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里，柄谷行人虽然最终意在强调作者很难读懂自己的著作，但还是清晰地记述了对《起源》一书，其自我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至少向读者暗示了阅读此书的两条可能的线索。一是从当初的写作意图来讲，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于美国这一外部的场域获得了从起源上观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视角，又在与保罗德曼等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运动成员的交往中发现了颠覆文学现代性的方法，据此来分析形成于明治二十年1890前后的近代文学，发现并证实了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即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无庸置疑的现代文学等概念并非普世性的价值观念，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客观描写、内心自白、言文一致的口语化书写语言等，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19世纪中期以来起源于西欧而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现代性文学的一种装置（制度）。发现了它的起源就意味着可以预见到其终结，《起源》一书当初就是要指出这个现代文学正在走向终结，如同现代性思想和社会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发生转型一样。这可以称之为从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视角来阅读的线索。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柄谷行人接受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觉得《起源》一书虽然当初没有自觉到，但实际上包含了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上所发挥作用的内容，是可以做新的阐发的。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视角来阅读此书。而且第二种阅读线索在整个90年代都得到了作者的刻意强调，我们看柄谷行人所写的英文本、德文本、韩文本和中文本的序言就可以明了这一点。
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名著，不同的读者可以有多样的解读，甚至原作者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问题是原作者到了最近又对第二种解读线索表示了不满，强调自己的认识回到了当初的写作宗旨上。作为中文本的译者，这使我感到应该对此有所交代，因为我的译者后记（2003年）依据柄谷行人当时对第二种阅读线索的强调，而突出了《起源》一书在解构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上之共谋关系的一面。记得有一位同行朋友在看了那篇译者后记之后就曾对我说∶原作的意味很是丰富，虽然时有难解而不甚明了的地方，读了你的译后记就觉得问题很是清晰了然了。对于我们不懂原文的中国读者，你的解读可是至关重要呀。朋友的笑谈是在肯定还是否定，我当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现在读到上引柄谷行人的文章，才恍惚略有领悟。作为译者，我所提供的一种解读线索说不定会遮蔽原作本身的丰富性呢。
正因为如此，我在上面特意全文抄译了柄谷行人最近那篇随笔，希望能给中国的读者提供更多的解读《起源》的背景资料。不过，有一个翻译过程中的细节还是应该交代几句。当1999年前后我接受北京朋友的建议，开始与柄谷行人联系此书的中文本翻译事宜时，他就主动建议要把发表于1992年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收入中译本。原因是，这篇批评雅克德里达只局限于西方谈语音中心主义，强调在18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试图摆脱汉字文化压迫的日语语音中心主义的文章，与《起源》一书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今天想来，这篇文章与英译本作者序1991的写作同时期，正是柄谷行人参照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来重读自己的《起源》之时。到了1999年前后建议收此文于中译本，说明他依然期望读者从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共谋关系这一阅读线索来理解该书。也因此，有了我那篇中译本译者后记。至于他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产生不满，则是在那之后。
2000年6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应邀来日本法政大学与柄谷行人同台讲演。安德森的讲题是《被创造的国民语言――不存在自然生成的东西》Nothing Comes Naturally∶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s，柄谷行人的发言则是《语言与国家》两人的讲演同时刊载于《文学界》2000年10月号，东京。我们仅从安德森的讲演题目就可以看到，时隔十几年之后，其思考的框架依然是文学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看也只是增加了有关泰国、菲律宾方面的资料，论证国语与国家民族的语言未必一致，实际上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就是说，现代国语国民文学并非自然生成之物，而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工塑造出来的。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国语保证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柄谷行人则在上面提到的那篇《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旧稿基础上，增加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三位一体资本、国家、民族牢固结合的自创理论，实际上对安德森1983年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质疑。他认为这一理论单纯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情感想象即表象的方面，而忽略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结合所构成的实体性方面。虽然可以说明远离现代性中心的地域印度尼西亚等其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和原因，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今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再需要文学的参与而是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恐怕正是对文学与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了这样一种新的认识，才导致柄谷行人在2004年重读《起源》时，开始强调自己又回到最初写作此书的观点上去了。
以上，我就《起源》问世25年来原作者对自身著作认识的变化过程做了简要的追溯和梳理。那么，所谓两条可能的阅读线索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原作呢？这就不是译者所能回答的了。其实，读者是尽可以放开视野去自由阅读的，如果上面提供的材料能够刺激汉语读者的思考而做积极阅读，那已经令人喜出望外了。另外，还有一个侧面值得我们留意，那就是，谷行人在书里书外、前言后记中给我们提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2003年中文版作者序指出∶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的确，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文学向其固有力量的回归将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宣告了现代文学的终结，是否意味着诞生于19世纪中叶、以小说为中心的国民文学，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然消失而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呢？又比如，上面抄译的柄谷行人文章在谈论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时强调∶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新的民族之形成也不必文学参与。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确实，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而东西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之后，新一轮的民族独立和少数族群分离运动已不再依靠文学的力量。那么，曾经具有想象民族创生国家功能的文学将被宗教或者别的什么取代吗？今天的文学是否只剩下了审美娱乐游戏――消遣的功能？在民族国家还远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在，情感教育――从感情上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团结――是否还可能是文学的功能之一，虽然不必是以往那样惟一的功能？我想，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课题，值得我们与柄谷行人一道去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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