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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了三卷本的《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及六卷本的《醉翁琴趣外编》，收词凡252首，另有辑佚词3首，存疑词31首。是书可谓欧阳修词集校注之集大成，校勘、辨伪、注释、系年均皆涉及，相关词作的重要评析材料亦皆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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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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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词校笺》，宋欧阳修撰，欧阳明亮校注，其中《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醉翁琴趣外编》六卷。《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本系从《欧阳修全集》中析出，是为《全集》本，成于南宋庆元间，收词凡179首，经过南宋学者的删汰纂輯。《醉翁琴趣外编》成书略晚于《全集》本，乃当时系列词选琴趣外编之一种，收词凡203首。剔其重复者130首，《琴趣外编》本尚溢出73首，这些溢出之作，除一些误收者外，多系《全集》本纂輯者认为太过艳俗而刊落者。今欧阳明亮将欧阳修两种词集合而校注之，包括汇校、考证、注释与资料汇编等。其汇校部分，选取由宋至清各种欧词版本详加校勘，订正讹误，辨明源流；考证则涉及欧词真伪、作年及相关本事；注释部分于欧词用典、语源、词义均有揭橥，以助读者探求欧词内蕴；资料汇编则辑存历代文献中涉及欧词的相关资料，以便学者参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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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欧阳明亮，博士，井冈山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欧阳修研究及词学研究，博士论文《欧阳修词论稿》获评2013年上海市优秀学位论文，出版著作《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合著，中华书局2012年版，获江西省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全金元词评注元词卷》（副主编，西安出版社2014年版），译著《自由意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语言本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获江西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词的创作生态与传习方式研究（12YJC751060）一项、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欧阳修与桐城派（09WX253）、历代欧阳修词的批评与接受研究（16WX11）两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词集专题研究（13AZD084）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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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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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阳明亮
一
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永丰县）人，身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中期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通人，所谓经史子集四部，欧阳修已一人兼之（钱穆《师友杂忆》）。尤其在文学方面，欧阳修主盟坛坫，力倡革新，引领风气，培植后昆，开创了宋代诗文的新局面，同时欧阳修也不废小技，工于倚声，他的词不仅取得了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清人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即称其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另据现代学者对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欧阳修在综合排行榜中位列前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也直观地反映出欧阳修在词史中的大家地位。
欧阳修的词史地位首先与其积极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北宋前期，倚声填词尚被士大夫阶层视为末技小道，多数文人还只是偶尔为之，甚至即便心有所好，也未尝自作一篇（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而欧阳修的词体创作却贯穿其一生，从天圣九年（一〇三一）初入仕途、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始，至熙宁四年（一〇七一）致仕归颍，欧阳修始终填词不辍，为后世留下了二百四十余首词作。就北宋词人而言，这个数目是相当可观的。虽然这些作品与其言志载道的诗文或有不同，不免含有游戏笔墨、聊佐清欢的成分，但这种创作热情对宋词的发展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随着朝野声望的上升以及文宗地位的确立，欧阳修的不废小技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他的词作不但播于人口，为邦人争唱，也在士大夫之间传为美谈，如他饯别刘敞的《朝中措》被议者认为非刘之才，不能当公之词，可谓双美（傅干《注坡词》卷一），他与赵概、吕公著等人置酒高会、倚声献酬之举，也被时人视为文坛胜事。（见王珪《赵公墓志铭》）
当然，欧阳修的创作热情也给自身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描写男女情爱的侧艳之作，往往成为政敌诋讽攻讦的口实，而后人为维护欧阳修道德文章的儒宗形象，将这些浅俗艳冶之词断为伪作，大力删削，对欧阳修词在后世的流传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这也从反面说明欧阳修在词体创作上有着超出同辈文人士大夫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也在无形之中引领后辈词人各输心力，将宋词推向繁荣。正如明人万惟檀所言：词之盛，至宋极矣，首倡则欧阳公。于时词人蔚起，豪放不羁则有眉山苏子瞻，雄浑得机则有豫章黄鲁直，纵横如意则有临川王介甫，酝酿不凡则有彭城陈无己，以至情词婉约则有高邮秦少游，固皆词家宗匠，振古于兹。（《诗余图谱自序》）
欧阳修一生极富创新精神，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给宋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同样，在词体创作上，欧阳修虽然没有提出革新求变的明确主张，但在创作实践中却不免将其一贯的新变意识带入其中，因而在宋词发展史上也有其独特的贡献。关于这一点，学界已多有论述，此处略举数端：一是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之功。虽然欧阳修词作中表现男女情爱、歌舞宴乐的作品仍占有较大分量，但也出现了不少咏怀、咏史、咏物以及描写都市生活、时令节俗的作品，这对扩大词体的承载容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对新调、慢词的主动尝试。在传统观念中，欧阳修一直被视为北宋词史上专擅小令的代表，然而《醉翁琴趣外篇》中为数不少的慢词作品证明，欧阳修在慢词创作上较当时一般的士大夫词人更为积极主动，他既有创作慢词的兴趣，也掌握了创作慢词的技巧，在士大夫词人对慢词创作还没有产生普遍兴趣的时候，欧阳修就已经因小令的不足以资发抒（龙榆生《中国韵文史》）而主动选择慢词，创作出一批成熟的作品。三是风格的多元化。较之前辈词人，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更为多元，或秾艳深婉，或流丽清新，或平易畅达，或豪隽疏快，这些风格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后辈词人分别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四是为词体注入了可贵的时代气息与士大夫精神。欧阳修既是北宋的重要词人，同时也是一代文坛宗师与士人领袖，这种身份特征决定了他的词体创作与北宋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以及士人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欧阳修词多数是酒席樽前侑觞佐欢之作，但在运笔挥毫之间，其对社会政治的关注、物理人事的思考以及人生命运的感触，亦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由此提升了词体的文化品格。可以说，在由伶人之词最终转变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中，欧阳修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
总之，欧阳修生活的时代正是宋词步入昌盛的前夜，虽然欧阳修囿于当时的观念，在晚年自编文集时将词作摒弃在外，但在实际创作中却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取得了高超的艺术成就，为宋词的全面繁荣做出了贡献。他的词作题材多样，风格多元，艺术表现力强，尤其是其中所含的各种新变特征，标志着宋词继西蜀南唐之后开始确立自我面目，而欧阳修也正是由此为宋词奠定基础（顾随《驼庵词话》）。
二
据文献记载，欧阳修词最迟在北宋元丰年间已有刻本，罗愿《新安志》引元丰间崔公度《阳春录跋》中即提及近时所镂欧阳永叔词，又北宋末年蔡绦《西清诗话》也提到一部欧阳修词集，名《平山堂集》（沉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此后，南宋嘉定年间曾有一卷本《六一词》行世，为长沙刘氏书坊所刻词集丛编《百家词》之零种，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以上诸集今已不存。
现存欧阳修词集，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全集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一是六卷本《醉翁琴趣外篇》，此处对二者的刊印流传情况略作介绍：
一、全集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
南宋绍熙、庆元年间，周必大解相印归庐陵，召集同郡孙谦益、丁朝佐、曾三异、胡柯、罗泌等人，在遍搜旧本的基础上，对欧阳修诗文奏议等各类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编成《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宋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刻本，集中第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三卷，即《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简称庆元本）。是现存最早的欧阳修词集。
庆元本共收词一百八十一首，另载乐语数篇，由郡人罗泌整理校订，卷三末刻有罗泌跋语，其云：（欧阳修）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三卷，且载乐语于首。据此则罗泌整理欧词的底本，应该就是北宋末年行世的《平山集》（或名《平山堂集》），罗泌将其分为三卷，另加入欧阳修存世的数篇乐语，合名《近体乐府》。
由于欧阳修词集自行世以来就混入不少他人之作，而且存在大量被时人疑为伪作的艳词，因此罗泌在编订整理时，对原《平山集》所收词作做了一番取舍，其原则主要有三条：一是依据当时人的观点，将集中的浅近之作予以删削；二是对欧阳修与其它词人的互见之作予以保留，但注明互见情况；三是对一些稍涉浮艳的作品表示怀疑，但仍予以收录。
周必大等人在庆元二年编定《欧阳文忠公集》后，并没有停止欧集的整理工作，他们根据随时所获的佚文与资料，对《欧阳文忠公集》不断补校补辑，因此旋即出现了以原版为基础的多部续修本，今日本宫内哯书陵部、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各藏有宋版《欧阳文忠公集》一部，前者存《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后两卷（简称宫内本），后者则《近体乐府》三卷皆存（简称天理本）。此外，清末吴昌绶从京师图书馆检得宋版《欧阳文忠公集》一部，遂将其中《近体乐府》三卷影写付刻，收入《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取名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简称吉州本）。以上三种皆是庆元本的续修本，其中吉州本与天理本在庆元本的基础上增补词作十三首，同时续添了不少校记。
南宋以后，随着《欧阳文忠公集》的不断翻刻重刊，其中的《近体乐府》三卷也流衍甚伙，自元讫清影响较大的有元刻《欧阳文忠公集》本（《四部丛刊》影印，简称丛刊本）、明天顺年间程宗刻《重刊欧阳文忠公全集》本（简称程宗本）、明嘉靖年间陈珊刻《欧阳文忠公全集》本（简称陈珊本）、清康熙年间曾弘刻《欧阳文忠公集》本（简称曾弘本）、清乾隆年间孝思堂刻《欧阳文忠公集》本（简称孝思堂本）、清乾隆年间惇叙堂刻《欧阳文忠公全集》本（简称惇叙堂本）、清嘉庆年间欧阳衡刻《欧阳文忠公集》本（简称衡本）。这些后出之本皆自庆元本出，因此吉州本、天理本中增补的词作都未收录。此外它们对庆元本的体例也略有调整，如陈珊本将《近体乐府》三卷并为两卷，且改称《诗余》，衡本亦改称《诗余》，且虽然仍为三卷，但编次有所变动，如将原属卷二的二十二首《蝶恋花》移入卷一，又将《一丛花》（伤春怀远几时穷）一词移至卷末。
又自明代开始，全集中的《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开始以《六一词》为名独立行世，现存者包括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六一词》（简称吴本）、丁丙跋鉴止水斋藏本《六一词》（简称丁本）以及毛晋汲古阁本《六一词》（简称毛本）。其中吴本、丁本为抄本，收词与全集本大体无异，只是吴本将全集本卷二分成两卷，因此共为四卷（另含《乐语》一卷），丁本则将全集本三卷并为一卷。此外与各集本《近体乐府》对校可知，吴本、丁本所据底本当非宋本，而是元刻本或元刻的翻刻本。
相较于吴、丁二本，毛本以刻本行世，因此流传甚广，影响更大。关于毛本的底本，据毛晋书末跋语为庐陵旧刻三卷，但据对校可知，此处的庐陵旧刻亦非宋本，而是明刻全集。此外，毛本虽然源自全集本《近体乐府》，但在编排上作了较大调整。毛晋将原本的三卷合为一卷，又将罗泌跋语移至卷首，改名题六一词，并对原跋内容略加删改。毛晋的这些改动，主要是使《六一词》符合其所辑《宋六十名家词》的统一体例，但却不免变动底本面目，因此颇受后人诟病，只是将《近体乐府》三卷合为一卷且以六一词为名的做法并非始自毛晋，如前述丁本已然如此。
在刊刻《六一词》时，毛晋还对欧阳修词的互见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辨析，删去了全集本中的十首作品。由于条件所限，毛晋的取舍存在不少漏洞，如全集本中的一些明显的误收之作未能指出，同时还存在因沿袭前人之失而误删的情况，如《清商怨》（关河愁思望处满）一词本不存在互见问题，惟明人杨慎在《词品》中将其误作晏词，毛晋即据此删去，补入《珠玉词》中。又如《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本属欧作无疑，毛晋于《六一词》中虽予以保留，但在刊刻朱淑真《断肠词》时，又承袭杨慎之失而将其误辑其中。此外，毛晋对词作内容也做了部分改动，包括附加词题、更换词调、改动文字以及摭补阙文，但未说明依据与来源。
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于清代流传甚广，唐圭璋先生曾言：有清三百年来，流行最广，数量最多之词集，不过为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宋六十名家词》。因此毛本《六一词》也成为清代最为通行的欧阳修词集，至今仍然是整理欧阳修词集的一个重要校本。
二、六卷本《醉翁琴趣外篇》
大约与庆元本《近体乐府》同时或稍晚，南宋理宗年间（一二二四一二六四）有六卷本《醉翁琴趣外篇》行世。此集为福建坊刻词集丛编《琴趣外篇》系列之零种，收词二百〇三首，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残宋本，存三卷（卷四至卷六），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初影宋抄本六卷，民国时吴氏双照楼曾据以影刊，收入《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
将残宋本、影抄本及影刊本对校，三者面目毕肖，确如陶湘所言，足征其流传有绪（《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叙录》）。但即便是影抄、影刊，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后者对前者的一些校改。如《踏莎行》（候馆梅残）词中渐无穷三字，残宋本作潮无穷，影抄本改为今字；《夜行船》（满眼东风飞絮）词中草连云三字，残宋本作草随云，影抄本亦改为今字；又如《浣溪沙》（云曳香绵彩柱高）词中却嫌裙慢褪纤腰句，残宋本夺裙字，影抄本照录，惟于行间补以裙字，而影刊本则将裙字刻入正文。
《醉翁琴趣外篇》所收词作，见于《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者一百三十首，二者相校，多有差异。
一是调名不同。《琴趣外篇》中保留了罗泌整理欧阳修词集之前的许多旧有调名，如《蝶恋花》体分作《蝶恋花》、《鹊踏枝》、《凤栖梧》三调，《玉楼春》体分作《玉楼春》、《木兰花令》、《转调木兰花》三调，《阮郎归》体分作《阮郎归》、《醉桃源》二调。又如《桃源忆故人》调作《虞美人影》，《鹧鸪天》调作《思佳客》，《朝中措》调作《醉偎香》。
二是添加词题。《琴趣外篇》中有不少词作标有词题。如《玉楼春》（红绦约束琼肌稳）题作即席赋琵琶，《玉楼春》（南园粉蝶能无数）题作咏蝶、《渔家傲》（九日欢游何处好）题作重阳。
三是多有异文。相对于罗泌整理校订的《近体乐府》，《琴趣外篇》中文字的讹误现象较多，但其不少文字与《近体乐府》中所录异文正好相同，如《近体乐府》中《踏莎行》（候馆梅残）薰字下注一作芳，《琴趣外篇》即作芳；《桃源忆故人》（梅梢弄粉香犹嫩）萦字下注一作愁，《琴趣外篇》即作愁。
此外，《琴趣外篇》中尚有七十余首词作不见于《近体乐府》，其中除混入的他人之作外，大多为艳俗之词。这些词作是否出自欧阳修之手，一些学者表示过怀疑，但更多学者通过对北宋的文化环境、词体的娱乐功能以及欧阳修早年生活经历等方面的考察，确认了欧阳修创作这些艳词的可能性，故而当代学者基本统一了认识，认为欧阳修有率情一面，同样会有艳俗的作品问世（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
三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已有学者着手于欧阳修词集的整理工作。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林大椿所编《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该书以丛刊本为底本，校以毛本、孝思堂本及《乐府雅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词综》等词集、词选，由于林氏对《醉翁琴趣外篇》持怀疑态度，因此整理时未予采纳。一九四二年，冒广生在《同声月刊》第二卷四、五两期上发表《六一词校记》。该文以毛本为底本，以《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及《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为主校本，又从《草堂诗余》、《花草粹编》中补入七首署名欧阳修的词作。不过限于当时条件，无论是林编还是冒校，都只侧重文字校勘，对作品的真伪、互见问题未作深究。
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其中所录欧词以《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及《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为底本，并对其中存在互见、真伪问题的词作多有辨析，剔除其中三十首作品，对其他已难确考的作品则一一注明，另外又补入两首佚作与一句残词，合计收词二百四十三首。
《全宋词》对欧阳修词互见、真伪的辨析，是首次以较为确切的考证为欧阳修词划定疆界，为此后的欧词研究提供了基本可靠的文本依据。如自宋代以来，欧阳修词与冯延巳词的重出互见问题一直未有定论，在《全宋词》中，唐圭璋先生将冯、欧互见之作基本断为冯词，且在《宋词互见考》中说明理由：《阳春集》编于嘉祐，既去南唐不远；且编者陈世修与冯为戚属，所录自可依据。元丰中崔公度跋《阳春集》，谓皆延巳亲笔，愈可信矣。这一结论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但仍有一些学者先后提出质疑，质疑的焦点主要在于《阳春集》编者陈世修的身份无稽可考、亲笔之说存在漏洞。二〇〇七年，《文学遗产》刊载刘礼堂、王兆鹏所撰《〈阳春集序〉作者陈世修小考》一文，该文根据王安石所作《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神道碑》，证实陈世修确为冯氏后人（亲曾外孙），其出生上据冯氏辞世不过四十余年。同时文章还廓清了陈世修的行迹交游，包括与王安石、曾巩等人的交往过从。由此，陈氏所编《阳春集》的可靠性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而诸家质疑之说尚不足以动摇《全宋词》的判断。
《全宋词》之后，中国台湾地区先后出版了两部欧阳修词集的整理本。一是蔡茂雄所编《六一词校注》（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一九六九年版），但其所收词作仅以毛本为限；二是李栖所著《欧阳修词研究及其校注》之下编欧阳修词校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该书虽然兼收《近体乐府》与《琴趣外篇》，但将后者中的二十一首词作以鄙亵、粗鄙等理由或定为伪作，或列入存疑。
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出版黄畬先生校订的《欧阳修词笺注》，收词基本以《全宋词》为据，唯删去《玉楼春》（池塘水绿春微暖），补入《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该书是建国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整理本欧阳修词集，具有开拓之功，但注释稍显简略，对词作系年与相关本事也少有考证。二〇一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胡可先、徐迈两位先生合撰的《欧阳修词校注》，该书以庆元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及《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为底本，在校注、考辨、系年、辑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较之黄《笺》更趋完备。
除全面的整理校勘外，近三十年来尚有不少学者对欧阳修词进行选注、选释或汇评。如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柏寒选注《六一词》（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朱德才主编《增订注释欧阳修、周邦彦词》（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陶尔夫、杨庆辰选注《晏欧词传》（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邱少华笺释《欧阳修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等，对欧阳修词研究裨益良多，其中尤以吴熊和先生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贡献最大，该书欧阳修词部分不但辑录了历代有关欧词的诸多评论资料，而且对欧词的作年、本事多有发明。
本书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欧阳修词集的进一步整理，其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校，即汇集现存欧阳修词集不同版本，并参以历代重要词选、词谱及其他文献，对欧阳修词详加校勘，其中如南京图书馆藏丁丙跋鉴止水斋藏《六一词》、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残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国家图书馆藏影抄本《醉翁琴趣外篇》等皆是首次取校，以便读者一册在手，详知各本文字异同，了解欧词传刻细节。二是考证，即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欧阳修的诗文作品以及其它相关文献，对欧阳修部分词作本事、系年以及真伪进行考补辨析，结论与前述诸家略有异同，读者或可相互参酌，以定取舍。三是注释，即诠释欧阳修词中所涉词语及典故，并通过引述前人相关诗句、词句，充分展现欧阳修词借鉴、融化前人诗词语句之迹，以证欧阳永叔词，无一字无来处之说并非虚言。四是资料汇编，即汇辑历代词话、词选、词谱、诗话、文集、笔记、杂著中涉及欧阳修词的各类资料，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欧词提供便利。
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从动笔撰制到最终定稿，时逾九年。其间承蒙业师朱惠国教授悉心指导与鼓励，感铭于心，不胜敷叙。本书的撰写也得到诸多前辈、友人的无私帮助：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数次回复笔者咨询的版本问题，博士同门戴伊璇女士赴日本天理图书馆代为复制天理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常利辉女士以同学之谊，精心批阅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热心推荐申请资助。对此笔者谨致诚挚的谢意。本书同时属于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欧阳修词集的整理与研究》（JD17084）研究成果，得到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及诸位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致谢。本书在付梓之前，承蒙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许庆江先生批阅审读、质疑纠讹，惠我匪浅，但由于笔者见识未广，学识有限，书中舛谬在所难免，谨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正。
欧阳明亮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于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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