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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有可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吗?根除天花、疟疾、脊髓灰质炎一部人类与传染病抗争的科学史,一项经典的公共管理学案例。 微生物无国界,从流行病视角书写全球化进程,一部疯狂的殖民扩张史,一部殖民地反抗运动的血泪史。 比尔盖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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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讲述了一段全球公共卫生行动的历史,介绍了人类自现代社会以来的数次根除(eradication)传染病行动。公共卫生是一项集医学、政治、伦理学和文化心理为一体的综合行动,在健康权愈发被视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的今天,本书讨论的是否应该彻底消灭大型传染病的问题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根除传染病行动就像一张国情晴雨表,时时反映着开展行动的目标国家政治局势,经济实力、政府执政能力和民生水平的情况。书中所记录的根除行动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其中伴随着大国外交的政治较量、民主与独裁的博弈,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也可说是另一个角度的世界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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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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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言
15 第一章 根除疾病与公共卫生
35 第二章 一切源自帝国扩张时代
73 第三章 洛克菲勒时代的悖论
119 第四章 战后的根除狂热
163 第五章 消灭疟疾任重道远?
217 第六章 根除天花的最后一击
267 第七章 充满争议的当代根除工作
317 注 释
393 参考文献
397 鸣 谢
免费在线读救死扶伤中的政治:根除黄热病的历史
为什么是黄热病
为什么是黄热病?为什么在根除的历史上,这种疾病变得如此举足轻重,无论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为后来与之截然不同的根除行动提供了参照?
从历史上看,一种特定疾病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意义很少直接取决于健康指数,例如特定人群中的感染人数,或者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或发病率在总体疾病负担中所占的百分比。如果后一项因素对引起社会关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像肺炎这样的呼吸类疾病或者腹泻感染,在19世纪和20世纪会成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事实并非如此。而经济开支,甚至有效的干预措施的提供,也并不一定会导致疾病控制工作中的协同努力。相反,我们发现,人们所表达的忧虑、所给予的关注,及其所采取的救治行动,都由我所说的疾病救治领域中的权力斗争所决定。我所指的是这个问题与当今更大的政治和象征性问题,以及其他阶级和经济领域工作重点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一种疾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与其所造成的负担相比常常是不相称的。
黄热病在美国的状况是这方面情况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从历史和当下来看,黄热病主要局限于世界的两个地区美洲和西非。而到19世纪末,按照死亡率或发病率衡量,它绝非美洲最严重的疾病。但是,这种疾病的超强流行性、高死亡率,及其在贸易和移民日益增长的时代中因其大规模流行和疾病隔离所造成的混乱,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黄热病在美国受到了其他疾病所不曾有过的关注。
黄热病对新近到达的移民异常凶猛的侵袭确实是其最典型的和可怕的特征之一,尤其在美国日益成为国际贸易频繁的移民国家之际。虽然免疫力如何获得还无从知晓,但长期生活在温暖气候之中似乎使人饱经锻炼,即获得适应力,并使之获得抵抗力(当时的观察者未曾发现的是,这些人几乎肯定曾经受过一场黄热病小恙的考验,通常是在童年,因而获得了终身的免疫力)。黑人被假定有天生的或者属于人种特征的对该病的免疫力。虽然在实际行医过程中,这个假设一次次地被证明有误,但对很多南方的医生来说,它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的信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说明政治种族主义是如何左右对疾病的解释的。救死扶伤中的政治:根除黄热病的历史
为什么是黄热病 为什么是黄热病?为什么在根除的历史上,这种疾病变得如此举足轻重,无论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为后来与之截然不同的根除行动提供了参照?
从历史上看,一种特定疾病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意义很少直接取决于健康指数,例如特定人群中的感染人数,或者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或发病率在总体疾病负担中所占的百分比。如果后一项因素对引起社会关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像肺炎这样的呼吸类疾病或者腹泻感染,在19世纪和20世纪会成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事实并非如此。而经济开支,甚至有效的干预措施的提供,也并不一定会导致疾病控制工作中的协同努力。相反,我们发现,人们所表达的忧虑、所给予的关注,及其所采取的救治行动,都由我所说的疾病救治领域中的权力斗争所决定。我所指的是这个问题与当今更大的政治和象征性问题,以及其他阶级和经济领域工作重点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一种疾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与其所造成的负担相比常常是不相称的。
黄热病在美国的状况是这方面情况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从历史和当下来看,黄热病主要局限于世界的两个地区美洲和西非。而到19世纪末,按照死亡率或发病率衡量,它绝非美洲最严重的疾病。但是,这种疾病的超强流行性、高死亡率,及其在贸易和移民日益增长的时代中因其大规模流行和疾病隔离所造成的混乱,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黄热病在美国受到了其他疾病所不曾有过的关注。
黄热病对新近到达的移民异常凶猛的侵袭确实是其最典型的和可怕的特征之一,尤其在美国日益成为国际贸易频繁的移民国家之际。虽然免疫力如何获得还无从知晓,但长期生活在温暖气候之中似乎使人饱经锻炼,即获得适应力,并使之获得抵抗力(当时的观察者未曾发现的是,这些人几乎肯定曾经受过一场黄热病小恙的考验,通常是在童年,因而获得了终身的免疫力)。黑人被假定有天生的或者属于人种特征的对该病的免疫力。虽然在实际行医过程中,这个假设一次次地被证明有误,但对很多南方的医生来说,它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的信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说明政治种族主义是如何左右对疾病的解释的。
因为黄热病以新近到达的移民为侵袭目标,所以移民问题对该病助纣为虐。正如玛格丽特汉弗莱斯(Margaret Humphries) 在其出色的研究报告《黄热病和美国南方》中阐明的那样,美国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人口,所以对其整体而言,黄热病被断定为公共卫生方面的严重威胁,因此,原先基本上属于地区性的和南方的一个问题,却对国家公共卫生机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例如,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公共卫生组织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APHA)成立于1872年,主要是为了应对黄热病。1878年国家隔离法获得通过,同样也是为了避免黄热病流行的威胁;该法授权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服务体系(最初是为了维护海员而设立)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宣布实施隔离,以阻止该病的蔓延。事实上,从1872年到1910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服务体系的资金和人员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黄热病的救治工作。
19世纪最后的25年,驶往美国的航船日益增多,给联邦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其控制黄热病。到1890年,来自外国港口的船只数量已经上涨到每年20000到22000艘,而1850年前后进行此类航行的船只则只有10000到12000艘。同时,船舶航行得也更快了。这就意味着,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像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就流行病而言,距离那些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港口已并不遥远。12 从1887年开始,按规定,外国领事馆官员必须每周把本国黄热病病例数量报告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系统。随着航运数量的日益增加,到访美国的旅客数量也大幅增长,这使得海关的入境健康检查和检疫措施变得更加严厉。
美国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港口和航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确信,无论黄热病假设的起源或传播模式究竟是什么,它都不是美国本国土生土长的疾病,而主要是从其他普遍流行此病的国家输入的。黄热病发生在温暖气候条件下,而即使是在美国许多南方城市相对温暖的条件下它都很难越冬,因此看起来它是不得不每年从境外卷土重来的。所以,为了腰斩黄热病的传播,除了比较旧的方法,即燃烧硫化物来防止瘴气或者使用消毒剂之外,政府开始在入境口岸实施更加严格的消毒和检疫方法。入境口岸对黄热病控制的重视,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服务系统及其与联邦政府签约的医疗人员的权威进一步增强这是当时一个有趣的例子,在美国南方在其他领域中强烈抵制联邦政府权威的时代,公共卫生领域却开始联邦政府化。
如果这些方法切实有效的话,或许黄热病就能被消灭在其起源地,如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45公里(90英里)的古巴。因此,美国进入美西战争(American-Spanish War)的时机是十分有趣的:此时医学领域中实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美国人日益确信,控制黄热病的方法存在于美国境外。1898年的战争使古巴落入美国手中,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得以在军事管制条件下,在这个岛国实施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而这对古巴的独立地位和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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