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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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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商会由于其所处的场域极具特殊和典型，其组织架构和呈现的面相有一定的地方特质。清末民初云南商人群体力量发展壮大，亦热衷于建立新式商人组织，因此，其组织机制呈现出会董和帮董共同治理的局面，帮董在具体商务事宜中发挥较大的能量；同时，各地商会相继创设，尤其是社会经济环境独具特点的地区，其商会的设置彰显出云南僻处边陲和多民族的典型地域特点。在西南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组织历经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军、政、商三方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利益合作，这在地方派系的内争和鸦片贸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云南王龙云统治滇政以后，由于云南地方政权的独立性所在，云南商会组织的发展呈现马鞍形的态势，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五科一处的常态化格局。抗战时期，云南商会呈现出突飞猛增的发展态势，省级商会联合会得以筹组。在战时统制体制下，云南商会积极应对战时事务，回应了中央权威的渗透，因而形成了超稳定的组织治理体系。在抗战胜利结束后，云南商会在面对多重政治势力角逐的政治环境中，其生存空间和职能运作呈现出衰微的态势，而并未实现如沦陷区商会组织的有序整顿和重组。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商会组织的改造相对滞后，商业联合总会作为过渡组织，在工商联筹组之前着手进行接收改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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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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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大理大学专任教师，硕士生导师，大理大学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历史文化，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省哲社项目及地厅级项目多项，在《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近代史学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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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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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二 学术史的回顾与认识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四 研究对象与时空范围的界定
第一章 清末民初云南商会的创设与更迭
一 中法战争后云南的社会经济与传统商人组织的嬗变
二 清末新政时期云南商务总会的创设
三 民初云南商会的更迭
四 地方商会的创设及其多元面相
第二章 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的变动与运行
一 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的改组与整顿
二 云南商会的组织运行和区域商会网络的建构
三 云南商会与区域商业秩序的运行
四 军阀政争中商会的权衡应变与利益合作
第三章 新云南建设时期云南商会的治理与调适
一 云南商会的发展格局与治理体系
二 云南商会的经济事务参与
三 云南商会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参与
第四章 抗战时期云南商会的组织嬗变与因应
一 抗战时期云南商业的凸兴和商人组织的演进
二 云南省商会联合会的筹组与运行
三 战时统制之下云南商会的因应
第五章 多方权势博弈时期云南商会的式微与转轨
一 战后云南商会的衰变
二 战后云南商会的式微与运营困境
三 变革之际云南商会的因应与抉择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表目录
表1-1 辛亥革命后云南各地增设商务分会区域分布情况
表1-2 1911年云南下关商务分会会董名册
表1-3 1910年鹤庆商务分会总理会董名册
表1-4 1910年维西属阿墩子商务分所会董名册
表1-5 1911年丽江商务分会职员清册
表1-6 1914年中甸县商务分会职员履历表
表2-1 1924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
表2-2 1917年云南总商会第一届职员一览表
表2-3 1921年云南总商会第三届职员一览表
表2-4 1924年云南总商会第四届职员一览表
表2-5 1926年云南总商会第五届职员一览表
表2-6 1927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统计之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
表2-7 1927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统计之云南各地商会时空分布统计表
表2-8 云南各道商会总数及普及率统计表（商会数总县数）
表3-1 1936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
表4-1 1943年下关商会第一届当选理监事名册
表4-2 1942年云南全省商会联合会第一届当选理监事名册
表4-3 19431945年云南省商联会工作实绩
表5-1 昆明市商会第四届第二任理监事一览表
表5-2 1948年滇西北各县署局商人团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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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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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商会，产生于20世纪初期。虽较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会出世晚，但发展迅速，不到十年的时间，几乎遍布中国各地，并逐渐成为当地最有力量、最具影响的社团之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商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缩影，甚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融入世界体系的艰难历程。
因此，中国商会自产生之日起，不但为国内社会各界所瞩目，而且引起外国在华势力和机构的注意。早在清末，日本商会及其他机构对中国商会就开始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调查进行得更系统、全面。据不完全统计，仅日本商会（含在华日本商会）编印的与中国商会相关的调查报告就多达数百种。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欧、美、日学者对中国商会展开了初步分析，但鲜有专题的研究成果。六七十年代，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以商会为主要考察、举证对象的专题性成果。尽管他们的研究只是零星的，未能在西方史学界形成潮流，但为中国商会史研究的纵横拓展奠定了基础。
与之相比，中国学术界对商会的专题研究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以至于后来居上。改革开放以后，商会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但早期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多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分支加以拓展的，考察的主要是商会的政治态度及表现，时段也多集中于清末民初，地域则以上海、天津和苏州为主。随着早期现代化、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内容和主题也不断向纵深拓展，商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活动尤其受到重视，研究时段亦相继延长，地域突破更加显著，几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商会均有涉及。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商会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中一个成果多、起点高的重要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等领域的进展，甚至体现了中国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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