且,现代形式的时间图谱,问世甚至还不足250年。而在那之前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直到如今也还未得到完整充分的讲述。
丹尼尔罗森伯格与安东尼格拉夫顿精心构造了一份生动的历史,里面充满奇妙的人物与意想不到的反转和迂回曲折。从中世纪手抄本到互联网页面,书中囊括了多种多样的时间图谱;它们以其自身独有的方式或弯曲或交叉或分岔旁逸挑衅人们关于形式的常规思维。在我们逐渐演变的历史感知中,视觉形式扮演了何种角色?如果你对此论题感兴趣,这部拥有丰富视觉图像的综述作品一定会给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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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丹尼尔罗森伯格,俄勒冈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注于研究数据的历史,主持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历史图形学互联网项目时间在线,撰述题材兼涉历史、知识论、语言与视觉文化,与苏珊哈丁合著《未来的历史》。
安东尼格拉夫顿,普林斯顿大学亨利普特南讲席教授,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英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已出版《文本的捍卫者》《脚注趣史》《拿出你的存货:人文史料钩沉》等十余部著作。
杨凌峰,翻译学硕士,任职于广州某高校,译有《时间图谱》《审丑》《艺术通史》《501位艺术大师》《如何让艺术懂你》《丑闻艺术博物馆》《世界当代艺术》《有生之年一定要看的101部邪典电影》《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埃及四千年》《埃及纪行》《出轨》《栗树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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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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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一章:印画形式的时间
第二章:时间表
第三章:图形的转换
第四章:历史的新图表
第五章:边疆前线
第六章:一种三脚猫小工匠的艺术
第七章:外与内
第八章:大时代
部分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前言刊登于《秘室:艺术与文化》季刊第13期上的《时间线的时间线》一文,离不开Sina Najafi、Sasha Archibald、Brian McMullen与Tal Schori的合作,我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没有他们的才华贡献,眼下的这本书无疑也难以出现。同样的谢忱要献给Susan Harding、Marco Harding、Joseph Masco以及《未来的历史》的整个团队。Susan组织过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正是参加那次会议期间,我开始收集时间线。自那以后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积聚负债很多机构为我的材料收集提供了便利,我欠下太多人情债,包括:罗格斯大学的当代文化批判性分析研究中心、亨廷顿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克拉克图书馆、克拉克艺术学院、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MASS MoCA)、Argos学术搜索引擎、费城的斯罗特基金会(Slought Foundation)、墨西哥的鲁菲诺-塔马约博物馆、印第安纳大学的18世纪研究中心、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科学史分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与俄勒冈大学人文学科中心。多谢这些机构那些出色的馆员们提供协助,尤其是俄勒冈大学骑士图书馆、费城图书馆公司,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本项目大部分的研究便是在这些机构进行;特别要感谢Stephen Ferguson、Donald Skemer、AnnaLee Pauls、Andrea Immel、John Blazejewski与Charlene Peacock。刊登于《秘室:艺术与文化》季刊第13期上的《时间线的时间线》一文,离不开Sina Najafi、Sasha Archibald、Brian McMullen与Tal Schori的合作,我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没有他们的才华贡献,眼下的这本书无疑也难以出现。同样的谢忱要献给Susan Harding、Marco Harding、Joseph Masco以及《未来的历史》的整个团队。Susan组织过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正是参加那次会议期间,我开始收集时间线。自那以后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积聚负债很多机构为我的材料收集提供了便利,我欠下太多人情债,包括:罗格斯大学的当代文化批判性分析研究中心、亨廷顿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克拉克图书馆、克拉克艺术学院、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MASS MoCA)、Argos学术搜索引擎、费城的斯罗特基金会(Slought Foundation)、墨西哥的鲁菲诺-塔马约博物馆、印第安纳大学的18世纪研究中心、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科学史分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与俄勒冈大学人文学科中心。多谢这些机构那些出色的馆员们提供协助,尤其是俄勒冈大学骑士图书馆、费城图书馆公司,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本项目大部分的研究便是在这些机构进行;特别要感谢Stephen Ferguson、Donald Skemer、AnnaLee Pauls、Andrea Immel、John Blazejewski与Charlene Peacock。
我还要感谢Alletta Brenner、Theresa Champ、Mike Witmore、Daniel Selcer、Jonathan Sheehan、Arielle Saiber、Sophia Rosenfeld、Miryam Sas、Pamela Jackson、Ken Wissoker、Amy Greenstadt、Steven Stern、Jamer Hunt、Justin Novak、Frdrique Pressmann、Elena Filipovic、Pip Day、Nato Thompson、Dror Wahrman、Michel Chaouli、Martin Jay、Randolph Starn、Eviatar Zerubavel、John Gillis、Harold Mah、Joel Smith、Sheila Schwartz、Neil de Grasse Tyson、Maya Lin、Christoph Fink、Katie Lewis、Jacqui Glanz、Anne Glanz、Astrit Schmidt-Burkhardt、Jim Shaw、Steven Shankman、Barbara Altmann、Julia Heydon、Georgia Barnhill、Michael Paulus、Roy Goodman、Vicki Cutting、James Fox、Lesli Larson、Eliz Breakstone,以及俄勒冈大学过去和现在的欧洲与现代研究的同事们,包括Andrew Schulz、David Castillo、Fabienne Moore、Diane Dugaw、Amanda Powell、James Harper、Lisa Freinkel、Leah Middlebrook与Nathalie Hester。这一项目最初的提案由Mark Johnson经手,他在编辑时提出了很多深刻见解。我为《18世纪文化研究》所写的文章《约瑟夫普雷斯特利与近现代时间的图形发明》,由Jeff Ravel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感谢克拉克荣誉课程学院的我的同事们,尤其是Joseph Fracchia、David Frank和Richard Kraus,还有俄勒冈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包括Jeff Ostler、Martin Summers、John McCole、George Sheridan、Randall McGowen与David Luebke。更要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arla Hesse多年来对我的细心引导。同样感谢梅隆基金会以及俄勒冈大学,它们一起给我提供机会赴普林斯顿大学合作撰写此书;也感谢普林斯顿的人文科学委员会与该会的Carol Rigolot、Cass Garner与Lin DeTitta;感谢Barbara Leavey与历史合作研究中心与历史系;还要感谢安东尼格拉夫顿,他的合作、眼界与建议,为我打开了新的视野。
从个人层面,我要感谢Harry Rosenberg、Barbara Filner、Joshua Rosenberg、Gwendolen Gross、Jacob Rosenberg、Carina Rosenberg、Jack Paris、Judy Cheng Paris、Su-Lin Nichols、Bill Nichols、Charlie Nichols和Will Nichols,而且首先要感谢我的搭档Mai-Lin Cheng,她对此项目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谨以本书的这些努力纪念Amy Jean Kuntz。
很多资助者、支持者、友人与同事,让我为此书付出的劳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了极为愉快的经历。衷心感谢梅隆基金会尤其要首先感谢Harriet Zuckerman、Joseph Meisel与 William Bowen感谢他们慷慨的资金赞助和对学术项目的想象力。来自梅隆与位于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科学史分部的资金,使得在柏林举办的年代学研讨工作坊成为可能,而眼下这本书的构想就始于那工作坊。Lorraine Daston协同经办和主持了工作坊的活动;她热情好客,很多年来都周到亲切,也提出不少博学又深刻的建议,因此要向她致以最热忱的谢意。来自梅隆的进一步资助,又让丹尼尔罗森伯格得以在普林斯顿度过20062007学年,也让我得以将那一年的很多时间拿来与他合作。人文科学委员会的Carol Rigolot、Cass Garner与Lin DeTitta,历史系的Barbara Leavey与Judy Hanson,都不畏烦琐,为我们的合作进行了实务安排。她们的效率、行动速度与热情周到,怎样夸赞都不为过。普林斯顿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的出色员工Ben Primer、Stephen Ferguson、Paul Needham、Donald Skemer和AnnaLee Pauls已在那里备集了很可观的年代学研究资源。他们的智慧、灵活机智与慷慨,让我们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得以成为可能,他们还为此书制作了很多图片,工作相当出色。我们的朋友Robert Darnton是普林斯顿图书与媒体研究中心的前主任,他让我们撰述成果的一个早期版本得以在中心举行的一个特别会议上展示。那是针对进程中的作品加以研讨。与会者的反馈温暖又热切,也提出了有益的批评,而那早期成果便正是此书的第一稿:我们这书里研究的那些年代学者,他们大概会用大写字母和红墨水来记录那次研讨会吧。
最后,要感谢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他们对近代早期那些渊博学识中蕴含的创造性与种种奇想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他们的建议、批评和堪称典范的学术深度,都对此书有着决定性意义。丹尼尔罗森伯格,自然是在这些同行中居首,感谢他的好奇精神、激情与学识储备,让我们的合作成了愉快的享受;还要感谢Ann Blair、Jed Buchwald、Max Engammare、Mordechai Feingold、Peter Miller、Philipp Nothaft、Nick Popper、Ingrid Rowland、Wilhelm Schmidt-Biggemann、Jeff Schwegman、Nancy Siraisi、Benjamin Steiner、Walter Stephens、Noel Swerdlow,以及2008年辞世的历史学家Joseph Le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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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秘室:艺术与文化》季刊第13期上的《时间线的时间线》一文,离不开Sina Najafi、Sasha Archibald、Brian McMullen与Tal Schori的合作,我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没有他们的才华贡献,眼下的这本书无疑也难以出现。同样的谢忱要献给Susan Harding、Marco Harding、Joseph Masco以及《未来的历史》的整个团队。Susan组织过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正是参加那次会议期间,我开始收集时间线。自那以后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积聚负债很多机构为我的材料收集提供了便利,我欠下太多人情债,包括:罗格斯大学的当代文化批判性分析研究中心、亨廷顿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克拉克图书馆、克拉克艺术学院、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MASS MoCA)、Argos学术搜索引擎、费城的斯罗特基金会(Slought Foundation)、墨西哥的鲁菲诺-塔马约博物馆、印第安纳大学的18世纪研究中心、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科学史分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与俄勒冈大学人文学科中心。多谢这些机构那些出色的馆员们提供协助,尤其是俄勒冈大学骑士图书馆、费城图书馆公司,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本项目大部分的研究便是在这些机构进行;特别要感谢Stephen Ferguson、Donald Skemer、AnnaLee Pauls、Andrea Immel、John Blazejewski与Charlene Peacock。
我还要感谢Alletta Brenner、Theresa Champ、Mike Witmore、Daniel Selcer、Jonathan Sheehan、Arielle Saiber、Sophia Rosenfeld、Miryam Sas、Pamela Jackson、Ken Wissoker、Amy Greenstadt、Steven Stern、Jamer Hunt、Justin Novak、Frdrique Pressmann、Elena Filipovic、Pip Day、Nato Thompson、Dror Wahrman、Michel Chaouli、Martin Jay、Randolph Starn、Eviatar Zerubavel、John Gillis、Harold Mah、Joel Smith、Sheila Schwartz、Neil de Grasse Tyson、Maya Lin、Christoph Fink、Katie Lewis、Jacqui Glanz、Anne Glanz、Astrit Schmidt-Burkhardt、Jim Shaw、Steven Shankman、Barbara Altmann、Julia Heydon、Georgia Barnhill、Michael Paulus、Roy Goodman、Vicki Cutting、James Fox、Lesli Larson、Eliz Breakstone,以及俄勒冈大学过去和现在的欧洲与现代研究的同事们,包括Andrew Schulz、David Castillo、Fabienne Moore、Diane Dugaw、Amanda Powell、James Harper、Lisa Freinkel、Leah Middlebrook与Nathalie Hester。这一项目最初的提案由Mark Johnson经手,他在编辑时提出了很多深刻见解。我为《18世纪文化研究》所写的文章《约瑟夫普雷斯特利与近现代时间的图形发明》,由Jeff Ravel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感谢克拉克荣誉课程学院的我的同事们,尤其是Joseph Fracchia、David Frank和Richard Kraus,还有俄勒冈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包括Jeff Ostler、Martin Summers、John McCole、George Sheridan、Randall McGowen与David Luebke。更要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arla Hesse多年来对我的细心引导。同样感谢梅隆基金会以及俄勒冈大学,它们一起给我提供机会赴普林斯顿大学合作撰写此书;也感谢普林斯顿的人文科学委员会与该会的Carol Rigolot、Cass Garner与Lin DeTitta;感谢Barbara Leavey与历史合作研究中心与历史系;还要感谢安东尼格拉夫顿,他的合作、眼界与建议,为我打开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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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资助者、支持者、友人与同事,让我为此书付出的劳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了极为愉快的经历。衷心感谢梅隆基金会尤其要首先感谢Harriet Zuckerman、Joseph Meisel与 William Bowen感谢他们慷慨的资金赞助和对学术项目的想象力。来自梅隆与位于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科学史分部的资金,使得在柏林举办的年代学研讨工作坊成为可能,而眼下这本书的构想就始于那工作坊。Lorraine Daston协同经办和主持了工作坊的活动;她热情好客,很多年来都周到亲切,也提出不少博学又深刻的建议,因此要向她致以最热忱的谢意。来自梅隆的进一步资助,又让丹尼尔罗森伯格得以在普林斯顿度过20062007学年,也让我得以将那一年的很多时间拿来与他合作。人文科学委员会的Carol Rigolot、Cass Garner与Lin DeTitta,历史系的Barbara Leavey与Judy Hanson,都不畏烦琐,为我们的合作进行了实务安排。她们的效率、行动速度与热情周到,怎样夸赞都不为过。普林斯顿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的出色员工Ben Primer、Stephen Ferguson、Paul Needham、Donald Skemer和AnnaLee Pauls已在那里备集了很可观的年代学研究资源。他们的智慧、灵活机智与慷慨,让我们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得以成为可能,他们还为此书制作了很多图片,工作相当出色。我们的朋友Robert Darnton是普林斯顿图书与媒体研究中心的前主任,他让我们撰述成果的一个早期版本得以在中心举行的一个特别会议上展示。那是针对进程中的作品加以研讨。与会者的反馈温暖又热切,也提出了有益的批评,而那早期成果便正是此书的第一稿:我们这书里研究的那些年代学者,他们大概会用大写字母和红墨水来记录那次研讨会吧。
最后,要感谢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他们对近代早期那些渊博学识中蕴含的创造性与种种奇想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他们的建议、批评和堪称典范的学术深度,都对此书有着决定性意义。丹尼尔罗森伯格,自然是在这些同行中居首,感谢他的好奇精神、激情与学识储备,让我们的合作成了愉快的享受;还要感谢Ann Blair、Jed Buchwald、Max Engammare、Mordechai Feingold、Peter Miller、Philipp Nothaft、Nick Popper、Ingrid Rowland、Wilhelm Schmidt-Biggemann、Jeff Schwegman、Nancy Siraisi、Benjamin Steiner、Walter Stephens、Noel Swerdlow,以及2008年辞世的历史学家Joseph Le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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