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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书写人与自然的史诗著作潘神三部曲第三部,
法国作家纪德、勒克莱齐奥极力推崇,
法国龚古尔文学院院士让吉奥诺成名作,
被誉为写散文诗的维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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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小说叙述了一个村庄的没落与复兴。人迹罕至的奥比涅纳村位于高原边缘,衰败破落,只剩下三个居民:猎人庞图尔、造犁匠戈贝尔、老农妇玛迈什。当戈贝尔老爹搬去儿子家后,玛迈什大婶承诺外出给庞图尔找个媳妇,却再也没有能回来,然而阴差阳错,有个年轻女人阿苏尔来到了奥比涅纳慢慢地,荒村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在作者笔下,人与自然宛如共同的生命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书发表于1930年,是作者代表作潘神三部曲的第三部,曾获布伦塔诺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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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让吉奥诺
(1895-1970)
法国作家,出生于普罗旺斯地区的马诺斯克镇,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后,成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1921年开始文学创作。他的创作在继承了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受到卢梭回归自然思想和司汤达再现历史事件手法的影响,因而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年的作品以潘神三部曲为代表,歌颂山川草木,描写朴素的农牧民,具有浪漫的抒情风格。二战后,创作进入新的阶段,作品偏重于客观记述,以轻骑兵史诗系列为代表。1953年因在文学创作上的斐然成就荣获摩纳哥文学大奖,1954年当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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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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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其创作道路往往是与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的。让吉奥诺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人类历史上这两次空前规模的战争,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让吉奥诺还只是一个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文学青年,仅仅受维吉尔或柏拉图思想的启发,写过一些短诗和一篇具有中世纪传奇色彩的小说《天使》,而且那些短诗也是在一九二四年才由吕西安雅克汇集,在《艺人手册》上发表,那本小说则直到他去世十周年的一九八〇年才正式出版。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吉奥诺便应征入伍,在烽烟连天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四年多,直到一九一九年战争结束了,才作为二等兵退役。那时,热纳瓦、杜阿梅尔和多热莱斯已经写过一些描写那场战争的重要作品,而二十四岁的吉奥诺还什么也没有发表。然而,这个为生计所迫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青年,注定要走成为作家的这条艰辛而光辉的道路。他从小博览群书,受到荷马、维吉尔以及巴尔扎克、司汤达、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强烈吸引。尤其维吉尔的古代牧歌与他的故乡马诺斯克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相融合,是少年吉奥诺主要的精神食粮。因此,当他离开战场,回到可爱的马诺斯克之后,便以他当鞋匠的父亲那手艺人的精湛技巧和他当熨衣女工的母亲的勤勉精神,开始了多少类似古代牧歌的田园小说创作。他获得了成功,他的成名作《山冈》一九二九年发表后,在法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纪德那样地道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作家也情不自禁地欢呼:刚刚诞生了一个写散文诗的维吉尔。《山冈》这本散文诗式的小说被称为一本神奇的书。它通过语言和形象表现了许多神秘的东西,在清新的叙述中既有焦虑又有陶醉,二者交融在一起,把读者迷住了。接着,吉奥诺又连续发表了《一个鲍米涅人》和《再生草》两本小说。这三本小说合称《潘神三部曲》。潘神是古希腊神话中象征大自然的神灵山林之神。这套三部曲的旨趣,从它的题目和《序幕》所描写的场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与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应该和睦相处,才能平静、幸福地生活;草木、土地,甚至石头,都是有血肉、有生命、有灵性的,人如果肆意掠夺、破坏、杀戮它们,必然会遭到惩罚,招致自我毁灭的大灾难。
三十年代的法国,被称为美好时代的二十世纪的初期已经过去,人们对工业大城市产生了厌倦情绪,对使人沦为机器奴隶的机械化大生产产生了反感,而对文学上长期流行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开始腻味。吉奥诺的《潘神三部曲》和随后相继发表的《蓝老让》(1932)、《人世之歌》(1934)、《让我的快乐长存》(1935)、《星之蛇》(1933)等作品,以描写大自然、歌颂山川草木为基调,既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又具有散文诗的风格,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吉奥诺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法国知名作家,尽管他一直居住在普罗旺斯偏僻的马诺斯克,与巴黎的文坛并没有多少联系。
然而,如果认为吉奥诺的这些作品仅仅是迎合了时尚,那就没有真正认识到他这个时期的艺术成就。吉奥诺创作生涯的这个时期,后来被评论界称为抒情时期,甚至宇宙抒情时期。他的田园小说并不是一般地描写田园风光,而是把山川草木作为人,作为世间的居民来描写,赋予它们生命、灵性和喜怒哀乐的情感,从宇宙万物的生命规律揭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人以及与人一样具有生命的山川、草木、土地等放在整个宇宙空间来加以描写和歌颂。事实上,吉奥诺作品里的普罗旺斯,与米斯特拉尔、都德、埃卡、阿雷纳和帕尼奥尔笔下的普罗旺斯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位诗人小说家的神奇之笔,以极具生动形象的格调和充满魅力的朴素语言,赋予他的故乡普罗旺斯一种远远超出了其本身范围的特质和空间,在这里,天、地、夜风、星辰、草木和人,一齐汇入了宇宙生命的旋涡之中。[i]这是法国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现象,也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贡献。[ii]
那么,历史的进程对于已成为知名作家的吉奥诺有什么影响呢?在已经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吉奥诺亲眼看到炮火摧毁了许多城镇和村庄,杀戮了成千上万无辜的平民。在枪林弹雨中,在泥泞的战壕里,他一刻也没有想过军阶的迁升,而是时时渴望和平的生活,渴望返回他的故乡马诺斯克。因此,当战争的硝烟消散之后,他拿起笔开始创作时,没有首先去描写那场腥风血雨的战争,而是描写普罗旺斯的旖旎风光,就是非常自然的。这是一种对和平生活的刻意追求和尽情享受。吉奥诺说:我要寻求的快乐,是椴树或任何其他葱茏的树木所提供的快乐,现行的社会秩序,就是驱使人们从事一无所获的劳动,其根本的规律就是造成资本的不均衡。耶稣作过努力,也未能消除这种社会秩序。因此,我们不要呼吁:雅克,彼埃尔,保尔,努力让我们的快乐长存吧。而只是简单地说:让我们的快乐长存吧![iii]寥寥数语,充分表明了他的根本态度。当然他也描写过战争,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大羊群》就是一部直接描写战争的小说。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大群羊,从高山上疯狂地向平原奔来,目瞪口呆的人们突然醒悟到:打仗了!接着,战争的风暴把一批批青年卷向了战场。前线是血肉横飞的无谓牺牲,后方是骨肉亲情的痛苦思念。应该说,这本小说比巴比塞的《火线》和杜阿梅尔的《烈士传》要生动得多,只是吉奥诺标明他的作品描写的是一八四八年那场战争,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是描写田园风光的作品还是描写战争的作品,都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吉奥诺心灵深处产生的影响:渴望和平。
可是,和平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一九三五年起的几年间,当吉奥诺在马诺斯克附近的高原上孔塔杜尔集合起一个团体,与他的四十多个年轻追随者一边切磋文学,一边尽情地享受地上、天上的乐趣和温暖的阳光时,欧洲大陆上再次闪烁着钢铁的寒光,一场更加酷烈的战争迫在眉睫。老实讲,这时的吉奥诺对待祖国和对待他自己的第一首诗一样,并不怎么看重,而是迷恋于他的牧场和阳光。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思想蒙蔽了他的眼睛。他虽然厌恶法西斯,也支持过巴比塞、纪德和阿拉贡等人反法西斯的斗争,但他更厌恶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反对法西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并且真诚地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再向他的追随者们宣称战争绝不会爆发。他出版了《拒绝服从》一书(1937),并撰写和散发题为《不要打,听我说》的小册子。因此,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他因散布失败言论,在马赛被捕,可能只是由于《法兰西新评论》杂志的朋友们的干预,才很快被释放,回到他的故乡小镇。法国被占领期间,他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出版了《两个莽汉》(1942),同时尝试把《人世之歌》改编拍摄成电影,还写过四个很不成功的剧本,其中《穷途》居然上演了五百场,而《乘马车旅行》在巴黎首演即遭德军检察机关查禁。由于他曾散布的和平言论,对他的敌视情绪没有消除,一九四三年春,《信号》杂志发表了一组有关他的图片报道,让事态更是火上加油。尽管皮埃尔西特隆在吉奥诺之友协会第十二期简报上发表文章,有力驳斥了加在吉奥诺身上的罪状,一九四四年法国光复时,他还是于八月底再次锒铛入狱,并被全国作家协会禁止发表作品。因查无实据,免予起诉,后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初开释,并重新获得创作的权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促使吉奥诺走上了田园小说的创作道路,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他蒙受了耻辱。在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这是一个断层。当一九五一年他最重要的作品《屋顶上的轻骑兵》问世时,许多人还以为出现了一位新作家。不过,这段遭遇也促进了吉奥诺的思考和反省,许多东西,诸如生活、文化、政治,包括他过去的作品,都需要重新考虑和认识。他要忘却一段受骗的历史,那就是《真正的财富》(1936)和《让我的快乐长存》那段历史。他劝人们获得那些财富和快乐,其实是一种过分强调了的对个人享乐的追求,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哲学。他不能永远以天真、浪漫的热情,充当一个歌颂过时的维吉尔式的世界的诗人。他必须在对自身进行反省的同时,对世界进行思考。对世界进行思考,对他来讲,就是引进历史,把他那个乡村社会置于其演化过程之中。这就产生了五十年代吉奥诺开始创作的轻骑兵系列的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所描写的只不过是历史上以他的故乡马诺斯克为舞台所发生的轶事。这里远离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中心,这些轶事充其量只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声。然而,吉奥诺在描写这些历史轶事时,竭力追求客观性,排除浪漫的风格和个人感情抒发,摈弃一切浮艳之词。这样,他便完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的转变,而进入了客观时期。这种转变首先鲜明地表现在《波兰磨坊》(1952)里,这是一本结构非常严谨、笔调冷静客观而又引人入胜的小说。在这之前出版的《一个没有欢乐的国王》(1947),还保留了一些浪漫主义色彩,也就是说还有某些超出历史记述的感情流露,所以这部小说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
轻骑兵史诗系列使一九四六年以前那个令人喜爱的地方作家吉奥诺,成了在整个法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在计划创作这个系列的时候,吉奥诺就宣称他要做巴尔扎克忽略了而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做司汤达刻意追求的事情,做福楼拜自以为做成功了的事情。如果现在我死去,人们将不会知道我的艺术的伟大之处。迄今我所写的仅仅是农民和大自然。从现在起将产生别的东西了。[iv]这个史诗系列,他本来计划写成十本小说,但最终只完成了《一个人物之死》(1949)、《屋顶上的轻骑兵》(1951)、《疯狂的幸福》(1957)、《昂热罗》(1958)四本。这几部作品运用巴尔扎克的人物再现的方法,都以昂热罗巴尔迪这个人物为主人公。以这个名字出现的轻骑兵,经历了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两个历史时期,而并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因为昂热罗并不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沉浮,他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包括明刀暗枪的搏斗、深夜的埋伏,甚至各种流行病,不怕疲劳、饥饿和干渴,一切都经受得住,只是屈从于美丽的波莉娜的爱情的摆布。为了护送波莉娜,他在《屋顶上的轻骑兵》里,经历了一八三八年发生的那场大霍乱。在作者的笔下,那场时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去了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生命,它吞噬一切,毁灭一切,所到之处谁也不放过,把好人和坏人统统抓在它的魔爪里捏得粉碎。这是一种巧妙的象征手法:霍乱就是战争。而那位勇敢的轻骑兵接触过战争,却从未亲自参加过,他是一个闲逛的士兵,从来没有杀过人而处处救人:这就是吉奥诺心目中理想的军人。归根到底,吉奥诺所坚持和宣扬的,还是他那个善良的和平主义思想。不过,轻骑兵史诗系列使他获得了《潘神三部曲》和《人世之歌》未曾给他带来的荣誉:一九五三年他以其全部作品获得摩纳哥文学大奖,一九五四年被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一九六三年又被选入摩纳哥大奖评审委员会。他的作品重新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
这里特别值得补充的是:从整体上讲,吉奥诺是一位传统型作家,但在第二阶段,他越来越经常地采用现代派小说的方法和技巧。这种方法和技巧的运用,突出地表现在《坚强的灵魂》(1950)和《挪亚》(1948)两本小说里。《坚强的灵魂》是吉奥诺所写的最紧凑、最难懂的一本书。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夜之间,但这一夜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讲,却充满了极其丰富和不断增加的回忆。所有事件、地点和时间,都被故意打乱了,只是隐隐约约能找到头绪。整部作品就像伦勃朗的一幅油画,运用了明暗对照的手法,明的部分即故事的主线,暗的部分是大量令人意想不到的插叙或对某一细节的发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能跟着连续不断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细节走,直到读完之后掩卷思考,才看清油画的全貌即整个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泰莱丝与丈夫菲尔曼合谋,企图杀死公证人努曼斯,以获取其地位和财产,但因夫妻双方利害冲突,她反而设下种种圈套,最终杀了丈夫。作者所表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在利益驱使下所暴露的狡诈、耐心和残忍的本质。《挪亚》则是一部写小说家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吉奥诺把让吉奥诺的个人生活,他作为作家的生活,他刚刚完成的《一个没有欢乐的国王》中所有人物应该持续下去的生活,以及他还没来得及描写的他周围许多人物的生活和他在马赛公共汽车里所观察过的几十个乘客的生活,统统糅合在一种淹没了作家现实环境的纷至沓来的幻想之中。这本小说没有获得读者的好感,因为他们什么也没读懂,他们在琢磨题目是什么意思。只有行家们才领会吉奥诺的真意:小说家的心灵像挪亚方舟,囊括着整个世界,因为他的创造力是永无止境的,他的想象虽然是从现实中得到启示,但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再现现实。作者本人就是挪亚,他拥有一艘巨大的方舟,那就是他的生活、幸运和心灵,他满怀自豪和喜悦带领我们畅游他的方舟。这本小说是吉奥诺思考和反省的产物,也是他的一种间歇,一种休息。而后,他就开始制订和实施前面提到的轻骑兵史诗系列的宏伟计划了。
由于轻骑兵史诗系列采用了司汤达作品中的编年体方法以及吉奥诺对司汤达的推崇,许多人都拿吉奥诺与司汤达对比,竭力从吉奥诺的作品中去寻找司汤达的风格,甚至认为吉奥诺风格就是司汤达风格。这未免流于简单化和肤浅。真正深入研究过吉奥诺的评论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的确,吉奥诺所采取的现代派手法、他对司汤达的钦佩以及他杰出的叙述才能,都促使人们做出这种恭维他的对比。然而,我们越是发现司汤达的作品生硬、简练、准确,就越是觉得吉奥诺的作品柔和、丰富、曲折。他们的作品只是语言很相似,而风格和写作方法则不同。这对他们两人都很好,因为,如果吉奥诺是司汤达再世,那就太遗憾了。他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我们赞赏。[v]
[i] 法国《大百科全书》第九卷第5423页,拉罗斯图书出版社197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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