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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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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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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晋杜预对《春秋左传》所作的集解，大凡人名、地名、典章、制度、词章、义理，大都精当准确，更是后世学者研究的津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经久不衰。李梦生教授以《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为底本，参校1936年世界书局据武英殿本影印之《春秋三传》，进行了精审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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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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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生，1952年生，著名出版家，编审，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辑，兼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忠雅堂集笺校》《中国禁毁小说百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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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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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集解
目录
校点说明1
春秋序杜预1
春秋经传集解隐公第一
隐公元年2
隐公二年7
隐公三年9
隐公四年13
隐公五年15
隐公六年19
隐公七年21
隐公八年23
隐公九年25
隐公十年27
隐公十一年29
春秋经传集解桓公第二
桓公元年34
桓公二年35
桓公三年40
桓公四年42
桓公五年42
桓公六年45
桓公七年49
桓公八年50
桓公九年51
桓公十年53
桓公十一年54
桓公十二年56
桓公十三年58
桓公十四年59
桓公十五年60
桓公十六年62
桓公十七年64
桓公十八年65
春秋经传集解庄公第三
庄公元年68
庄公二年69
庄公三年70
庄公四年71
庄公五年72
庄公六年73
庄公七年75
庄公八年76
庄公九年78
庄公十年79
庄公十一年81
庄公十二年83
庄公十三年84
庄公十四年85
庄公十五年87
庄公十六年88
庄公十七年89
庄公十八年90
庄公十九年91
庄公二十年93
庄公二十一年94
庄公二十二年95
庄公二十三年98
庄公二十四年99
庄公二十五年101
庄公二十六年102
庄公二十七年103
庄公二十八年104
庄公二十九年107
庄公三十年108
庄公三十一年109
庄公三十二年110
春秋经传集解闵公第四
闵公元年113
闵公二年116
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上第五
僖公元年122
僖公二年124
僖公三年126
僖公四年127
僖公五年131
僖公六年135
僖公七年136
僖公八年139
僖公九年140
僖公十年144
僖公十一年146
僖公十二年147
僖公十三年148
僖公十四年149
僖公十五年151
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中第六
僖公十六年159
僖公十七年161
僖公十八年162
僖公十九年164
僖公二十年166
僖公二十一年167
僖公二十二年169
僖公二十三年173
僖公二十四年177
僖公二十五年184
僖公二十六年187
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下第七
僖公二十七年190
僖公二十八年192
僖公二十九年204
僖公三十年205
僖公三十一年208
僖公三十二年209
僖公三十三年211
春秋经传集解文公上第八
文公元年217
文公二年221
文公三年225
文公四年227
文公五年229
文公六年230
文公七年235
文公八年239
文公九年241
文公十年243
春秋经传集解文公下第九
文公十一年246
文公十二年248
文公十三年251
文公十四年253
文公十五年257
文公十六年261
文公十七年264
文公十八年267
春秋经传集解宣公上第十
宣公元年273
宣公二年275
宣公三年280
宣公四年283
宣公五年286
宣公六年287
宣公七年288
宣公八年289
宣公九年291
宣公十年293
宣公十一年296
春秋经传集解宣公下第十一
宣公十二年299
宣公十三年312
宣公十四年313
宣公十五年315
宣公十六年319
宣公十七年320
宣公十八年323
春秋经传集解成公上第十二
成公元年325
成公二年326
成公三年339
成公四年342
成公五年344
成公六年346
成公七年349
成公八年352
成公九年355
成公十年359
春秋经传集解成公下第十三
成公十一年362
成公十二年364
成公十三年367
成公十四年372
成公十五年374
成公十六年378
成公十七年389
成公十八年395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元第十四
襄公元年401
襄公二年403
襄公三年405
襄公四年409
襄公五年414
襄公六年417
襄公七年419
襄公八年422
襄公九年425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二第十五
襄公十年433
襄公十一年440
襄公十二年445
襄公十三年447
襄公十四年450
襄公十五年459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三第十六
襄公十六年463
襄公十七年466
襄公十八年469
襄公十九年474
襄公二十年479
襄公二十一年481
襄公二十二年487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四第十七
襄公二十三年492
襄公二十四年501
襄公二十五年506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五第十八
襄公二十六年517
襄公二十七年528
襄公二十八年538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六第十九
襄公二十九年547
襄公三十年556
襄公三十一年565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元第二十
昭公元年574
昭公二年591
昭公三年594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第二十一
昭公四年603
昭公五年613
昭公六年621
昭公七年626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三第二十二
昭公八年636
昭公九年640
昭公十年644
昭公十一年648
昭公十二年653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四第二十三
昭公十三年661
昭公十四年674
昭公十五年677
昭公十六年681
昭公十七年686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五第二十四
昭公十八年691
昭公十九年695
昭公二十年699
昭公二十一年710
昭公二十二年715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六第二十五
昭公二十三年720
昭公二十四年726
昭公二十五年729
昭公二十六年738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七第二十六
昭公二十七年746
昭公二十八年751
昭公二十九年756
昭公三十年761
昭公三十一年764
昭公三十二年767
春秋经传集解定公上第二十七
定公元年771
定公二年775
定公三年776
定公四年777
定公五年786
定公六年789
定公七年792
春秋经传集解定公下第二十八
定公八年795
定公九年800
定公十年804
定公十一年809
定公十二年810
定公十三年811
定公十四年814
定公十五年818
春秋经传集解哀公上第二十九
哀公元年821
哀公二年825
哀公三年829
哀公四年832
哀公五年834
哀公六年836
哀公七年840
哀公八年844
哀公九年847
哀公十年849
哀公十一年851
哀公十二年857
哀公十三年860
春秋经传集解哀公下第三十
哀公十四年864
哀公十五年870
哀公十六年873
哀公十七年878
哀公十八年882
哀公十九年883
哀公二十年884
哀公二十一年885
哀公二十二年886
哀公二十三年886
哀公二十四年887
哀公二十五年889
哀公二十六年891
哀公二十七年894
后序杜预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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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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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集解
校 点 说 明
《春秋左传集解》三十卷，原名《春秋经传集解》，是晋杜预对《春秋左传》所作的集大成之作。
春秋本来是中国古代纪事史书的通称，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因为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所以《春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鲁《春秋》的专用名词。《春秋》的作者，一向认为是孔子，说是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孔子有感于自己的道义不行于天下，所以取鲁史所修《春秋》进行加工编撰，想要让人们从中得到扬善弃恶的教训。全书纪事从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六年（前479），计244年，后人因此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代。书虽用的是鲁国纪元，却兼记各国事，所以它不仅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也是现存的第一部中国通史。
孔子作《春秋》的缘始，较早也是较权威、系统的阐述见于《汉书艺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
由此论述可见，孔子仅据鲁史作《春秋》是出于不得已，也因此可以推论《春秋》记事前简后繁也多少与文献足不足有关。
《春秋》记事的目的，据后人阐发，主要是劝惩。一是劝恶扬善，即提倡道义，从成败中引发教训。《左传》成公十四年（前577）引君子的话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意思是说，《春秋》言辞不多而意义显明，叙事真实而意义深远，用语委婉而顺理成章，尽其事实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春秋》之作，是孔子用以定名分，制法度，以息邪说，以禁暴行的。其二是提倡尊王攘夷，提倡王霸、王道，强调以社会等级次序为核心的礼。如《春秋》对中原国家与所谓夷狄之国（如楚、秦）的称呼就截然不同，凡书公、侯，书字、名，几乎都指中原国家；凡书国、氏、人等，都是夷狄。中原国家有善事，便及时记录，唯恐不得闻于后世（如书齐桓召陵之盟，晋文城濮之战），有过则往往予以开脱（如齐桓灭项，则书师灭项；晋文召周天子，则曰王狩）。反之，楚、秦有善事则轻描淡写（如楚入蔡、伐郑以州称，来聘问则称荆人），有恶则不屑一录（如商人杀其君，止书楚子卒）。这些，都与孔子其他著作中所宣扬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春秋》一直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历代治《春秋》的思想家、学者辈出。
然而，《春秋》本身的文字十分简练，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书中通常只有一句话，使人读后不得要领，犹如一篇文章只有标题没有具体内容。《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就是记录下来，削就是删除不写。这笔削之间，都被认为有大道理存在，名为春秋笔法，存在一字褒贬，有微言大义。所以就出现了专门解《春秋》的人，他们解《春秋》的专著就是经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将对《春秋》的褒贬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均以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人，最早作经传。《汉书》又说：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以《春秋》为五经之一，始于汉武帝时。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五经博士，治《易》、《尚书》、《诗》、《礼》、《春秋》，后以《春秋》与《左传》合为一经。唐又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为九经，至唐开成时，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宋再加《孟子》称十三经。由此可见，历代统治者对《春秋》经、传的重视程度。
左氏、公羊、穀梁三家所传，侧重点不同，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古人认为，对《春秋》，信者传信，疑者传疑，因此在经与传之间、传与传之间，都没有刻意求一。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说：《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朱子语类》卷八三）宋胡安国说：学经以传为案，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穀》。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史也。这些话，都较准确地概括了三传各自的特点。
《左传》的作者，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等汉代史学家、经学家都认为是左丘明。左丘明，有人说是鲁君子，也有人说是鲁国的史官。《左传》的成书年代，也一向众说纷纭。到了宋代，经学家开始怀疑《左传》不出于左丘明之手，有人认为是战国初年魏国史官所作；又有人提出递相增补的看法，认为其中吴起加入的最多。又因为《左传》常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地方，所以被人认为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不过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
《左传》记事起于隐公元年（前722），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有无经之传十一年。它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时期各国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生平行迹。它善于把复杂的事写得有条不紊，剪裁得当，又善于以优美流畅的笔墨叙事写人，所以杜预《春秋左传序》说其文缓，其旨远，赞赏它的委婉与含蓄。由于《左传》具备了这些特点与长处，所以，在今天来看，它不仅是部经书，还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作为经书，《左传》与《公羊》、《穀梁》专主解经不同。首先，它往往依附于事实，通过对事、对人的评论，迎合《春秋》大义，进行辨析、论述；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及君子曰等形式，宣扬儒家道统。其次，它通过大量史实，从叙事的角度表明自己的立场、宗旨，达到与经密切配合的目的。全书最为突出的是对礼与义的宣传。礼是儒家维护社会秩序、维护道统的准则，而义是礼的内涵，所以全书不断地强调它们的作用。如晋文公想称霸天下，子犯就以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礼，未生其共（僖公二十七年）的道理来开导他利民崇礼，终于一举成功。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礼，国之干也（僖公十一年）、礼，身之干也（成公十三年）一类话；又不断用礼也二字来赞赏某事合乎礼，用非礼也三字来批评某事不合乎礼。同样，左氏认为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僖公二十八年），所以书中总是将义放在重要位置，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昭公三十一年）。通过这样的宣传，劝人为善，惩治诛挞恶人，达到使人明白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目的。这些，不仅与《春秋》精神一致，也进一步阐发了儒家学说的要义。
虽说现存最早的历史书是《春秋》，但真正具有史传特点的作品则为《左传》，《春秋》只是骨架，《左传》才有血肉，有内容。而这种以史兼经的形式，对后世史书的写作影响深远，所以明王守仁有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传习录》卷上）的话。《左传》记事，有人统计过，盟会一百零九次，会见九十七次，侵六十、伐二百十有三、战二十三、围四十、入二十七，可见头绪纷杂，事件繁多。而作者写来，条分缕析，前后呼应，或简捷明快，或生动细致，这些都已成为后世史家的圭臬。今天读《左传》，不仅要从中了解史实，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通过这些史实，找出借鉴，即总结历史的经验为今天所用。如读越王勾践复国的史实，就应该借鉴勾践善于忍辱、卧薪尝胆、与民同苦的精神。读五霸崛起，就应充分注意他们的用人唯贤的做法，从齐桓公任用管仲，晋文公重用从亡诸臣，秦穆公信任蹇叔、百里奚等，牢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一道理。通过子产不毁乡校，领会防言如同防川的治国方法；通过郑子皮对子产的态度，认识到善于举荐人才、使用人才的重要性。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随手举出许多，都是在阅读时应该反复品味、举一反三的。
《左传》在散文上的成就，一向受到推崇，尤其是它长于描绘战争，善于铺叙辞令，更令人赞不绝口。前者可举城濮之战与殽之战为代表。城濮之战是晋、楚间第一次大战，也是《左传》重点记载的一次战争。文章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起因、开始与经过。在具体描写战争时，又分两层来叙述：先写临战前楚成王不想打，而子玉坚持要打，内部不统一，已失去取胜先机；而晋国则君臣同心，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孤立楚国，一方面利用敌人的弱点，从气势上压倒敌人。在交战时，晋国避强击弱，先剪除楚军右翼，再用假装退兵之计，击败楚军左翼，逼使子玉收兵。文章最后又交代了晋兵获胜后的举动，为晋文公称霸作铺垫。全文条理清晰，委婉曲折，摇曳多姿，成为后世史书及传记类文章的典范。殽之战，作者又别出心裁，另具一格。文章写的是秦、晋在争夺霸权过程中的一场关键战役，但具体写战斗的只有一句话，全篇则着重于围绕战前战后作盘旋。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却一脉贯联。第一部分写战争起因及蹇叔哭师，说明秦军远距离偷袭，违反战争规律，预示秦军必败；第二部分写王孙满观秦师及弦高犒师，秦兵偷袭不成，说明秦国骄兵必败，与蹇叔的分析相呼应；第三部分写秦、 晋交战；第四部分是余波，写文嬴释帅与秦穆公引咎自责。整文虽是记事，却处处突出人物，以人物的语言来表现性格神态，其中蹇叔与先轸的形象尤为生动，呼之欲出。
《左传》中记叙论辩辞令的名篇很多，这些言论，或抓住大国、霸主喜欢标榜自己，以仁义道德为幌子的特点，做好圈套让人钻；或引类设譬，不露声色地向君主劝讽，往往言词精炼，说服力很强。如著名的屈完回答齐桓公的一段话，切中齐桓公小题大做、色厉内荏的特点，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前后两番对答，针锋相对，辞气凛然，终于迫使齐桓公匆匆讲和收兵。又如烛之武退秦师的一篇说辞，抓住灭郑对秦无利作为论辩的核心，指出亡郑的结果是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在主动表示与秦和好的前提下离间秦、晋两国关系，最终使秦穆公退兵。像这样精彩隽永的篇节，还可举出不少，尝鼎一脔，可知全味了。
《春秋》因为它的微言大意，后人理解各有所重，异同互见，鲜有定论，说经而有门户，就从《春秋》三传始；又由于各门户之间难以取代与统一，这些门户也就一直并存着，只是各自在不同的时期影响不同。大致来说，在中唐以前以左氏胜啖助，北宋则尚公羊、穀梁，孙复、刘敞等经学家虽然提倡弃传以经，但只是弃《左传》所列史实与《公羊》、《穀梁》所提月日例，主旨还是以《公》、《穀》为中心。但平心而论，删除了事迹，便无从判断是非，对经文的理解，也就成了猜谜一样。独南宋胡安国作《春秋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穀》之精，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说为证（《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列在学官，受到当时及后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汉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很多，但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最古也最有影响的是晋杜预的《集解》。
杜预（222284），京兆杜陵人，字元凯。仕魏，官尚书郎。晋武帝时，官度支尚书，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率兵灭吴，以功封当阳县侯，官至司隶校尉。杜预博学多通，尤嗜《左传》，自言有《左传》癖，因集前人著述，参以己意，撰成《春秋经传集解》。
在杜预以前，三传与经文皆各为卷帙；以传附经，始于杜预。杜预在原序中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杜预将经传合一，使经传可以两相比照，自然给阅读与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杜预对经传所作的集解，大凡人名、地名、典章、制度、词章、义理，莫不精当准确，更成为后来研究者之津梁。
此外，因《春秋》辞简，论《春秋》者必由比例入手。比例，即属辞比事。何休《公羊解诂序》云：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范宁解《穀梁》亦有例，后人称为范氏略例。对《左传》，杜预另撰有《春秋释例》十五卷，其大旨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如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也有旧史不书，符合孔子之意的，孔子即以为义。这些，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综经系传，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这些释例，也是杜预《集解》中的主要内容。
杜预的《集解》问世后，受到广泛赞扬，后人称杜预为左氏忠臣，对杜注的研究增补者也代不乏人，晋及南朝就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人，最著名的是唐孔颖达的《春秋左氏传正义》。
《春秋经传集解》版本较多，此次校点，以《四部丛刊》影印的宋刻本为底本，参校了1936年世界书局据清武英殿本影印的《春秋三传》，明显错字径行改正，重要异文则加［］标出。原书分段以经为本，按事分段，现基本依原书分段，惟遇一事篇幅过长，则再加细分，以便阅读。原刊附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现仍予收入，加释文二字为标识。《释文》主要是对经传及杜注中字注音，亦时有辨析，其中对他本异文的陈列，尤对了解唐代及之前版本状况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此外，本书原名《春秋经传集解》，现更改为《春秋左传集解》，以见其传承；惟卷内因经传二字有陆德明释文，不便改易，故仍其旧。本书用简体字排，除容易产生歧义及按名从主人的原则适当保留繁体外，均用简体。特此说明。
春秋左传集解
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训，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于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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